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照文化与命运

杨显惠对“人”的批判并未停留在“个人”的具体行为上，而也指向了社会制度和风气，他把对人的批判放置在了对社会情形和社会秩序的对立矛盾中，揭示了社会大潮把人拘囿在“形而下”的琐碎中，从人的不幸看到了国家的危机，批判了一些人对所信奉的“主义”的误读。

从《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到《甘南纪事》，杨显惠实现了两个转变：一是从评判历史存在转向评判现实存在；二是从评判道德和责任转向评判文化和价值。在此转变中，我们看到了作家从对国家经济建设的思考转向了对民族文化融合的探索，从基于人的“生理需求”层次挖掘社会悲剧因素转向由文化环境决定的“心理需求”层次来探析民族文化精神。杨显惠的“转型”说明作家“追根溯源”的思辨一直在“过去的现在”与“现在的过去”之间穿梭，并试图把纪实性创作由众多个体的真实向社会整体的真实链接。

从切入点来说，《夹边沟记事》和《定西孤儿院纪事》借助的是“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的遭遇状况，而《甘南纪事》借助的是“族民”“牧民”的行为表征。如果说在《夹边沟记事》和《定西孤儿院纪事》中，作家审视了20世纪50和60年代社会制度的某些不成熟的地方，批判了一部分人所信守的“官本位”现象，批判了社会资产和人民权力的“官有化”实质，那么《甘南纪事》则是重点呈现了民族文化的演变，审视了文化传承与文化接触中所缺失的某些理性，书写了藏民族在与其他民族的交融与碰撞中所承受的强势文化掩盖和篡改弱势文化的那种缄默，以及民族文化传承发展中显露出来的排他性。

《甘南纪事》的基点是，在藏族人民心中是有英雄的，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是普通百姓。由于地域文化和宗教信仰等历史因素，他们积淀了独特的人生理念和审美体验，对宗教信仰、人生求索和生命意义诸方面都与其他民族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价值取向。可是在民族融合的大潮中，在藏族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甘南藏族延续的主要是自身的民族传统，民族融合的进程使藏族在民风、习俗、习惯、文化传统等方面与他族文化的不同之处被凸显了出来，尤其是受到了汉族文化的影响。汉族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也吸纳了西方文化的诸多元素，这就使得甘南藏族在文化融合和现代化进程中，面临了多元文化的冲击和影响，致使异质文化的碰撞产生了矛盾，产生了认同危机、价值危机、公信力危机。甘南藏族对这种矛盾与危机感到了困惑，困惑中迷失了判断和取舍的参考指向——一方面不想丢弃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不能真正理解和接受他族文化。杨显惠站在文化演进的高度，呈现了甘南藏族的这些困惑与无奈，以及这些困惑的广度与深度，成为文化图景的发见者与呈现者。他向读者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命题：文化传承的根本是提供一个可以习惯并愿意习惯的习惯，并在这些习惯中建构民族的价值体系和信任维度。

譬如，《甘南纪事》的记述中，藏族的小伙和姑娘去“磕头”了，其实是私奔了。他们私奔往往是选在集体宗教活动的时候，如“念嘛呢”、过“娘乃节”等。藏族人民常在吉日开展宗教活动，以纪念佛祖、积德行善，当然这也是私奔的最佳时机。私奔改变不了他们的现实处境，私奔的两人往往不能“从一而终”。不过，私奔反映了他们在爱情、婚姻、宗教信仰和人生理念上有着不求苟同的理解，对信奉的教条的恪守远没有那些西藏“磕长头”者刻板。私奔中他们自然地接触了他族文化，私奔也是藏族青年走出文化传统的一种尝试。杨显惠在这些情形中看到了：私奔是藏族青年寻求两性自由、家庭和谐、婚姻幸福的一种自以为有效的方式，藏族青年对宗教的信仰已不像老一辈藏族人民那样是一种内心的需要和生活理念，而是在延传一种习惯，藏族青年已在慢慢地改变着藏族的传统习惯，藏族在传承与恪守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受到了挑战。这一方面，杨显惠对甘南藏族人民文化心理的解剖是极为深刻的。

另外，在《恩贝》中，恩贝坚持用藏族的传统来维护自身权益，希求获得应有的“民事赔偿”，结果给自己、三个儿子、被杀的闹柔一家重新蒙上不幸。《一条牛鼻子绳》中的道吉吉为了一根拴牛的绳子葬送了丈夫的性命，自己成了个寡妇。像《“狼狗”》《奶奶的礼物》等小说中，也对藏族人民的习惯进行了客观的解剖。从整部《甘南纪事》看来，坚守是一种性格，也是一种文化习惯，更是传统习俗在行为习惯上的表现。虽然“坚守”有时会失去亲人，失去家庭的和睦团结，甚至付出生命代价，但坚守是他们信仰的基础，也是他们对本民族的忠与信，他们已习惯了民族的传统，并习惯了在这些传统中获得心灵的安宁。因此说杨显惠文笔虽然温婉含蓄，但已经把解剖刀伸向了一个民族的灵魂深处，杨显惠的眼力是深邃的。

还有，甘南藏族喜欢在“族约”的氛围中获得一种保障。“凡有人家盖房子、家中老人过世、念嘛呢或是牛羊被盗需要追贼的时候，每户人家要出一个人参加。尤其是牛羊被盗全村出动找牛的时候，每家要出一个六十岁以下十六岁以上的男子参与。如果哪家没有男人在家——在很远的牧场放牧，或在外打工，要由家人设法通知，在三天之内赶回来参加。如果没人参加，一天罚五十元钱。”（《甘南纪事》，第156页）村民之间发生矛盾冲突，大都由“村民调节委员会”自己解决。拿刀子戳人、开枪杀人之后，请“管事会”^[7]、“村民调节委员会”和“寺管会”出面协调，召开“措哇”（家族）会议、“日瓦”^[8]会议解决赔偿问题。如《沉默的柴垛》中，召吉草纠集阿闹、杨旦巴等人去把“勾引”了召吉草丈夫的那个女人打了一顿，之后在家里召开“措哇”会议批判召吉草丈夫。再如《“狼狗”》中，阿桑家的三头牛丢了，全村出动七十多人用十多天的时间找牛。

草原上所有事都自觉依“族约”行事，譬如一个人的“命价”是八十头牛，依据是“旧社会一条人命就是这个价钱”（《甘南纪事》，第39页）。他们很喜欢围绕“长老”来维护利益，依赖“长老”和“村民调节委员会”协调解决争端。行为习惯遵循的是传统习俗，说明所信任的基本社会单位仍然是“家族”或“族团”，“族约”是他们维护利益的有效范围。但这里也反映了一些问题：一是他们不习惯自己的事由他人来决定；二是他们的法制意识有待加强；三是这样的赏罚常常会掺入人情因素，容易滋生“护短”现象；四是缺少应有的教育和惩戒机制。这反映了甘南藏族积习铸成的宗族主义情结在维护伦理关系、社会秩序中有很强的稳固性，这种稳固性也是他们所信赖的有效性。

这些习惯在汉族或其他民族看来，可能显得呆板、僵化、滑稽或偏执，可是在藏族看来，他们的习惯可以让他们心灵获得安宁和平静。当别人试图去改变这种安宁的心灵指标时，他们无疑会困惑、烦忧，甚至表现出抵触或排斥。杨显惠以“价值中立”的姿态，摒弃了身份偏见和族群爱好，描绘了藏族习惯的这些符号，并把这些符号予以形象化，引领读者站在对方民族的立场上来审视，这是摒弃狭隘民族主义、彰显民族文化得失的一种理性。

杨显惠通过纪实手法对民族文化的图景展示启示我们：社会文明总是在民族和谐共处的基础上前进的，社会的文明与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不能割裂开来，一个民族的优越感应是建立在包容和认同民族差异的前提下被认可的，审视一个民族文化的文明进度时，不能单纯从自身民族的立场来比对，而应站在人类文明理性的高度，站在尊重人性、尊重民族文化个性的维度上，客观地去对待，否则，歧视、偏见与抵制就无法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