旧档案中记述的有关章节

旧档案中记述的有关章节

2007年9月，我在整理灵武园艺试验场（以下统称园艺场）原始档案时，看到了1964年“四清”运动时一位叫贾仁怀的职工写的题为《思想检查》的汇报材料。几张发黄变脆的纸张记叙了贾仁怀曾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反右派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从1958年3月到1961年11月，被送到宁夏西湖农场劳教，历经了3年零8个月的劳教生涯。这份《思想检查》真实地记录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发生在西湖农场的几件事情。在一种沉重压抑的心情中，我摘录了贾仁怀先生《思想检查》中的记叙。

劳动强度大

劳教犯人每10人组成一个组，从中间选一个组长负责10人的日常管理，西湖农场主要是农活，犯人每天在队长的带领下劳动，队长是农场委任的正式管理干部。劳动时间没有具体规定，每天天亮时出工，太阳落下时收工，西湖农场的水田多，春夏季主要活计是稻田薅草。劳教犯在队长及管理人员的眼里是“公开跳出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坏人”。他们的一举一动受监视和管教，对他们管理的方针是：强制劳动，接受改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他们有病或身体不适是得不到同情和怜悯的。在长时间弯腰薅草情况下，有的人晕倒在田里，不仅不能休息，还要遭受队长等人的辱骂：“装他妈什么死狗！”清醒后必须劳动。秋季到了收割季节，那时正逢大炼钢铁阶段，大部分劳教人员随同职工在山上实施“钢铁元帅升帐”大炼钢铁，留在农场的劳教犯少，更增强了劳动强度，每天每人必须完成收割一亩一分稻田的定额，完不成必须接受体罚，不允许回宿舍，因此，每天基本要收割到月亮升上来，才能完成定额。

饿死的恐惧

到了1960年，遇到三年低标准的岁月，农场劳教人员的生活极为困苦，每个劳教犯的口粮标准是每月15斤，还是未加工出来的粮食。由于缺少粮食，定量标准太低，饥饿难耐，劳教犯人开始想办法找吃的东西，只要是能果腹的物品，能填胞肚子，则不管什么都吃，最主要的是收割水稻时偷吃生稻粒，以至很多劳教犯拉不出大便，便用指头去扣或用柴棒往出扒，拉出的大便糊着血。如被发现偷吃生稻粒的情况，队长要狠狠地咒骂：“你们是属牲口的吗！”饥饿和疫病也蔓延在劳教农场。为了保住性命，人们想尽办法去找吃的，有的偷吃伙房的烂菜叶子、菜帮子、菜根，有的在野地里拔野菜吃，甚至在吃后中了毒。出去劳动逮住什么都往嘴里填，地里的生玉米、生豆粒、生稻粒，渠里的小鱼、青蛙，野滩上的野菜，牲口棚里的油渣、马料，都成为果腹的食品。什么都敢吃，什么也想吃。饥饿也使他们的胃变成了空洞，好像什么都能装进去。

条件反射的哨子声

西湖农场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队长和管理人员有体罚犯人的权利，轻则骂，重则打。犯人都很害怕，每天上工，哨子一响必须马上出工。时间长了，甚至形成了这样的情景：夏季晚间打雷闪电下雨，劳教犯根本听不见，睡得昏天黑地，但队长的哨子不管什么时间吹响，那尖厉的声音却使他们如雷贯耳，醒得很快，动如脱兔。

斯文扫地

低劣的生活水平，失去自由的环境，人们在西湖农场已没有了体面和斯文。特别是进入自然灾害的年代，吃饭的时候人要生存争夺食物的本性暴露无遗，吃饭时颗粒必争。劳改犯在劳动中出现问题可以默默地挨着队长的骂，接受管理人员的体罚，挨上打也不敢吭一声，但是打饭时少盛一点稀饭，馍馍掉了一块，竟能和炊事人员吵上一架。就连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也顾不了体面和斯文。曾有儒雅学者风度的银川技校的教师廖某，每次吃饭的时候，他的半碗饭要泡四五次水，以增加饭的体积，每顿饭他都细嚼慢咽，半碗饭两个小时才吃完。

医生的特权

在西湖农场劳教犯最欢迎的人是医生，因为他们有一种“特权”。虽然这些医生也是被劳教者，但因为懂医术，到场后仍然放置在医生这个岗位上。当时西湖农场的医生叫张英敏，东北人，系兰州铁路局医生，也是反右派斗争中被送往西湖农场劳教的。说起他们的“特权”，是因为医务所有一种特制的“复康丸”，是西湖农场用豆粉和土制糖揉到一起自制的药丸，每个半钱多重。在当时，这种药丸实际是一种治疗饥饿最好的“药品”，到了医务所看病，若能要上几粒“复康丸”，用张贤亮先生的话来讲，那真是“祖宗有灵”了。因为医生有这种“特权”，所以很多劳教犯都想和医生拉关系，去医务所看病，弄几粒这种“救命丸”。

死人的情况

由于饥饿，西湖农场大部分人的身体开始浮肿，双腿肿得明晃晃，用手一按一个坑且很久起不来，有些人脸上浮肿得非常厉害，双眼如同两条缝。在宿舍里有些人腿肿得连炕也上不去，上炕时必须蹬着一块土坯往上爬。夜间起来小便，身体发麻头发晕，起来后必须靠着墙休息一阵才能摸索着下炕，有的人干脆就尿在炕上。夜间是很可怕的，很多劳教犯都是在漆黑的长夜里死去，第二天被人发现抬了出去。自1960年春季开始，每天都有死亡者。西湖农场三站有劳教犯400多人，到了1961年10月竟死去了100多人。工作环境的艰苦，生活条件的低劣，饥饿如魔鬼一般开始索命，连续不断地死人，使人人自危，生怕朝不保夕。每天连续往出抬死人，这种阴森恐怖的情景，使西湖农场笼罩着一种严酷肃杀的气氛。贾仁怀当时是组长，每天早晨抬便桶时，很难分配让谁去抬，有时两个人连便桶也抬不动。

埋人的过程

在那个年代，劳教犯死在农场是十分平常的事，每天都有死亡者。开始埋死人还弄个薄皮棺材装殓，埋人的坑边插个牌子，写上死者的姓名。后来连续死人，数量多了，没有木头做棺材，就直接抬出去埋在高一点的渠上，也不插写姓名的牌子了。到了冬天，土太硬，挖个浅浅的坑，草草地掩埋，上面放上一块砖，划上死者的姓名。开始埋人还给尸体穿上衣服，后来竟发生了有的农民把死者衣服扒下来，拿到旧货市场上去卖或换粮食，场里决定干脆死了人连衣服也不给穿，就拉出去埋掉。由于冬天挖的坑浅，天暖和后，尸体腐烂发臭，周围种田的社员很是不满，到场部提意见，领导又安排劳教犯把尸体挖出重埋。劳教犯体力很弱，在重新掩埋时，纯粹敷衍了事，把尸体挖出后，有的尸体腐烂，肉和土已粘在一起，面目全非，只好乱埋一通。一些领尸的家属到现场后，看到到处是低矮的土堆，没有姓名标记，找不到自己亲属的坟墓，内心焦急。如有知情人指点，确定位置后，挖出的尸体赤裸着身子，面目全非，腐烂发臭，惨不忍睹。很多家属非常气愤，纷纷向上反映此事，有的还上书中央和自治区一些部门。过了一段时间，上级一些部门派人到西湖农场查询此事，埋人才算正规操作，仍做了薄皮棺材，给尸体穿上了衣服进行埋葬，并插上书写了姓名的牌子。

造假情况

掩埋西湖农场劳教犯尸体的事被上级知道后，得知上面要来检查，西湖农场制定了很多对策，组织了劳教犯把冬天掩埋的尸体全部挖出来，穿上库房里遗留下来无人认领的旧衣服进行埋葬。指示医务所的医务人员制作死亡人员病例和填写死亡证明书，内容大致是某人某月得了什么病，吃了什么药，注射了什么药剂，某月某日病情加重，经抢救无效死亡，填写上几人在场的证明书。把假情况制作得天衣无缝。上级虽然检查了几次，但西湖农场是一个特殊的劳教农场，也没有任何部门去认真落实查询劳教犯家属反映的情况，最后的结局也是不了了之。可怜的是，死到西湖农场的很多冤魂是不能知情的。20世纪60年代，运动频繁，甚至扩大化，有很多被关押的劳教犯所谓的“罪状”都是人为制造的冤案、错案，有些甚至是为完成运动指标而被定性为坏人送到西湖农场劳教的。

看了贾仁怀先生《思想检查》中关于西湖农场劳教所的记述，使人感到毛骨悚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那艰苦的岁月中，曾经留下了许多被粗暴撕裂的人格印记和烙在历史章节上沉重的伤痕。回顾历史，在那特定的环境中，不知多少人都遭受了非人的磨难，在西北一隅的西湖农场劳教所，那些小人物的命运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