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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文文献载体形制

时间:2022-01-2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近现代流传于彝区的彝文文献载体形制主要有纸书、皮书、布书、岩书、瓦书、木牍、木刻、金石铭刻、印玺等。有的彝文文献抄本还采用大量的插图,插图有单色或多色。在彝文文献木刻本中,《劝善经》是字数较多,刻印较精而有代表性的一部。目前,不少彝文文献收藏单位均收藏有此书。彝文共230字,主要表述了彝族安氏土司建祠铸钟,祈求祖宗神灵庇佑之愿。石刻彝文文献在滇、川、黔三省彝区都有发现。

近现代流传于彝区的彝文文献载体形制主要有纸书、皮书、布书、岩书、瓦书、木牍、木刻、金石铭刻、印玺等。其中绝大部分为纸书,纸书包括抄本与木刻印刷本两种。

抄本:彝文文献抄本大多由毕摩(祭司)世代传抄流传,用纸多为土纸和绵纸,用毛笔或竹签从左至右直书。文体多属五言句,一般没有断句,用一似带尾云朵图符或三角符号表示某段完结。有部分抄本是先用黑墨或红黏土研成的红墨在纸页上分划若干纵格,再将彝文直书在格内,据说此是简束书的遗式。有的彝文文献抄本还采用大量的插图,插图有单色或多色。多色插图一般先用黑线勾画物体轮廓,再用黑、红、黄、白、蓝等彩色添色。插图有的是配合书本文字内容而绘,有的则与内容无关,仅做一种装饰而已。

彝文文献抄本均无“前言”“后语”,书名则根据全文内容,不加任何修饰,简短而朴实,准确地予以命名。绝大部分不署抄者姓名和年代,即使偶尔有之,所署年代一为当朝皇帝年号的汉音彝写,此种多见于清代抄本。另一为十二属相纪年。从现存并署有年号的抄本来看,仅少部分为明代,大部分则属清代。

木刻印刷本:迄今发现的彝文文献木刻本,仅有云南武定的《劝善经》(亦称《太上感应篇》)、《神威经》和《哎哺洁净经》,红河的《妮节审》(《道德经》)、元江的《色尾处莫》(意为“做人之理”),四川凉山的《玛木特衣》(教育经典),贵州的《摩史苏》(毕摩用书)。在彝文文献木刻本中,《劝善经》是字数较多,刻印较精而有代表性的一部。此书系用绵纸印制,用丝线装订成蝴蝶装本,全书共59个印版(每版两页)共118页。此书印行数量较大,旧时武定、禄劝、元谋等县彝族毕摩几乎人手一册。目前,不少彝文文献收藏单位均收藏有此书。仅北京图书馆馆藏就有16本。此书没有署译者姓名和雕刻印刷年代,根据马学良先生对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彝语词汇、语法结构、作品风格,以及彝文字等研究,判定其约于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左右雕刻。

皮书:即书写于畜、兽皮革上的彝文文献。据贵州威宁县民委介绍,一个名叫威廉·梅斯的法国军人,曾于1872年从威宁彝村掠走了一份书写在羊皮上的彝文抄稿,该皮书还用红颜色勾画人物图案作为边饰。目前间或可见的皮书,仅是用作书本包皮的羊皮或麂皮上写有书名一类。

布书:目前能见到的所谓布书,仅是有些彝家堂梁挂红布和财门布上绘彝族八卦图的同时写有彝文,以及作为书本包皮的布面上写有的彝文书名。

岩书:据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民研所师有福同志等撰《弥勒原始崖画的发现及其内涵》一文载(参见《红河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在南盘江东侧海拔1800多米的高山悬崖之间,1982年发现金子洞坡崖画,1983年发现高甸红岩崖画。1994年年初,有关研究人员对上述两处崖画作实地考察时,又发现老虎山崖画。三处崖画画迹均系用手指或树枝蘸赤铁矿粉与动物血、植物汁等调配成紫红色绘制而成。其中金子洞坡画面长10米,高3米,绘有古朴粗糙的人物、太阳等图形,并于画面左上角有五个彝文大字,汉意直译为“默逃三岩度”,意译为“默部(彝族古部落名)后裔阿哲逃难于三岩生存”。老虎山崖画则是在一岩石洞穴内,画面以人物、动物、供品及十四个彝文组合成整体,彝文可意译为“觅食求生洞穴居地摆献生神至上”。根据云南沧源、广西右江等崖画的图像、颜色、风格、内容比较,他们认为弥勒崖画更为原始,推断作画时间约在3000年以上,甚至更早。

瓦书:据报道大理巍山有唐代的有彝文字瓦出土,一般民间则用石灰浆在板瓦凸面书彝文“福、禄、寿、喜”等字,用作正屋厦沿盖瓦,此类瓦书在武定、禄劝彝村偶有可见。

木牍:即书写在木牌上的彝文资料。此类木牍一为灵牌,云南弥勒县一带彝族多在木牌上用彝文写亡者姓名及生卒年月,作为灵牌供奉;二为咒牌,四川凉山彝族在举行驱鬼祭仪时,多在木牌上画鬼像,背面写有彝文咒语。

竹简:曾于1985年得悉云南宣威县有彝族毕摩珍藏有彝文竹简,未待前往实地考察,却闻该毕摩所居彝村失火,彝文竹简连其他抄本遭火焚尽。其后作者在武定万德亲睹一付用于占卜抽签的陈旧竹简,一面分别刻有彝文序号,另一面则书写对应的彝文解语。

木刻:彝文木刻一为前述的彝文文献木刻印刷雕版,目前所见有现存北京图书馆的《劝善经》印本雕版,以及云南元江县洼洷乡邑慈悲村民何长安珍藏的《鱼尾处莫》印本雕版。《鱼尾处莫》印本雕版原有40块,现存25块。每块长18厘米,宽26厘米,正反两面均刻有彝文,每面分两页,现存部分共一百页,总计1500余字。

金石铭文:即铭刻于金石上的彝文文献。其中金属铭文主要是铜器铭文,现收藏于贵州大方县的罗甸水西铜钟最具代表性。此铜钟体高135厘米,口径110厘米,厚1厘米,重约300千克。钟面铸有彝汉文合璧铭文,因汉文注明其铸于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而被称为“成化铜钟”。彝文共230字,主要表述了彝族安氏土司建祠铸钟,祈求祖宗神灵庇佑之愿。

石刻彝文文献在滇、川、黔三省彝区都有发现。滇、黔两省彝区彝文石刻大都可推算或署有镌刻年代,而四川凉山一带的彝文石刻多不署镌刻年代,一般刻于大石头上且字数较少,刻工较粗糙。就目前尚存的石刻彝文文献来看,可分为摩崖纪念碑、乡规民约碑、墓碑、指路碑、地界碑、山神碑等几类。

摩崖:彝文摩崖多是彝族土司自颂历代兴隆之事,如著名的云南禄劝镌字岩彝文摩崖,刻石面长178厘米,宽70厘米,彝文从左至右直书,32行4个段落共563字。记述了宋代云南大理段氏政权时期,号称“雄冠三十七部”的罗婺部酋凤氏自其祖阿而至益振共12代间的兴盛史。根据方志汉文史料比照研究,此摩崖镌刻于明嘉靖十年(1531年)。又如云南元谋县江边乡卡莫彝村旁,当地有一俗称“石城花园”的岩壁上,摩崖彝文120字,内容为武定县环州李氏土司自颂其家道兴隆事,旁有题于清康熙年间的八首汉文七言绝句,署名“环州主人”或“环居主人”,彝文摩崖年代亦当为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再如贵州纳雍县治昆区坡其乡扯拨箐岩上的彝文摩崖,刻文石面高118厘米,宽62厘米,镌刻有彝文510字。记述了当地彝族卜氏,为“修路者寿长龄高,子孙延嗣”,在近邻的赞助下,于扯拨箐大河上建桥的经过。该摩崖镌刻于清乾隆二十九甲申年(1764年)仲冬。

纪念碑:此类碑刻也是一般刻文面积较大,字数多,记述了一定的彝族史实。如现为贵州大方县文物所移藏的“妥阿哲纪功碑”,残余刻文179字,记述了蜀汉建兴年间,彝族酋首妥阿哲在诸葛亮南征时,“献粮又通道”助征有功,受封爵禄之事。

乡规民约碑:云南武定县发窝乡大西邑村中,原立有一高约150厘米,宽约60厘米,用彝文刻述的乡规民约碑,内容为全村共同严格遵守公山封山规约,保护乡土,抵御外人入侵等。此碑于“文化大革命”中被移作沟桥,后裂碎而不存。

墓碑:这是彝文碑刻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多见于滇、黔两省彝区,四川凉山彝区则少见。这与各地彝族葬俗有关,滇、黔两省彝族从明末清初以来多行土葬而立有墓碑,凉山彝族则一直行火葬,一般不立碑留名。据初步调查,贵州已发现彝文墓碑250多块,云南发现700多块,仅楚雄彝族自治州境内即查明500多块,其中绝大部分在武定县境内。彝文墓碑的内容大多为详略不同的家谱或先祖创业经过、墓志等。

地界碑:此类碑刻数量较少,但滇、川、黔三省均有发现。如四川西昌市北山有彝族罗洪家开拓土地的石刻彝文地界碑多处;云南路南县北小村的彝文地界碑,刻明该村地域的四至;云南禄劝县云龙乡安则箐的山崖上有一方彝文摩崖界碑,用以武定、禄劝两县划界。

山神碑:此类碑发现数量亦较少,一般立于山神象征物的前面。如武定县东坡乡矣木古彝村后山供奉有一石虎,其基座前立一彝文山神碑,共30字,内容为石虎是该村山神,祈求虎神保佑全村人丁兴旺、六畜安宁、五谷丰登;该县发窝乡康希德彝村后山山神树前供立一碑,除彝文碑文外,还于左右两侧刻有彝文对联一副,其汉意左联为“祈求山神验”,右联有“保护子孙昌”,横批为“祷神如在”,彝文碑文共105字,内容与对联相对应。

印玺文:印玺的质料有木、铜两种。明末清初,在现今建水的临安府,进行科举“乡员”考试中,设有汉文和彝文考试,汉文考“乡员”,彝文考“毕摩”,凡通过“毕摩”考试中举者,颁发毕摩铜铃,并于毕摩所用抄本上加盖临安府汉文府印和彝文府印,承认其有资格行使司祭之职。这种曾加盖有临安彝、汉文府印的彝文文献,目前在滇南一带偶有可见。

作为彝族传统文化的结晶和重要载体的彝文文献,以其丰富的内容涉及了彝族古代社会的各方面,客观地反映了彝族社会发展历史,它是彝族特定社会历史的产物。由于彝族社会发展史上未曾出现过巫史的真正分离,彝文文献多由彝族巫职毕摩的传抄而世代传承下来,并且多用于巫事,这是世界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原始共性。

对于彝文文献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前人曾在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过各自的看法,清道光《大定府志》卷四十九《水西安氏本末》附录“土目安国泰所译夷书九则”中说:彝文“书籍有曰命理,言性理者也;曰苴载,记世系事迹也;曰补书,巫祝书也,曰弄恩,雅颂也;曰怯杰,讽歌也;又有堪舆禄命书。”安国泰将其所见的彝文文献按内容大体分为六类。19世纪末,法国天主教神父保罗·维亚尔来到云南路南县彝区进行传教,此间他搜集了大量的彝文文献,发表了有关研究文章和著作,同时编纂出版了《法罗字典》,并将他所见彝文文献按天主教观点进行分类。(1)创造说,世界的开始、人类的由来;(2)人类的三体合一反抗神圣的三体合一;(3)世界的大旱时代;(4)世界的洪水时代;(5)世界的黑暗时代;(6)人类的救援等六类,这显然仅依据彝文文献中有关创世神话的时间顺序来分述。法国少校多龙曾于1906年至1907年率队考察滇、川、黔彝区,其间将大量彝文文献盗运回国,并对其所了解的彝文文献内容分为:(1)家族谱系,(2)洪水传说,(3)人类分布说,(4)计数术,(5)飞禽走兽述录,(6)山河记录等六类。以上对彝文文献的分类,因仅据一地之见,未能概括彝文文献的全貌。

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马学良先生深入云南武定、禄劝、宣威、寻甸等彝区,对彝族的宗教礼俗、语言文字进行调查研究,并对其在武定禄劝收集到的彝文文献(现藏于北图、台湾中央研究院等地)进行分类。(1)祭经,即作斋经、作祭经、百解经、除祟经;(2)占卜经,即膀卜经、鸡骨卜经、签卜经、占梦经;(3)律历;(4)谱牒;(5)伦理;(6)古诗歌及文学;(7)历史;(8)神话;(9)译著等共九类。由于马先生调查的深入,并身体力行地研习彝语文,接触和掌握的彝文文献量多且内容丰富,他的分类简明,基本反映了彝文文献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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