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氏名宦竞风流

皇恩宠赐，石牌楼透露出哪些家族隐秘？身为史官，傅永鳞为何会选择私修明史？历经浩劫，四箱珍贵文物怎样重见天日？

位于石家庄西北的灵寿县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千年古县，古老的中山国，为这里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而灵寿县的北关村，更是一个颇具神秘色彩的村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从明朝永乐年间直至今天，这个村庄一直人才辈出。其中，村里的傅氏家族，在明清两代就走出了二十多位达官显贵。这个一直备受上天眷顾的村庄和有着传奇故事的傅氏家族，一直以来在人们心中，都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在北关村一千二百九十多口人中，约有一半的村民姓傅。傅氏家族自明朝永乐年间至清末的五百多年里，达官巨儒，代不乏人。其中，担任尚书、兵部侍郎、指挥使和将军等职者就有二十余人。一个如此显赫的家族，在世事变迁、朝代更迭当中，是如何经久不衰的呢？北关村村南这座默默矗立了三百七十年的石牌坊或许可以告诉我们答案。

傅氏牌坊记辉煌

灵寿傅氏石牌坊是当年崇祯皇帝御赐给傅家的，为的是表彰当朝兵部左侍郎傅永淳的功绩，敕封其祖孙三代“三世如其官”，并敕建牌坊，以示恩宠。整个牌楼典雅而恢宏，为四柱、五楼、三重檐仿木结构透雕而成。拱部布局匀称，斗昂端严，严丝合缝。三层横梁以流云图案为主，云中鹤、丹凤朝阳分布其中，特别是流云图案，给人以流水行云之感。在四柱两边的尖石上还雕有大小不同、形态各异的狮子，各以站立、坐卧、跃扑、抚戏的姿态活跃石上，栩栩如生。正中匾额有楷书“三世中枢”四字，笔锋刚劲、刀法流畅。民间曾流传，在刮风的夜晚，可以听到牌楼上石雕算盘珠被风吹动而发出来的清脆响声，足见人们对石牌楼工艺的赞美。从这座历经三百七十多年风雨的牌坊上，我们既可以读出傅氏家族的点滴，也能感受到崇祯皇帝对傅家的宠爱之意。傅氏家族绵延数百年，见证了明清两代王朝的世事兴衰。追寻着历史的足印，可以追溯到这个家族的显赫时光。

⊙ 傅氏牌坊

在石家庄周边，大部分居民都是由山西洪洞县迁徙而来的，但北关村傅氏家族却是个例外，他们来自南京上原县。灵寿傅氏的始祖和第二代传人，都曾担任锦衣亲军指挥使。公元1421年，明永乐皇帝迁都北京时，傅家第二代传人傅才护驾北迁，奉命卜居灵寿北关，后代子孙繁衍至今二十余世。傅氏一世、二世都以武功起家，在朝廷做官。但傅家此后的三代人，却都归隐乡里，远离政坛；傅家的第六世直至十六世，都选择了读书做官的道路。

傅氏家族，是当时的名门望族，明清两朝出了几代名宦，其中最显赫的是一对父子，也就是明吏部尚书傅永淳、清太子少保工部尚书傅维鳞。皇帝宠赐的三世中枢石牌坊，表彰的就是傅铤、傅永淳、傅维鳞祖孙三人。

忠正廉洁傅永淳

先来说说傅永淳。傅永淳是傅家的第九世传人，他天资聪慧，读书过目不忘，天启年间，不负众望，高中进士。

后来贵为尚书的傅永淳，是一步步脚踏实地从底层做起的。1622年，三十六岁的傅永淳出任湖北房县县令。上任之初，他看到的房县土地贫瘠，人民生活极其贫困。经过调查，傅永淳召集民众，开渠三十六堰，灌田数万亩，使这里的旱地变成水田。从此，房县的农业有了很大发展，百姓受益良多。

一个官员是否得民心，常常可以从离任之时百姓的表现窥知一二。傅永淳在湖北任房县县令五年后，因父亲病逝不得不返回家乡。他离开房县时，当地百姓上演了这样的一幕：上万的房山老百姓对他依依不舍、攀车嚎泣，一直远送三百多里。

回灵寿老家服丧三年期满后，傅永淳再度为官，这次他出任山西芮城县县令。芮城，是个出盐的地方，百姓多受苛捐杂税之苦。原来，过去的官吏不但对活人征税，对死亡的盐民也同样要征税，让老百姓苦不堪言。

傅永淳到任之后，马上清理造册，验明流亡人口，减免人丁税赋，深得民心。在房山和芮城两地当县令时，两地百姓都为傅永淳修建了生祠，足见百姓对他的敬爱。

17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正发生急剧变化。关外，满洲铁骑虎视眈眈；关内，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大明王朝已是朝不保夕。明崇祯七年的夏天，关中地区阴雨绵绵，在陕西、四川、湖北交界处的车厢峡，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主力被官军团团包围，战事一触即发。

⊙ 傅永淳像

时任陕西巡抚史的傅永淳，向五省总督陈奇瑜建议，认为连日的阴雨天，起义军的刀剑都锈蚀了，甲胄也都淋坏了，正是趁机剿灭的好时机。但是陈奇瑜却置若罔闻。不久，义军派出代表前来诈降，陈奇瑜竟高兴地接受了。傅永淳又劝道：几十万人无法妥善安置，况且没有遭到重创，怎么能保证他们是真心投降呢？傅永淳力主尽快剿灭，但是，固执而怯战的陈奇瑜再次否定了傅永淳的正确意见。

就这样，起义军从容走出大山，经过短暂休整后，忽然突围向西而去，攻城略地，势不可挡，官军瞬间转胜为败。

傅永淳哭着给崇祯皇帝上疏，列举了十大罪状，弹劾陈奇瑜。虽然后来陈奇瑜被撤职查办了，但是他的错误决策已经造成官军错失良机、起义军东山再起的严重后果。这起明末著名的历史事件，把本来已经摇摇欲坠的明朝政权推向了死亡的深渊。弹劾陈奇瑜，让傅永淳名震朝野，不久，他就被调到京城，先后在太仆寺、太常寺、兵部、都察院担任要职，深受朝廷信任。

在傅永淳担任兵部右侍郎期间，崇祯皇帝表彰傅家忠于朝廷的功勋，因傅家连续三世做京官，而敕建“三世中枢”傅氏牌楼于灵寿北关，也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石牌坊。整个牌坊的修建用了两年多时间，直到崇祯十四年，也就是1641年，牌坊才矗立在世人面前。而此时，傅永淳也早已卸任归家。

傅氏牌坊修建的这两年多时间里，也正是明王朝日益走向衰败的最后阶段。崇祯十三年三月，傅永淳晋升为吏部尚书，管理全国的吏治。上任之初，他希望自己能为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力挽狂澜。在当时复杂的形式下，傅永淳依然在做着很多努力。

在行将灭亡的明王朝末期，作为吏部尚书的傅永淳依然坚持自己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的为官之风，大刀阔斧地整治腐败吏治，因此得罪了一些权贵。同年十一月，仅仅做了八个月吏部尚书的傅永淳被迫辞官，回到了家乡灵寿，闭门谢客，教育子孙。

⊙ 崇祯皇帝像

傅永淳回到家乡的第四年，大明帝国就土崩瓦解了，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族入主中原，一个崭新的时代在刀光剑影中降临了。明朝灭亡后，傅永淳果断地带着全家逃到海岛上避难，清朝剿灭了李自成之后，他一家才从海上返乡。

据说，清朝大将们追剿李自成败军的过程中，在灵寿看到了崇祯皇帝给傅家立的石牌坊，就知道傅永淳是一代名宦，于是就请顺治皇帝诏他进京。顺治皇帝刚刚进关，急需汉族的文官，他颁诏让傅永淳及其长子傅维鳞进京为官。但是，目睹明朝灭亡的傅永淳，找出各种理由，拒绝在清廷做官。就这样，傅永淳在家以耕读为乐，颐养天年，于康熙六年病逝，享年八十二岁。

艰辛修史傅维鳞

当年，傅永淳辞去吏部尚书，告别钩心斗角、互相倾轧的官场返回故乡时，和他一起返乡的还有他的长子傅维鳞。

傅氏家族在清朝历代为官者数人，其中，最杰出就是傅永淳、傅维鳞这对父子尚书。傅维鳞是傅氏家族的第十代，他从小聪颖好学，和父亲一样有着读书过目不忘的天赋。

和父亲不同的是，傅维鳞生长于明末清初改朝换代的特殊时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踏上仕途，施展才华，注定了傅维鳞不平凡的一生。

在明朝政权已经内外交困、危机四伏之际，而立之年的傅维鳞进入当地的恒阳书院，由于勤奋好学，深受先生赏识。他与魏裔介、梁清标等六位同窗好友并称为燕赵七才子。

清朝定鼎中原后，重开科场。顺治三年，已经三十八岁的傅维鳞进京赶考，高中进士。第二年，傅维鳞顺利担任翰林院编修，由此开始踏上仕途，顺治十八年迁工部尚书。

纵观傅维鳞的一生，可讲述的事迹非常多，最值得一提的是他所编修的《明书》。

⊙ 傅维鳞像

傅维鳞精通经史，著作颇丰。他所撰写的鸿篇巨著《明书》共一百七十一卷，是记载明代历史的史书，这部史书编修的背后，还有这么一段故事。

当年，傅维鳞初入仕途，就开始参与明史的纂修工作。但是没过多久，踌躇满志的傅维鳞就郁闷起来。原来，当时清朝统一的战争还没有结束，朝廷对于修明史并不是很重视，况且当时修史的方法，只是从《明实录》中去摘抄史料，然后用抓阄的方式来分配工作，每个修史官分到二十年的工作量，然后每个人从《明实录》中摘抄这二十年中的重大事件，其他的史书一概不许看。而且，每个人除了自己编修的二十年，其他的也一概不许过问。

对于这样的修史方法，傅维鳞是很不满意的。因为他知道，《明实录》经过几次改修，里边也有很多内容是经不起推敲的。傅维鳞觉得自己身为史官，就编二十年这样一点点史事，没有尽到史官的责任。后来，傅维鳞曾经这样描述他当年在翰林院的心境：“清署余暇，素餐抱愧，伤大官之坐糜，悲岁月之流迈。”对现实的失望让他十分伤感，作为史官的责任感又让他寝食难安，于是，傅维鳞决定凭借自己的力量去独立完成一部明代的信史。

就这样，夜以继日、呕心沥血的私修明史工作开始了。傅维鳞的儿子在后来回忆父亲修明史时，描述说：父亲“手不释卷，笔不停挥”。傅维鳞自己也作诗：“一室膝穿榻，劳劳手不停，计功惟卷帙，入梦每家山。”这些都反映出傅维鳞当年修史工作的艰辛和一丝不苟。六年的默默耕耘结出累累硕果，一部一百七十一卷、一百六十五万字的恢宏巨著，凭借傅维鳞一己之力，以罕见的速度，在一个史官手中诞生了。

《明书》，记述了自元朝天历元年（1328年）至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百余年的历史，是第一部明代全史。《明书》的价值虽然难与张廷玉主持编纂的正史《明史》相比，但其中的史料，可补充正史之不足。

关于傅维麟，还流传着许多故事，这些故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

顺治十年，傅维鳞因直言冒犯权贵，被封为东昌府兵备道，驻守山东临清。山东临清地处水路要冲，各路大军经常过境。傅维鳞对于军需措置得当，不向民间摊派粮草，当地百姓非常感激。一年之后，山东出现大饥荒，傅维鳞施粥放赈，安顿逃荒的贫民。

傅维鳞发现，此前山东官僚到处吹牛，要大兴屯田，每年垦荒增加耕地多少亩。各州县每年征调大批劳役，毁林垦荒，实际上根本无法耕种，反而成为百姓的一大负担。傅维鳞深入实地，了解百姓疾苦，搞清了所谓屯田背后的腐败和祸国殃民的弊端，并给朝廷上奏《屯田苦民书》，揭露弄虚作假的屯垦之劳。顺治皇帝起初不信，仔细看了傅维麟列举的实例和数字，这才下诏废除山东的屯田劳役，使百姓安居乐业。傅维麟出任地方官两年，“治行为天下第一”。两年后，傅维鳞因为政绩突出，被提拔回京任职，深受顺治皇帝赏识，屡获升迁。

顺治十六年冬季，傅维鳞为修母亲的坟茔回到故乡灵寿。他见家乡连年灾荒，赋役沉重，民不聊生，就据实上书朝廷，请求免除赋税。皇帝诏准废除灵寿县水冲沙压的荒地二百八十六顷六十亩，永免赋银三千四百六十九两。

一年后，傅维鳞回朝官复原职，不久升工部尚书。一次冬天大雪，他上朝时摔伤左臂，皇帝多次派内臣前去慰问，又派御医诊治，伤势稍有好转，傅维鳞又前往清东陵督建孝陵，积劳成疾，于康熙五年回到家乡休养。第二年正月，年迈的老父亲傅永淳病故，傅维鳞因为哀伤过度，病情加重，主持料理完丧事，他已经是“鸡骨支床，药饵无效”，在父亲死后的四个月，傅维鳞也在灵寿北关病逝，享年六十岁。

大学士户部尚书李蔚在为傅维鳞撰写的墓志铭中，高度评价了他的一生：“傅氏名宗，前有显德，乃公承之，其望益赫，起家史翰，终为大臣，民怀其德，帝赉其诚。”

傅维鳞病逝时，年仅十四岁的康熙皇帝惊闻噩耗，为傅维鳞亲笔御书了一篇祭文，如今，这篇珍贵的祭文仍然保存在傅氏后人手中。

珍贵文物代代传

如今，当年皇帝御赐修建的石牌坊，已经成为灵寿傅氏家族的一座精神丰碑，它承载着一个家族的历史和荣耀，也令今天的傅氏后人倍加珍惜。

傅氏牌坊早在1954年就被列为省级重点保护文物，大部分人从牌坊里，看到的是历史的沧桑；但也有很小一部分人窥视着它的文物价值。

2005年大年初一这一天，正当人们欢度新年的时候，早已对牌坊垂涎三尺的文物盗窃分子动手了，石牌坊上一头栩栩如生的石狮子被盗，与其相对而坐的另一尊石狮子，四肢部分也遭到了严重毁坏。

牌坊被不法分子破坏，这让傅氏后人很是担心。随后，北关村的范云凤老人，萌生了自发看护牌坊的想法。每天早晨天还不亮，范云凤老人便起床走出家门到牌坊前检查，看上面雕刻物有没有丢失。以前，常有一些孩子爬到石狮子上嬉戏玩耍，自从范云凤老人看守后，再不允许孩子爬上去玩。

这几年，当地文物保护部门为保护石牌坊不被破坏，还在石牌坊四周圈起了铁栏杆，禁止人们到牌坊下近距离观赏。但即使有了这样的保护措施，范云凤老人依然不改初衷。范云凤老人说过，有生之年，就要把石牌坊坚持看守下去。

这样一个读书做官延续四百余年并且史有记载的望族，有显赫的牌坊，也必然有一批珍贵的书画、家谱、著作传世。然而，多年以来，人们却并没有见到多少相关的实物，不但普通老百姓感觉蹊跷，在史学家心里，这个傅氏家族的历史也都隐藏着无数个未解之谜。

谜底是由家族内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解开的。那是1999年春节前夕，这位替傅家担惊受怕保管文献几十年的老太太终于打开了四个箱子，使傅家传承几百年的一批家谱、画像、墨迹、著作手稿重见天日。

这位老人的儿子傅亿文回忆说：“这些宝贝都是文革期间保留下来的，我母亲把它们放在木箱子里，平时都舍不得动。”傅亿文是北关村傅氏第二十代孙，母亲去世后，她保存过的傅氏家族的诗文著述、手稿墨迹、家乘和祖先画像等，就由他拿起了接力棒，悉心守护。

经初步研究，这批文献内容涉及明清的历史、地理、经学、文学、书法、方志、民俗、杂技等方面，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如今，灵寿傅氏祖先的全部历史文献分别被傅亿文等三位傅氏后人保存。

除了前面所说的大量傅氏先祖的诗文著述、手稿墨迹、傅氏家乘外，这个大家族还保存着许多圣旨。其中，明清两朝皇帝颁发的有关傅氏的圣旨多达四十六道，至今，保存完好的圣旨有十一道。在遗存圣旨中，尤以康熙为太子少保工部尚书傅维鳞颁发的《谕祭文》最为珍贵，这道圣旨历经三百三十余年，虽稍有破损，但字迹清晰，图案完整。

⊙ 范云凤

傅氏家族在古代是名门望族，如今依然德泽绵延。据北关村村民们介绍说，灵寿傅氏后人遍布海内外，有的在上海等地经商，有的在上海外资企业工作，有的在美国从政，甚至曾有人官至州长一职。

傅氏先祖为今天的北关村赢得了盛名，作为北关村历经明清两代而长盛不衰的名门望族，傅氏先祖们忧国忧民的仁人之心、耿直廉政的可贵品质、乐善好施的为人之道、谦恭礼让的君子风度，也让今天的人们无比钦佩。

这正是：

灵寿傅氏多名宦，忠信孝义世代传，

三世中枢留牌坊，七旬老妪藏书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