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老虎”的学问

“黑老虎”的学问——李鹤年与碑帖及甲骨鉴定

章用秀

我与李鹤年先生素有往来。他本是在战争年代为革命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老“地工”，却长期蒙受不白之冤，遭到不公正对待。记得“四人帮”倒台以后，饱经磨难的李鹤年刚从葛沽归来，住在重庆道一间5．7平方米的楼梯间里，日间常为落实政策而奔走，笔者也曾为他助过—臂之力。1982年4月，应天津日报朱其华先生之约，笔者曾为已故老画家姜毅然和李鹤年各撰一文，刊登在同一版面上，并配以二位先生的书画佳作。1989年底，李鹤年在天津市民俗博物馆举办他与其弟子的书法篆刻作品展览，笔者得以—饱眼福，遂在报端发表《云鹤游天 群鸿戏海》的文章，评析先生暨弟子的艺术特色。多年来，笔者与李鹤年或当面交谈，或书信往还，联系未断，故而深知这位学者和书家的人品与造诣。

李鹤年作为老一辈书法家，他那典雅清秀、格局优美、气势贯通的书法艺术，独树一帜，久负盛名，而他鉴定碑帖及甲骨的经历和成就却鲜为人知。其实，在李鹤年看来，鉴定与书法本就是相辅相成的，没有金石鉴定本领便够不上高水平的书法家。他对鉴定一道不但情有独钟、眼力也非同寻常。长期以来，他广泛搜集甲骨、青铜器及汉魏六朝和隋唐石刻拓本，考据甲骨、金文和碑帖，研究文字源流，写下了很多颇有价值的金石考据和鉴赏方面的论文，且著有《书法知识概要》、《五体书沿革》、《中国书法史讲话》、《蹇斋文摘》等书。现在，他是天津市文史馆名誉馆员、南开大学名誉教授、天津市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茂林书画进修学院副院长。因年事已高，身体欠佳，李先生已谢绝一切应酬，专心著书立说。笔者为全面了解他在碑帖及甲骨鉴定方面所走过的道路，最近又与他进行了几次长谈，获益匪浅。

一

李鹤年，号蹇斋，祖籍浙江绍兴，1912年旧历三月初三生于天津，自幼酷爱金石书法。19岁那年，经光明汽水厂（山海关汽水厂前身）经理张捷三和书法家甘眠羊引荐，与其弟延年一起拜津门耆旧孟广慧为师。

孟广慧，字定生，是清朝末年的一个穷秀才。此人家学渊源，8岁能写擘窠大字，12岁能摹写何绍基书法。他既是近代津门临摹北碑南帖的名手，又是鉴定碑帖文物的行家里手。老先生尤精于金石考订，且眼界开阔，对各种碑帖、字体了如指掌。当年张捷三买到一套《三希堂法帖》，共32册，请孟题签，孟共题写32签，字体无一相同，略微懂得书法的人一看便知道哪个签是学谁的字。东门里的一家裱画铺存有郑板桥的书法四尺中堂，这件作品字字传神，只是残缺一笔。主人请孟先生补上这笔，孟毛颖一挥，那一笔重重落在纸上，人们一看，竟与郑书浑然一体，天衣无缝。李鹤年对孟广慧甚为折服。他在向孟老先生学习书法的同时，也学习金石碑版鉴定。他每日必到先生家中，除带着他的习字作业请先生指点，还带着他在劝业场、天祥市场买到的碑帖、书画、文玩请先生评析鉴别。每遇典型碑帖，孟先生总是不厌其烦地讲这个刻石的某个字在哪个年代剥落了，某个拓本在什么地方动过手，何处有减挪，何处有补墨，墨色是什么年份的，等等。李鹤年边听边记，碑帖鉴定知识日渐丰富。

不久，李鹤年又通过孟广慧的关系，认识了著名的考古学家王襄（字纶阁，号簠室）和王钊（初名衡，字燮民，一字雪民）。王氏二兄弟对甲骨、金文、碑帖考据之学功力深厚，李鹤年不断向他们请教有关金石鉴定的知识。他鉴定甲骨及摹拓甲骨拓片最初就是王襄老先生传授给他的。

数年以后，李鹤年在碑帖鉴定方面又得到了知名鉴藏家方若（字药雨）先生的指教。方若曾考订过大量汉唐碑版，著有《校碑随笔》一书，专论各碑字画损泐年代。该书以石鼓为肇端，按年代往后排列，对其所见之碑，根据字画的剥落变化判断各自年代。《校碑随笔》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上海书画社王壮弘作了增补，定名《增补校碑随笔》。李鹤年与方先生过从甚密，在方的帮助下，李鹤年潜心研究考订碑刻的源流、时代，鉴别拓本的种类、真伪，考察文字的内容，对各种碑帖的发展演变及重刻、翻刻和伪刻情况有了更深的了解。他还经常将自己的碑帖藏品请方先生鉴定，有的方还亲笔作了题跋。

李鹤年既搞鉴定，亦重收藏。早年其父李家骥对栽培鹤年、延年兄弟不惜钱财，寄予厚望，不但供他们读书学习，对于他们购买碑帖书画的要求从不拒绝，即使生活拮据也要挤出钱来。李鹤年成年后，在学校当教员。此间，他又用自己的工资积蓄购买了诸多的碑帖珍品。他几乎每天都到天祥市场和其他碑帖文玩商店，凡碑帖拓片，不管是原拓还是印本，只要没有就买回家来。数十年的苦心积累，使他的收藏日益弘富，成为天津碑帖文玩的收藏大家。其收藏除书籍若干卷，所藏甲骨400多片，均为《甲骨文合集》收录；藏有青铜及汉魏晋唐石刻墨本七八千纸，并作了编号。其中经苏子瞻藏北宋拓《琅琊刻石》经多人鉴定推为海内第一，经傅青主藏初拓汉《曹全碑》原为王懿荣旧物，宋拓汉《孔宙碑》碑阴字字清晰世所仅有。至于影印善本之精之多，更无论矣！

购藏碑帖文玩，是李鹤年提高鉴定水平和识别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这个过程中李鹤年接触到许多鉴定古玩碑帖的行家，也增长了不少见识。北京琉璃厂的庆云堂和观复斋是专门买卖碑帖的店铺。李鹤年经常流连于此。庆云堂的经理张彦生、观复斋经理胡介眉因精于此道，新中国成立后均为著名的碑帖鉴定专家。由于常来常往，李鹤年早就同他们结为挚友，同他们一起探讨碑帖的优长真伪。庆云堂、观复斋的师兄弟和其他爱好者与李鹤年亦多有往来。李鹤年从他们那里也学到一些碑帖鉴定方法。

俗话说：见多识广。李鹤年的成功，从根本上说，在于他的起点高、涉猎广。他学习鉴定与研习书法共同起步，并且相互融合；收藏与鉴定并行不悖，并且相互促进。鉴定为他奠定了坚实的书法基础，书法又促使他更深入地从事鉴定；收藏使他的鉴定具备了丰富的资料，鉴定又增长了他收藏的眼力和层次。这就是李鹤年的道路，这是他在治学和艺术上不断拓展的基本因素。

二

言及碑帖鉴定，先得弄清碑帖的概念。何谓碑？李鹤年说：“碑原指没有文字的竖石。后来指刻有文字竖立起来作为永久纪念的石头。广义上泛指刻石、碑、碣、墓志、塔铭、造像、石阙、摩崖、题名、画像题字等刻有文字的石刻，狭义上是指许多石刻种类的一种，一般可分为碑阳、碑阴、碑侧、碑额、碑座等。”何谓帖？李鹤年说：“从狭义上讲，名家写的诗文、信札、帛书等墨迹手书称为帖；从广义上讲，凡供习字者作为范本的拓本或影印本统称为帖。”李又说：“碑帖合在一起讲，则一般是指石刻、木刻前人或名家法书墨迹的拓本或印本。拓本一般是指用纸墨从铜器、石碑拓印出来的文本。历代碑帖真本不仅是研究书法的重要资料和习字临摹的范本，而且是非常可贵的历史文献资料，历来为书法家、史学家、收藏家所重。鉴定碑帖主要是与墨本打交道，所以有人戏称其为‘黑老虎’的学问。”

李鹤年结合个人收藏和自己考订碑帖的体会，讲述了唐代以来碑帖的墨色和传拓特点。

“唐拓的碑帖很少，或者说基本上没有。有正书局出版过唐拓《九成宫醴泉铭》石印本，我看未必可信。敦煌石室出的《温泉铭》、《化度寺碑》，我只见过印本，并未见过真正的拓本。还有所谓唐拓柳公权《金刚经》，也只见过印本，究竟可信不可信难以定论。近人李宗瀚收藏有所谓唐拓虞世南《夫子庙堂碑》，是在日本印的，翁方纲题字为‘唐石本’，是否唐拓，不好定论。也许是陕西人翻刻的。”

“宋拓的碑帖。有浓墨的，也有淡墨的。浓墨的拓本距今天已有九百余年，墨色已不完全是黑的，微微有些泛蓝，那颜色美极了！尽管是浓墨所拓，但并没有盖上纸纹。”李鹤年取出他精心收藏的宋拓《琅琊刻石》真本给我看，阳光下观察，墨色果然发蓝，而且纸的纹理仍然清晰可辨，后面有王襄、方若、启功、谢稚柳等鉴定家的跋。李说：“琅琊刻石原在山东诸城，现收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史载，秦始皇东巡刻石有《峄山》、《泰山》、《之罘》、《琅琊》、《东观》、《碣石》、《会稽》，均秦相李斯所书。现在除《琅琊刻石》十三行和《泰山刻石》九个半字，其余原石均已不存。有人认为《泰山刻石》是翻刻的，容庚曾对它作过详细考证。这本宋拓《琅琊刻石》不但比今存的琅琊原石的字迹清楚得多，而且比其他宋拓本都要精良。据张彦生讲，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所见到的大陆公私收藏的宋拓《琅琊刻石》共有十份左右，此本当推第一。”

“淡墨的宋拓本是用淡墨直刷下来的，操作起来比浓墨拓本省事。”李先生取出宋拓的东汉《孔宙碑》指给我说：“这是淡墨的宋拓本。从墨色来看，颜色较淡，而且不光亮，有些地方似乎还有刷痕。孔宙原碑仍在曲阜孔庙，这个拓本上的泐痕比现存之原碑要少得很多。”

“明拓本大多是用烟青拓的，墨色显得浓重厚实。”李鹤年取出他收藏的明拓汉《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铭》。此碑简称《史晨前碑》。《史晨碑》有前后两面，两面都是正文，与碑阳碑阴不一样。李先生的《史晨前碑》装裱考究，为罗纹纸挖裱，不见口，封面有收藏家张廷济题签，前后还有一些鉴定家的题跋和印鉴，可谓流传有绪。李说：“这就是用烟青拓的，墨色看起来比较粗重，纸纹已经露不出来了，可见与宋拓本是有差别的。”

我问：“当初您买这东西花了多少钱？”李说：“买拓片花了60块现大洋，裱工也是60块，共计花了120块现大洋。现在这种东西实在太少了！”

“清朝的拓本从墨色上讲，可分为两种。—种是用墨拓的，这种拓本稀少而名贵；另一种是用黑煤烟子拓的。为什么用黑煤烟子拓呢？这是因为用墨拓研墨费事耗工，用黑烟子拓可减少麻烦，较为省事。特别是摩崖之类大的石刻，多数是用黑烟子拓的。”先生用他的清拓隋《龙藏寺碑》和刘宋《爨龙颜碑》做了个比较，说：“前者是清初墨拓的，看起来有光泽，显得又活。后者是用黑烟子拓的，看起来发滞，没有光泽。黑烟子的拓本，若摸起来手指沾着黑色说明它年代较近，手指未能沾上黑色说明它年代较远。这个《爨龙颜碑》的清拓本，你用手摸它不会沾上黑烟子，说明它的年代比较靠前。”

碑帖拓本传拓的年代愈早愈有价值，愈精愈可宝贵，残处愈少愈为鉴家所重。故而，碑帖伪造、涂改、翻刻的现象古今有之。李鹤年认为，碑帖的作伪主要有填蜡、剪移、描墨、染旧、通身补墨几种手段。

他说：“所谓填蜡就是在原碑的残破处补蜡。比如某碑的某字某笔在过去的年代有剥损，作伪者在拓碑之前用蜡将这个地方补上，然后再拓，以此冒充旧拓本。这种拓本墨色相同，初学者比较难分辨。所谓剪移就是把拓片上的字剪下，使之变换位置。比如拓片上的某字多处出现，这同—个字，有的损坏了，有的没损坏，作伪者在装裱时将损坏的字剔除，把没有损坏的字剪下，移到损坏的位置上，将其替换为完整的字，以此证明拓本年代久远。所谓描墨是在拓本上残缺的地方补墨。这种方法比较拙笨，不及补蜡的手段高明。所谓染旧就是将新拓本染成旧的颜色，而后再动手补墨。所谓通身补墨就是把拓本上所有残破的地方全部补墨，使得墨色一致，这与在某一地方描墨又不同了。这种手法颇容易将行家蒙骗。北京有位叫朱翼庵的先生，他收藏的几件碑帖都很不错，惟有一石鼓拓本却是通身补墨的伪品。这个拓本凡过于残缺的部分均被作伪者剪掉，其他地方全部补墨，通身墨色一致，干净利落，乍看起来过瘾极了！以后，这位先生才发现它是通身补墨伪作，于是出让给南开大学的—位教授。开始这位教授也认为这拓本是真品，喜欢得不得了，不久也觉得不对。看出了其中的破绽，后又转让给了别人。后来，我用很少的钱将它买到手，不过是留作辨伪的参考而已。可见作伪者的伎俩不是轻而易举就能识破的。”

“刚才我讲的只能算是部分的作伪。另外还有全部的作伪，那就是翻刻和伪刻。”

李先生说：“原石已毁或早已失传，因而重刻的叫重刻本。原石尚在人间，因路远拓之不便或因年代太久字迹模糊缺损，作伪者依照旧拓本另刻一石以充原石，在翻刻的刻石上拓出的拓本叫翻刻本。翻刻本，凡原碑尚在，字画错误又多者，不但毫无价值，而且造成谬误流传，对此必须严加分辨。但是，我们对翻刻本也不能一概排斥。有的原碑早已不存而翻刻又精者，对书家和研究者仍有价值可言。三国时吴国有《天发神谶碑》，因断为三段，又名《三段碑》。此碑原在江苏江宁县学，清嘉庆年间毁之于火，早已不存。后人依原拓本在黄泥墙上翻刻，称之为‘黄泥墙本’。‘黄泥墙本’最能传真，现在如能买到《天发神谶碑》的‘黄泥墙本’也是很不错的。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保护石刻，有的碑不允许再拓。当地人用石膏抹在石碑上，翻出与原石相同的石膏模型，在模型上拓出拓片。我认为这种拓片不能归于伪造，也值得珍惜。那年我去山东开会，到掖县云峰山参观，北魏《郑文公下碑》就在这里。当地朋友送给我的一些云峰山摩崖拓片便是这么拓的，我一直将这些拓片当作真品对待。”

“我再说一说伪刻”，李先生又说，“伪刻即伪造的石刻，是根据书本上的资料杜撰成文，而后书写刻就。伪刻本无原石，是彻头彻尾的伪造，伪刻的拓本作为赝品，无任何价值可言。如《朱博残碑》被标榜为汉碑，后来连作伪的人都承认是他们生造出来的。有的伪刻连石头、石纹和凿刻均往旧上去作，不但出售伪刻拓本，有时索性连伪造的石刻也拿去卖钱。还有些伪刻不是现在才有的。如30年代出土的所谓东汉《营陵置社碑》，便是民国二十年山东宋某的伪作。可是某些出版社却未辨真伪，将其错当范本收入《汉代刻石隶书》中公开出版，对临池者贻误不小。当然也有的伪刻是有相当水平的。像所谓唐欧阳询《黄叶和尚墓志》也属伪刻，但字写得确实不错，吴玉如先生非常喜欢。他说：‘尽管是假的，但是学欧能学到这个地步，还是不多见的。’然而，伪刻毕竟是旁人生造的，学习书法和研究文史断然不可以此为凭。”

“至于影印本和石刻本，作伪的情况亦非少见，然它与碑帖拓本的作伪又有不同。”李鹤年举例说：“新中国成立前上海艺苑真赏社的主办人秦文锦专事书画碑帖之影印，其《艺苑真赏集》先后出版了三百多本，发了不小的财。其实，该社影印的碑帖几乎全都动过手。秦当年买了许多碑帖拓本，影印之前将拓本上模糊不清的文字巧妙地描上墨，印出的本子就是另外一种样子了。其他出版者，如有正书局等，也大抵如此。殊不知作这种手脚骗得了外行却骗不了内行，可谓心劳日拙。因为某些碑刻的残缺和漫漶是被许多人考证过的，绝非将某一字、某—笔添补上就能将人蒙住。你补了这处，另一处没补，便自然露出了马脚。可见，对影印本和石印本的碑帖更要多留一个心眼儿，不可轻易相信。”

三

碑帖既有真伪，就要用科学的方法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去分析鉴别。那么鉴别真伪应从何入手呢？李鹤年认为：“一要注意碑帖的风神。伪作的东西因年代较近，没有古代石刻的风神和那个时代的味道。无论作伪者技术多高，终归受时代的限制，作不出原石的韵味。二要注意字划的力度。真品上的一字一划，不仅有神，而且有力。伪刻的碑帖，字划大都缺乏力度。三要注意石刻上的泐痕。碑帖在刚刚镌刻的时候，是清清楚楚的。经过多少年的风吹日晒和各代人不断摹拓，石刻的某些部位便自然剥落，形成石花石痕。这种石花石痕天然自如，无斧凿痕。作伪的人专意模仿泐痕，作出石花石痕的样子，但无论如何也像不了。四要注意字形的大小。伪造的碑帖，其字形也与原本有区别。我们在鉴别碑帖时可以与原本相对照。当然这个原本必须可信，并且是原大，年代较早。”

用什么方法去鉴别呢？李鹤年认为，可以借鉴中医用药的方法。他说：“中医用药讲究‘君臣佐史’，所谓‘君臣佐史’，就是开药方时以哪位药为主、哪位药为辅，要有一定的法则。鉴定碑帖也可以借用这几个字。‘君’即个人要有主见，要有眼力；‘臣’即旁人的意见，前人的见解；‘佐’即以别人的意见作为自己的参考和附加部分；‘史’即最后的决断。在这里，最主要的是自己有独到的见解。旁人提供的意见、老师的教导、书本上得到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均不可替代自己的判断。书上记的或旁人讲的，大多是碑帖上的某一个字何时残缺、泐痕如何，其他地方不见得涉及，这就要靠自己去掌握了。因为善于作伪的人总会把一般人都知道的泐痕和字划伪装得很巧妙，却往往忽略那些不被人注意的地方。如果自己没有长期的积累和主见，伪品中那些细微的漏洞便难免不从你的眼皮底下滑过去。”

李鹤年说：“碑帖的鉴定是一门复杂的学问，它牵涉面甚广。学习鉴定必须多读书，对历史学、文字学、印章、书法、绘画、雕刻、纸墨等有一定的素养，视野一定要开阔。并且，在博学多闻的前提下，大量接触拓本、印本，研究碑帖的发展变化和自身特点。”对如何提高自己的鉴定水平，李鹤年总结个人的经验，提出“五多”的要求。即多看权威性的碑帖、多将各种碑帖进行比较、多领略名人的题跋、多接触高明的人、多向专业人员请教。

（一）多看权威性的碑帖。鉴定拓片和印本，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哪块碑什么时候断裂、焚佚、损坏，以及损坏了哪几个字、哪几笔、在什么地方、泐痕等等，都要有深入细致的了解。而要了解这些，必须以权威性的碑帖作蓝本。权威性的蓝本就是没有动过手的、靠得住的拓本。比如原碑是什么格式、什么地方残缺、字画大小等诸多方面均是本来面目，没有一处作假。多接触这样的拓本和印本，你对某一碑刻便有了一个百分之百的可靠印象，凭着这种可靠的印象再鉴定这种碑就有了准确的标准。合乎这个标准的就是真的，不合乎这个标准的便是有问题的。

（二）多将各种碑帖进行比较。一个碑帖鉴定者必须掌握相当数量的碑帖资料，当然若是自己的收藏品就更好了。拥有的实物多，我们可以把同一种碑帖的几个拓本或印本进行比较，一处一处地比，一个字一个字地比，拓本可与拓本比，印本可与印本比，印本也可与拓本比。在比较中，我们便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出入。即使是同一时代所拓，也有不同之处。这除了因拓手高低、纸张厚薄、墨的轻重造成的不同情况，也能从中反映出碑帖本身的真伪。只有多比较、多记录，才能发现它们的微妙变化，进而作出真伪优劣的正确判断。

（三）多领略名人的题跋。名人对碑帖的题跋往往不被人注意，其实题跋对鉴定者来说非常重要。现在，有的出版社在印制碑帖时为了省纸，将一些名人的题跋砍掉了，使鉴家失掉了一个研究碑帖年代、真伪的依据。比如有个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汉代的《孔宙碑》，实际是用艺苑真赏社的明拓本翻的。这个碑原拓本的后边有陆廉夫、费念慈、缪荃孙等多人题跋。他们都是很有名望的鉴藏家，这些人的题跋对于我们学习鉴定、辨别真伪极有参考价值。名人题跋的内容很广。有的考证碑的年代，有的评价碑的价值，有的阐述题跋者本人断其为真品的依据，有的记录碑的流传及曾经何人收藏，有的从碑文的内容出发用以印证历史人物和事件，有的指出史书记载与碑文有何出入，等等，所有这些，主要取决于题跋者对哪方面擅长或对哪一点感兴趣。然而，不管是哪方面的内容，只要不是伪跋，对我们都会有所提示，都可以使我们增长见识。一般情况下，藏家请鉴家题跋，必然有藏家认为他的藏品具备名家品题的条件；而名家之所以为其题跋也必然认定这件藏品具有实实在在的价值。这些题跋无疑成为后人研究碑帖真伪的佐证。我有一部清人王昶的《金石萃编》，书中每记一碑，除了载其碑文，还附录有关这个碑的题跋，包括品评、鉴赏、考订、记事等。碑文内容固然可贵，而碑文所附的这些名人题跋更属难得，因为那些题跋确实够我们很好研究的。

（四）多接触高明的人。我所说高明的人，是指对鉴定碑帖确有专长、确有水平的人，是真正称得起收藏家、鉴定家的人。清代的翁方纲鉴定碑帖颇有名气。他见的东西多，眼力很高，但有时也会出毛病，当时有位叫张硕洲的人，对翁方纲不佩服，指出翁在鉴定中的许多错误，而且这些错处确实存在。这说明一个人不管有多么高深的学问、多么高超的见地，在鉴定中也不见得不出现差错。因此，搞碑帖鉴定的人一定要相互尊重，谁的见解高明、谁的意见正确，就要服从谁，而不要迷信权威。

（五）多向专业人员请教。我所说的专业人员主要是指古玩铺中专门买卖碑帖的人。这些人有他们的专长。他们长期与碑帖打交道，见得东西很多，又了解东西的来路。但是，向这些人请教却不十分容易。有的人保守得很，你向他学习，他不教你，生怕影响他的生意。吴玉如先生在世时特别喜欢《元略墓志》，他的学生差不多每人都有这个墓志的拓片。我大约在30年代花了4块现大洋从北京庆云堂张彦生那里买来一套《元略墓志》的拓片。拿回给吴玉老一看，发现是翻刻的。后来才知道，当时《元略墓志》已经有四种翻刻本。可是，张彦生并没有告诉我。那时我还年轻，与他们交往太少，买他们的碑帖也不算很多，他们不向我讲实情是自然的了。以后，我去得多了，他们又看出我是行家，便不再拿我当外人，不但常给我留一些名贵碑帖，还与我一起探讨碑帖的优长和真伪，揭露作伪的秘密。这样一来，确实有利于我个人的提高。

四

关于鉴定碑帖应该注意的问题，李鹤年向我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发生在沦陷期间。那天李鹤年像往日一样来到天祥市场，打算选购几本碑帖。天祥市场三楼有一家书店，叫中西书局，老板叫张致功，大徒弟人称“小段”。走进书店，李鹤年在书堆里突然发现一摞《孔宙碑》的拓片。拓片贴在清朝考科举的大卷子上，看起来很陈旧，上面有魏稼孙的鉴藏印，印章为赵之谦所刻。李鹤年粗略一翻，心里怦怦直跳，觉得这拓片非同一般，却又恐怕卖主要价太高，自己无力购买。一问小段，小段只要两元。稍稍一对付，一元钱便卖给了他。当时，华北使用的是联合储备银行发行的伪币，人称“联币”。“联币”一元实在是太便宜了！李鹤年高兴得手舞足蹈。

其实这份《孔宙碑》拓片是宋拓珍品，显然是书店的人不懂眼，真东西给“漏号”了。李鹤年怎么看出它是“真东西”呢？这与他个人的眼力和见解有关。

《孔宙碑》拓本众多。民国年间，有正书局发行一石印本是用大收藏家端方收藏的宋拓来翻印的。端方在拓本上有题跋，其中提到他那拓本中“高”字的某一笔划宛然尚存，可是这一笔划在明拓极旧本中已泐蚀，“故王文敏公（王懿荣的谥号—笔者）定此为宋拓，盖灼然有见也”。而李先生买到的那个拓本“高”字的那一笔划非但犹存，而且比端方藏本还要清楚。既然端方的藏本是宋拓，李先生的拓本只能早于端方的藏本。像“高”的笔画的剥泐状况是多数鉴家都知道的。伪造者可以有意识地去伪造，故单凭这一点还不足为证。李鹤年又考察并比照其他一些不被人注意的字划，更证实了这个拓本是宋拓无疑。比如碑中有个“贤”字。“贤”的一捺，很多拓片和印本都有残缺，而李先生的这个拓片则完整无残。文明书局当年用俞复的宋拓本翻印的珂罗版《孔宙碑》，上面“贤”的一捺也与李的拓本一样完整。可见李的拓本同俞复收藏的宋拓本完全可以相提并论。

李鹤年买到《孔宙碑》拓片不久，北京观复斋经理胡介眉来到李家。李鹤年将拓片拿给胡看。胡是行家，专门卖碑帖。他端详了好一会儿，连说：“这东西好！够年份！”李鹤年问：“如果有人将这拓片卖给你，你肯出多少钱？”胡说：“我至少可以出800元。”胡接着问道：“你肯卖吗？倘若你这拓片的后面有乾嘉时代人的跋，哪怕是一两段，我可以出2000元。现在联合储备银行的总经理正在大批收购汉碑，我要是卖给他，即使上面没有乾嘉人的跋，或许他也能出个好价钱。”李鹤年不过是试探而已，当然没有卖给他。后来，这个拓本又经方若、王襄、吴玉如等人鉴定，都认为是宋拓，并作了题跋。

第二件事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庆云堂的张彦生在上海花了800元买来一《九成宫醴泉铭》拓片。拓片为宋纸、宋墨且为宋拓，经过诸多名家收藏，只是没有题跋。北京有位鉴藏大家见到后，断为宋拓真本，一定要买。张彦生担心这拓片靠不住，不肯说价钱。对方反认为张奇货可居，欲卖高价，一再往上添价，直至添到1万元。张彦生心里打鼓，心想自己花800元买的，转手卖给人家1万元，干了半辈子碑帖生意，到头来落个谋取暴利的臭名实在犯不上，便索性无偿地捐献出来。事隔不久，一家出版单位以这个拓片作为真本，翻印了一大批字帖。李鹤年刚刚见到这个字帖时，也认为不错，还向学生做宣传，让大家都去买，拿它作习字范本。后来，他对这个拓本产生了疑问。又经过反复研究，他果断地作出结论：这是一个翻刻本。

李鹤年做出如此判断，是经过一番艰辛的考订、比较和鉴别的。为了弄清这个拓本的真正面目，他将自己收藏的20多个《九成宫醴泉铭》的拓本、珂罗版本、石印本全部作了分析研究，并且拿这里的字同那个印本的字一个一个地作了比较。经过对大量字、划和泐痕的分析鉴别，证明眼前这个所谓宋拓本并不是出自唐朝《九成宫醴泉铭》的原石，而是宋代翻刻的《九成宫醴泉铭》。纵观全碑，其宋纸、宋墨、宋拓皆无问题，但只不过是个翻刻本。

李鹤年将自己的鉴定依据，写了一篇长长的文稿，请南开大学的碑帖和版本鉴定家朱鼎镛先生看。朱先生同意李先生的看法，也认为那个本子是宋代的翻刻本。

李鹤年就以上两件事谈了自己的认识。他说：“第一件事说明鉴定碑帖一定要细心观察，既要注意前人的考证过程和结论，熟知碑帖上别人都知道的字画剥落状况，又要将自己掌握的不为他人注意的字画和泐痕进行多方比照，拿出自己的见解，才能看出分晓。第二件事说明鉴定碑帖不可轻信妄听，必须自己占有大量资料，并充分利用这些资料作详尽的考订，对金石碑志本身进行深入的探索，从书法的角度看全碑的风格神韵。没有这些便没有科学的依据，鉴定真伪岂不成了空口说白话，又有谁能信服呢？”

谈到这里，笔者附带向李先生提出几个问题，李鹤年一一做了回答。

问：您知道我当年是学习欧体的，您认为《九成宫醴泉铭》哪个本子最靠得住？

答：最可信的本子是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用宣纸精印的珂罗版宋拓《九成官醴泉铭》，封面有吴昌硕题签。我在天祥市场买到这个本子的第一版，后来送给了吴小如。以后我又买到这个本子的第二版，是李骆公收藏过的，上面钤有吴昌硕给他刻的十几方图章。这两版的印本我都很喜欢。

问：我看您这里的几个拓本，发现有的年代比较早一些的笔画略粗，年代晚的笔画反而细了，这是什么原因？

答：由于原碑在凿刻时，刀子不是直下的，初拓时，碑的本身尚无剥损，拓出的笔画看着略肥，其实是原样。随着岁月的流逝，碑的年代越久，笔画剥蚀程度越大，以后拓出的本子反而笔画细了，其实是失真。过去有所谓“洗碑”，“洗碑”并不是将碑用水洗一下，而是在原碑上重刻，把瘦的笔画刻肥了。这样一来，拓出的本子反更失真，原石也给毁了。

问：我这里有一件旧拓，《魏故司空公兖州刺史张君墓志铭》，您说它靠不住，根据什么？

答：这个墓志我没见过。仅根据它的泐痕不自然、有斧凿痕，我断定它是翻刻的。您看这上面的泐痕是人工做出的，不像是自然剥落的。而且字的本身也不太好。这个墓志并不太出名，但伪造出来也能卖钱。因为作伪者明白，名气太大的东西做出来反而容易被人识破。

问：有的翻刻本、伪刻本上的字本身并不很坏，学习写字的人以这些为范本是否有妨害？

答：我认为不可以。翻刻本、伪刻本上的字没有风神，有点傻傻呵呵的。我们管那上面的字叫做“痴冻蝇”。即像是冬天的苍蝇吃得肥肥的，跳不动了，飞不起来了。这样的字怎么能去学呢？我前面讲的那个《九成宫醴泉铭》翻刻本，字划就有些肥。作为收藏当然不值得，就是作为习字的临本也够不上。况且现在印刷条件这么好，好的印本百分之百地传神。既能买到好的印本，何必去用那种已被证明是失真的翻刻本呢？

问：印本的碑帖是否也有收藏价值？

答：碑帖的拓本自然宝贵，质量好的印本也有收藏价值，尤其是珂罗版印的碑帖。珂罗版是印刷上用的照相版的一种，把要复制的拓本的底片，晒制在涂过感光胶层的玻璃片上做成。好的珂罗版碑帖清晰程度甚高，绝少失真。石印的油墨粗，印出的碑帖不及珂罗版的精细。但好的石印本质量也不错，特别是年代较早的石印本，作为鉴定碑帖的资料，是不可轻视的。有正书局最初的石印本是在日本印的，那种石印本比后来质量不高的珂罗版还要清楚，也是很有保存价值的。

五

前面提到，李鹤年先生在甲骨的鉴定上也是颇有造诣的。借此机会，笔者又请他谈谈有关甲骨的鉴藏问题。

李鹤年在介绍甲骨鉴定知识之前，讲述了他的先师王襄、孟广慧与甲骨的渊源。

“有人说最早发现甲骨的是王懿荣，这是以讹传讹，根本不符合实际。其实最初知道、见到和收购甲骨的，应是孟广慧和王襄。”李鹤年专门画了两份表格给我。从表格上明显地看出：1898年10月，山东潍县古董商范寿轩来到王襄家中，当时孟广慧也在场，范与王、孟谈起一种骨头样子的东西，孟催促范去收买，尽快拿来；1899年秋，范带着他买到的那种东西到天津兜售，孟、王各买一些，世人知有“殷契”自此始；1899秋或冬季，范将孟、王因财力不足而没有买下的那部分带到北京，卖给了爱好金石古玩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1900年夏，王懿荣付给范600两银子，嘱范全数收购，待范回到北京，赶上八国联军入侵，时局已倥偬，王懿荣无心顾及，而此时孟广慧与王襄又收购一部分，价格稍贬，孟还摹过一本贞卜文，王襄借去抄写并据以录入《簠室殷契类纂》。由此可见，孟广慧、王襄知道有甲骨比王懿荣早三个季度；孟、王收购甲骨比王懿荣在先，王懿荣在他们之后，孟广慧和王襄是最早知道、鉴定和收购甲骨的人。

然而，谈及甲骨的发现者，为什么许多中外学者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是王懿荣呢？这主要是由一篇名为《汐翁龟甲文》的文章造成的，可以说是一场误会。

该文有几句这样的话：“戊戌年丹徒刘鹗铁云客游京师，寓福山王懿荣正儒私第。正儒病痁，服药用龟版，购自菜市口达仁堂，铁云见龟版有契刻篆文，以示正儒，相与惊讶”，云云。首先引用这段话的是董作宾。迨1937年4月胡厚宣与董作宾合编《甲骨年表》时，有关甲骨发现一事仍照录董所引《汐翁龟甲文》前次引用的部分。以后此说似成定论，于是辗转流传，相袭沿用。至于《汐翁龟甲文》的全文都谈了些什么，人们不得而知。仅就其所引文章的部分内容来看，也经不起推敲。文中提到的达仁堂，在那时根本就没开业，从店址上看也从未在过菜市口。其他地方也是漏洞百出，自相矛盾。《汐翁龟甲文》据说发表在1931年7月5日北平的《华北日报·华北画刊》第89期。为了弄清真相，李鹤年曾在天津、北京、上海、南京、武汉、西安、济南的地方和高校图书馆去寻找这份旧刊物，均未找见。后又以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名义向香港中文大学曾主编《金文诂林》的周法高先生发信询问；通过香港友人给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曾编过《甲骨文字集释》的李孝定转过信；还曾多方面托人在日本设法寻找，也都未得回音。至此，人们不得不怀疑究竟有没有这么一份材料。即或果真有这么一篇文章，汐翁何许人？至少不是个研究甲骨的，因为在《龟甲文》之后，就再没有其他关于这方面的论著。也许是个新闻界人物，旧社会个别新闻工作者的态度不一定端正，其所言未必完全可信。可能为了补空，就不负责任，不深查究，把一些传闻写了出来。

对此种种情况，李鹤年作了详细的考察，于1984年10月应河南安阳殷墟笔会之约，撰写了《孟广慧、王襄、王懿荣与甲骨》的论文，用大量不可辩驳的事实，澄清了近代文化史和考古学史上这段穿凿附会之说。

由于受到孟广慧、王襄两位老师的启蒙和熏陶，李鹤年在年轻时代也着力搜求甲骨，并对甲骨文作过考释，与胡厚宣、商承祚、陈邦怀诸位甲骨文专家深交已久。他收藏的甲骨共计430片，大都来自先生孟广慧之手。孟故去后，李通过茹芗阁掌柜杨富村购得。对此，雷梦辰在《津门书肆记》记曰：“现代书法家李鹤年，昔年孟氏之学生，多受其秘传奥诣，今谓书法之门第也。李氏酷嗜金石，因深爱孟氏之甲骨文，但恐犯师颜，终未敢开口。孟故后，李氏以重资托杨氏代购之。”新中国成立前，无论他生活多么窘迫，多么需要金钱，这批甲骨亦未曾出手。

李鹤年珍藏的甲骨都是最早出土之品，有的文字甚精，至今视之，仍属难遇。他回忆说：“1939年春季，天津藻玉堂书店新到两部罗振玉编印的《三代吉金文存》，金致淇用自己的古琴加现金换去一套，我买了一套。当时陈邦怀先生正住贵州路，他是丹徒人，于金石甲骨眼界甚高，常来我家翻阅此书。他收吉金拓本4000余种，我约3000种左右，我两人所藏可补此书未收的100多种，拟编《三代吉金文存续编》。此时，陈先生正请北京拓工拓其所藏甲骨，拟编《甲微室藏龟百品》，知我所藏甲骨之精，便提醒我说：‘我在家乡时原藏有甲骨二三百片，颇不乏珍品，惟不曾施墨，后毁于兵燹，连个拓本都未曾留下，至今思之尚觉憾然！目前时局动荡，你所藏甲骨该急于拓墨，勿步我后尘，悔之不及。’我颇以为然。正计议之中，天津发大水了，不惟甲骨不及施墨。《三代吉金文存续编》也未曾着手。”

新中国成立以后，李先生出于爱国之心，将珍藏的430片甲骨，自己留下30片．那400片决定交国家入藏。他写信与郭沫若先生联系，郭回信介绍他与文化部联系。他带着400片甲骨和郭老的信函一并交给文化部的傅忠谟同志。后来李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大约在1951年初，带着400片甲骨和郭老回信到北京团城当时文化部的办公地点，经与傅忠谟同志商定以人民币1000元半捐半卖给中央。傅同志说这个代价确实太低，但刚刚解放，政府处处需款，也未可如何。我很庆幸，这第一批出土为人世所知的甲骨，没有因为我的窘迫而流到国外，不管代价丰歉，由我交给国家，也算我为党作出的贡献。后来经朱鼎镛（字铸禹，傅增湘先生的学生）的介绍，跟傅忠谟同志相熟了。忠谟同志字晋生，是傅增湘先生之子。忠谟同志表示将为我向文化部请颁奖状，并答应以拓片一份为赠，用作纪念。忠谟同志不幸早逝，虽所允皆未实现，但其情可感。

余下的30片甲骨，由商承祚之兄扶九先生施墨，共拓三份，由印人华非先生刊“鹤年藏龟”小玺专用钤识，其中一份交文化部编入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一份拟赠胡厚宣先生，胡先生未收；一份李先生用于影附《錞于室殷契余珠》，准备连同他对这30片甲骨的考释一并出版，公之于世。不幸“文革”中，这两份拓本、《錞于室殷契余珠》考释底稿、王襄的序言墨本、30片甲骨原物与碑帖、字画、文玩、书籍、图章等，全部被抄。甲骨30片在抄去时，李先生特别提醒红卫兵：这是国宝，一定要交政府主管部门妥为保管。可是在落实政策时，只退回16片，其余14片下落不明。

不管实物是否还在李先生手里，而他多年对甲骨刻意搜求、潜心研究，在鉴定上的确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对于甲骨的鉴定，李先生介绍说：“甲骨是殷王朝的遗物，也就是公元前1300年至1100年间的东西。甲骨文也叫卜辞、契文，是迄今保存较完整的最早汉字。真正甲骨上的文字是没有斧凿痕的。当时究竟是用什么工具刻的？安阳小屯村殷墟出土过大量甲骨，但出土物中没有伴随工具，所以镌刻甲骨的工具到底是什么现在仍是个谜。甲骨十分坚硬，从甲骨上刻痕来看，我猜想可能是锥子一样工具刻成的，不像是刀刻的痕迹。”

“甲骨也有伪造”，李鹤年说，“比如安阳当地有个姓蓝的人，知道销售甲骨能赚钱，便私刻甲骨。他伪作的甲骨，上面的文字就有较为明显的刀痕。我个人入藏的430片甲骨中也仅有一片是后人伪刻的文字，是胡厚宣先生发现的，我将它剔除，放在另一处，成了我鉴定真伪的标本。这片甲骨是一片不大的龟片，据胡先生讲，甲骨是真的，上面的字是假的。我在北京琉璃厂古玩铺也看到一些后刻的甲骨。那些物件的本身确是殷墟的出土品，文字却是作伪的人补刻上去的。因为甲骨一旦有了文字，身价就能大大提高。”

李还告诉我：“甲骨本身除龟甲，还有牛、猪、羊的肩胛骨。殷商时代，主要是根据上面的裂纹来判断吉凶，有的根本就没有文字，无字者尤以小片的居多。还有的是当时尚未刻字的弃物，被扔在井里，或埋在地下，刨挖出土后，被作伪者刻上文字，摆进了古玩店。那个时代的龟甲取之一种河龟，这种河龟已经绝迹。拿现在龟甲刻上甲骨文冒充殷商时代的甲骨，极易被行家识破，这种情况还不多见。在出土的甲骨上伪刻文字，混入带有文字的甲骨之中，这种情况较多，而且在近代甲骨刚被发现时就已存在。”

“只有具备见过真的甲骨的经验，才能看出假的甲骨究竟如何。”这是李鹤年先生的最后结论。我想，这里面的道理与鉴定其他文物无疑是相通的。

原载《鉴定家谈古玩鉴定》1995年12月

《拓片收藏四十题》200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