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在陇原大地的红色足迹

　　孔瑛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一九三四年十月起始于红都瑞金的长征，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也许是件遥远的事情了……

　　七十年的岁月，超越了一个甲子。今天，走在长征路上的诗人说：“地址都成了遗址，笑容都成了遗容；长征是他们的苦难，苦难是他们的光荣。”是的，站在历史的天空下，遥望七十二年前瑞金那个深秋的傍晚，八万六千多名中央红军，在夜色迷蒙中分批撤离的情景，至今还萦绕在依然健在的一百多位红军老战士的眼前。但是对于这次月光下的悄然行军，当时，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清，这次红色远征目的地在哪里。当他们在经历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经历了一次次党内斗争的考验，经历了雪山草地饥寒交迫，经历了上百条江河湖泽洗礼，经历了上百座高山险峰磨砺，经历了六百多次大小战役、战斗浴血，经历了途中掩埋20多万战友的尸体悲烈，经历了十三省（区）长达二万五千里多里的转战之后，他们终于领悟了这次战略远征的意义。一九三六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在甘肃会宁实现了三军会师，胜利完成了向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转移。面对长征的胜利，当时鲁迅就曾预言：在中国工农红军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将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主席就曾指出：“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自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问世之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事件，就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了世人所关注的话题。从此，长征也就成了中外文学艺术家力图追踪探索的永恒课题。有人做过一个统计，自1938年《西行漫记》出版之后，关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书籍（仅指中文版）就达一万六千种以上。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长征，是伴随了我们一生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经典。听长征故事，读长征书籍，走长征道路，学长征精神，做红军传人，是几代中国人坚持和实践的人生课题和理想追求。正是这些不胜枚举的优秀的长征作品，以其特有的精神和魅力，影响了一代代中国人的世界观。

　　虽然长征作为中国革命史上伟大的历史事件，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了，但是长征却以它特有的战争魅力和永远鲜亮的精神光焰，绵延不断地感动着中国、感动着世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史学家、文学家们的后来之作，似乎在诠释着这样一个道理：并非所有存在过的历史都能轻而易举地转化为成功的作品，某些历史遗留的课题往往需要经过沉淀和透析，经过分解与整合，以及有适宜的社会环境，方能获得成功创造的契机，这也许就是长征精神能够永远鲜活的原因。纪念长征胜利七十周年前夕，仅是我们兰州军区的作家群就先后推出了《红色远征》《三十三孔窑洞与红色的中国》《大会师》等一批关于长征的作品。近几天又读到了兰州军区战斗文工团创作室公丕才同志的新作《红脚印》，让我们再次感到：长征不仅是个永远鲜活的话题，而且长征仍有着许多前所未闻的故事。

　　《红脚印》，是作者今年完成的三部长篇纪实文学（不久前出版的前两部分别为《英雄先遣连》和《边地母亲》）作品之一，也是作者为纪念长征胜利七十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红脚印》是一部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在甘肃为主要内容的历史性报告文学作品。作者在当年红军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上，选取了（一九三五年八月至一九三六年十月）一个最具代表性的阶段、一个最具闪光性的局部、一个最有说服力的结局。众所周知，甘肃是红军长征途中，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等主力全部经过的唯一省份，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会师的地区。同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许多重大决策、重要战役、重大事件，诸如“俄界会议”、“哈达铺会议”、“榜罗镇会议”、“腊子口战役”、“会宁会师”等，都发生在甘肃境内。从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红二十五军进入两当地区开始，到一九三五年九月红一方面军进入甘肃境内，再到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胜利会师，一年多时间里，数万红军将士的足迹踏遍了陇原大地的山山水水。从陇东到陇南，从陇中到河西，到处都留下了红军将士的红色足迹。因此，红军长征在甘肃，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富有独特华彩的乐章。

　　说实话，在我刚刚拿到《红脚印》的书稿时，曾担心红军长征在甘肃这段历史，是我们的党史、军史上有过详尽的记载的历史阶段，作者还能写出什么新的东西来，很可能也是应景之作的“冷炒饭”。但是读完《红脚印》之后，才发现担心是多余的。因为作者明白，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在甘肃之所以还有再写的价值，就是因为它还有潜在的隐秘，还有一些决定红军全局命运的细节和一些历史真相还有待发掘、有待揭示。因此，作者给《红脚印》的首要任务就是用史学家的眼光，去“挑剔”、去“甄别”原有的长征“资料”，尔后才是文学家的精心架构和精美的叙述。我们知道现有的长征“史料”，虽然堆积如山，但不少距今年代久远，而在当时不间断的跋涉与战斗中，经历了长期的岁月的风化，给长征本身，同时也给一些长征“史料”蒙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同是长征的亲历者，由于所处地位不同，视点与感情的差异，对某一事件的记述也不尽相同。至于几十年后的补记、回忆，失误或许更多。在查阅资料时，常常发现同一事件，却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当然，也许正是由于有了种种不一致的说法，不能定性的结论，才使作者的想象和判断能力有了驰骋的空间。有些问题在《红脚印》中仍然是不确定的，诸如他写“哈达铺的报纸”、“杨土司的隐秘”、“长征诗的诞生地”、“单家集的炸弹”、“会师地的选择”等，作者都是采取了几种说法以最为史学界认同的一种为主，其他几种并举的方式，而不是消极地去绕开。其实，对于枝节问题绕开也是无碍大局，重要的是决不能以讹传讹，更不能为了制造阅读热点而轻率地使用那些似是而非的“资料”，努力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争取最大限度的真实。而对于那些目前仍然无法确定，必须姑且绕开的细节，作品提供给读者的则是足以展开历史审美的庞大的信息源。

　　作者公丕才是学历史和新闻出身的军旅作家，在做人为文风格上一向坚持“宁可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写的绝不半句空”。在他的《红脚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在浩瀚的长征史料中，精心搜索出相同时空之下不同的历史巧合和差异，采用了大跨度、大跳跃、大呼应架构模式，进行跨越时空的拼接。从《红脚印》的章节题目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如：毛尔盖张国焘搅黄《松潘战役》计划，双石铺红二十五军长征先行进入甘肃；两当县城红二十五军打响入甘第一枪；川西北的沙窝会议上党中央举旗北上，毛泽东率右路军进入松潘草地；徐海东和刘志丹拥抱陕北高原；毛泽东与张国焘分庭抗礼巴西；岷县哈达铺毛泽东一张报纸定方向，陕北永坪镇徐海东土窑迎娶周东屏；蒋介石的飞机一路炸弹追到单家集，毛泽东镇定自若马背上赋诗六盘山等等。同时，作者还用“站在历史的天空下”和“走在今天的大地上”两条基本的线路，在历史与现实的时而分离、时而交织中，努力追寻着史料的真实和叙述生动。十多年来，作者曾利用多种机会，从红二十五军入甘的两当大地，到徐海东拥抱刘志丹的永坪会师广场；从川甘边界的达拉沟谷，到中央红军胜利到达的吴旗；从毛泽东张国焘分手的巴西，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会宁，进行过多次“有意无意的旅行”，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这是他能够在《红脚印》中，自由地站在历史的天空下，时而用文学的语言去报告历史的真实，时而又行走在今天的大地上，用史学的眼光去关照文学的审美的成功之因。

　　真实的魅力和文学的魅力水乳交融，是纪实文学的基本特征。在纪实文学作品的创作中，真实的不一定都是美丽的，而美丽的必然是真实的。《红脚印》就是用史学和文学双重的审美价值的追求，来实现精确的考证，精巧的结构，精美的叙述。读过《红脚印》，大有一种听人说书的感觉，那一篇篇真实中的生动叙述，即使是在合卷之后，你的眼前还会浮现出徐海东、周少兰的战地浪漫，刘伯承、汪荣华的陇南婚礼，以及为彭总送密码的朝鲜将军武亭，面对敌人的枪口高唱花儿的苏维埃主席张老五，甘陕交界山沟里给红二十五军卖羊、杀羊的陕北商人，达拉沟给红军放粮的卓尼土司杨积庆，还有毛泽东主席高吉村的房东、腊子口的乡长等诸多人物形象。正是这些细节的生动叙述和人物的细致刻画，才使得《红脚印》在同类题材的作品中，突现出了难得的可读性和真实性，就像是一位历史老人慢慢向读者摊开的掌心，展示给你的是岁月的经略和生命的感动，让你也在不知不觉地去领略真实，领略凝重，领略悲壮，领略惊愕，领略浪漫，领略感动……

　　《红脚印》一书，是甘肃省和兰州军区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推出的重点献礼图书之一，书中使用了数百幅图片，全书图文并茂。其实出书的目的就是通过重温长征历史，继承和发扬红军精神。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未到中国之前对长征曾经就作过这样的比喻：他认为“长征有如犹太人走出埃及，汉尼拔翻越过阿尔卑斯山”。但是等他走完长征路之后，他自己又否定了这个比喻，说：“长征是不可比拟的，长征是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奇迹，是人类信念的丰碑。”的确，红军长征作为军事史上鲜有其匹的伟大壮举，是连接着中国的过去与未来的蕴涵丰厚的历史事件，其蕴涵的精神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珠穆朗玛峰。今天我们回忆长征、纪念长征，就是要更好地继承和弘扬红军长征精神，把红军长征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一代又一代传下去，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长征路上，把长征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自觉化作推动我们各项事业前进的巨大力量，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公丕才的《红脚印》，告诉我们的长征，仍然是前所未闻的故事。

　　读后之感，权且为序。

　　2006年9月20日于兰州

　　孔瑛  兰州军区政治部主任  中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