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国的思念于都的情

从井冈山回到将军楼，邓小平和卓琳稍作休息，准备12月初重返赣南故地，探望乡亲父老，再见当年山山水水。邓小平意识到回京工作已成定局，在江西逗留的日子不会太长，必须抓紧时间完成自己的心愿。

从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到1972年禁锢南昌步校将军楼，38年过去了。

历史往往因相似巧合而让人扼腕。毛泽东主席1965年重上井冈山，从湖南入江西，从西边登山，在山下看了茅坪、谢公祠和祠后的八角楼后，登黄洋界正好与井冈山一别38年，而写下了《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邓小平在黄洋界上一定吟读了毛主席的名句：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需看。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多么豪迈的气概啊。

毛泽东1927年秋收起义后上井冈山，从那儿起步，经历了22年艰苦卓绝的战斗，建立了新中国。

这次回故地赣南，也是一别38年啊。不仅是革命之地，也是他的落难之地。1931年8月邓小平来到中央苏区，一年之后被王明路线批判为“右倾错误路线”，被定为“毛派头子”。

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第一次跌入低谷。

第二次跌入低谷，来到江西，再次复出，在很大程度上，也因为他是“毛派头子”。

毛泽东对“毛派头子”是这样表述的：“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头子。”

“所谓”一词表明，毛泽东不认同什么“毛派”。

邓小平自己向外国记者说：“没有什么毛派，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

实事求是派的邓小平这次南行，与上井冈山不一样了，心情不一样，待遇不一样，规格也有点不一样。

“中办”指示待遇和接待规格都可以提高。这次出行，江西省委派了两辆车，一辆灰色伏尔加，邓小平和卓琳坐这辆车，由省革委会派出的警卫是公安厅警卫处干部李树林，他坐副驾驶位上。不像上井冈山那样拥挤了。还有一辆是绿色吉普车，专给黄文华坐。两辆汽车相随一路南下。

这是1972年12月5日的早上，南昌市的晨风已带有寒意。小车很快出了市区，行驶在105国道上，直奔赣州。

好事多磨。原计划下午4时可到达赣州，谁知过了遂川遇到公路塌方，一堵就是两个小时，黄文华为了安全，不允许邓小平下车，邓小平和卓琳只好在车内闭目养神。

路通了，夜色也降临了，伏尔加加速向赣州驰去，此时，离赣州还有70公里。

赣州地区党政军领导早在赣南宾馆一号楼前等候，负责安全工作的黎新泉更是焦急。那时没有手机，路上发生了什么，谁也不知道。他们从下午四点在这儿等候，现在已是七点了。（上级有规定，只能见面口头交接，一路不能通电话）

宾馆大门终于驶进来两辆小车。那个年代，闭塞的赣州，宾馆进来一辆小车都是罕见的，大家同时在说：小平同志来了。

在欢迎人群里，邓小平看见了熟悉的崔永明，崔永明代表大家说：“欢迎老首长到赣南来。”用餐后，作了简单的汇报，汇报内容是省委领导规定好的，邓小平只是静听。

赣南行的第一夜就这样在赣州度过了。

调查第一站是兴国。

邓小平没到过兴国，对兴国却是熟悉的。

兴国是中央苏区的主要县份之一，当年在毛泽东、朱德的关怀下，是“自带干粮来办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的“模范县”。 毛泽东曾七到兴国，兴国县有个长冈乡，毛泽东写下了名著《长冈乡调查》。在兴国，潋江书院崇圣祠办干部训练班时，毛泽东告诫党员干部，要像和尚叨念“阿弥陀佛”一样，时刻叨念群众。

邓小平在瑞金、会昌任县委书记时曾多次号召本县人民学兴国、赶兴国。后来他主编《红星报》，也曾亲笔撰文介绍兴国人民的先进事迹。

土地革命时期，兴国有23万多人口，参加红军的有9.3万多人，有名有姓的烈士23179人，为全国各县烈士之首。在长征路上，兴国籍指挥员牺牲超过1.2万人，意味着每前进一公里就有一名兴国老表倒下。

赣南行选择兴国县为首站，是邓小平的愿望。

早饭后大约8时，邓小平一行从赣州出发。黎新泉乘坐一辆“嘎斯69”在前头开路，黄文华和李树林换了车，与邓小平卓琳一起乘“伏尔加”，陪同参观的崔永明和警卫李树林乘坐北京吉普殿后。

天阴，没风，无雨。从赣州到兴国82公里，三辆汽车在滚滚黄尘中，行驶了两个小时。

中共兴国县委副书记、县人武部部长郭启祯等在县招待所门口迎接。

“老首长，一路辛苦了。”

看到从“伏尔加”车上下来一位头戴鸭舌帽、个子不高的老同志，郭启祯知道他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握住郭启祯的手兴奋地说：“来兴国是我多年的愿望，可惜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今天终于来了。”

招待所二号平房建于1959年。那年中共中央正在召开“庐山会议”，据说，会后毛泽东要来兴国，县里便赶造了这幢房，“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并没来。之后中央首长来兴国都安排住二号房。邓小平、卓琳也入住二号房。

县革委会办公室主任谢恒恒先挑一担水进房，供邓小平夫妇洗用，后又端来一盘甜橙，说：“老首长，这是兴国特产，当地人叫广柑，请你们尝尝。”说着，剥开一个递给邓小平。卓琳连忙起身说：“辛苦您了。我们自己来吧。”

卓琳接过来尝了一瓣，称赞：“不错，很鲜甜，很好吃。”

邓小平也尝了一瓣，说：“谢谢你的好意，我牙齿最怕酸，吃了酸东西就吃不下饭。”邓小平的话把大家逗笑了。

谢恒恒见邓小平在口袋里掏烟，伸手拿起放在茶几上的中华烟递上。

邓小平摇摇手说：“我的烟瘾很大，准备了香烟出门。习惯抽自己的烟，你们不必为我摆烟了。你们抽吧，自己来一支。”

中饭是地道的兴国饭菜。邓小平深有感触地说：“吃到兴国饭菜，让我回想起当年兴国人民对红军的深情厚谊，他们总是拿最好吃的东西来招待红军指战员，凡是到兴国来的同志都有这个印象。”

县委干部介绍，兴国是个贫困地区，水土流失严重，农民生活十分穷困，农村的问题比较严重。邓小平听后无语，表情凝重。

下午，邓小平参观了毛泽东创建的兴国模范县纪念馆、鸡心岭革命烈士纪念馆。参观时，他不要别人讲解，从头到尾自己专注观看。每一件文物、每一张历史照片也许都会激起他的遐想。在鸡心岭革命烈士纪念馆门前，停步凝视，然后摘下帽子，向烈士致哀。每位烈士的照片及其简介他看得异常仔细，有时在一位烈士的遗像前驻足5分钟之久。他发现解说词中出现了错误，他说：“江西省苏维埃主席曾珊，是大山的‘山’，不是珊瑚的‘珊’。曾山同志很有名气，不要把他的名字搞错了。”

邓小平来到文昌宫。文昌宫是潋江书院内的一座建筑，位于兴国县城横街上。潋江书院始建于清康熙五十七年，书院由门厅、讲堂、拜亭、魁星阁、文昌宫、崇圣祠组成。文昌宫建于清乾隆三年，整个建筑雕梁画栋，飞檐翘角，建筑精巧，装饰简朴。

1929年4月中旬，毛泽东率红四军三纵队从于都来到兴国，住在书院的崇圣祠内。毛泽东指导成立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帮助制定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政纲》，还制定和颁布了《兴国土地法》，在文昌宫举办了兴国县土地革命干部党员培训班，他亲自讲课。

兴国的党员干部陈奇涵、肖华等48人参加了学习。毛泽东率红军离开兴国后，从1930年起，这里又成为兴国县苏维埃政府机关驻地。令人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潋江书院改做县人民武装部办公用房，只有文昌宫保存了原貌。

文昌宫前，左右两侧各有一幢房子，写满了“武装起来”、“二期战争胜利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等苏区标语。望着这些依稀可辨的苏区标语，邓小平深思未语。

毛泽东作“长冈乡调查”和“上社消费合作社”旧址，邓小平和卓琳是一定要去的，在那里，他们参观了长冈水电站，听取了建站情况的介绍，询问了电站的库容量，发电量和灌溉、发电、养鱼、防洪等方面的效益情况。他还想到兴国东北部的画眉凹钨矿去看看，只是路程相距50多公里，时间来不及，没有去成。

邓小平对兴国的同志说：“苏区时你们兴国人口是23万多，我记得你们县参军、参战的人很多，出了很多将军。当年苏区，你们兴国人在各县都有干部，是不是这样？”苏区旧情溢于言表。

7日早餐后，要离开兴国了，邓小平夫妇与大家一一握手，邓小平连声说：“了了心愿，了了心愿，我很满意。感谢你们的盛情招待。”

“了了心愿”这四个字是邓小平最真挚感情的表达。

第二站是于都县。

于都是中央苏区时期中共赣南省委、赣南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是中央苏区最后一块根据地。

夜渡于都河，开始了长征第一步。

河边不远是毛泽东主席故居何屋。

邓小平对于都不陌生。当年，他的第二任妻子金维映在这个县担任县委书记近一年时间。那时，他多次来于都看望妻子，后来一场残酷的党内斗争导致了他们夫妻离异，但丝毫未影响他们为革命奋斗的坚定信念。故地重游，故人难忘。在于都逗留的几个小时中，邓小平就几次提到金维映，时光流逝，抹不去他对战友的怀念。

1934年10月，他随军委第一野战纵队，从瑞金来到于都古田村集结，10月18日晚在茫茫夜色中渡过于都河，踏上长征路。

38年后来到这里，邓小平自然想到当年红军那次悲壮的大撤退。

他伫立在于都河畔，眼望缓缓流逝的河水，仿佛又看到了当年人喊马嘶、万人渡江的壮烈场面。于都给他留下过欢乐和甜蜜，也留下过苦涩和疑虑。

于都县委副书记李方、郑熹，县公安局局长于学彥，陪同邓小平夫妇来到“毛主席在于都革命活动纪念馆”。这个纪念馆跟兴国的那个馆一样，突出宣传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先后9次来于都的事迹，当然也介绍了于都地方革命斗争历史，邓小平也是从头至尾细细地观看，当看到一张图表介绍说苏区时于都有七八万人参军参战时，他问陪同的县委领导：“这个数字确切不确切？”

卓琳看了他一眼，说：“你不要多唠叨嘛！”

邓小平朝卓琳笑了，说了一句：“要求真实，符合历史原貌嘛。”

在苏区中共于都县委机关旧址照片前，邓小平停了下来，转头对旁边陪同的县委领导和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说：“当时，你们这里的县委书记是个女的。”

纪念馆工作人员连忙回答：“对，她叫阿金！”在场的人都清楚，“阿金”就是金维映，是邓小平当年的妻子。回到招待所休息后，邓小平对于都干部又说了一句：“你们县委有一位书记是个女的。”斯人已去，思念尚在。

出纪念馆，邓小平和卓琳乘车绕于都县城转了一圈，参观了当年红四军政治部旧址管屋和毛泽东长征前夕的旧居何屋，看了长征出发时红军夜渡于都河的渡口。在去何屋途中，邓小平指着车窗外，问：“这里原来有城墙，现在怎么没啦？”

陪同人员说：“这段城墙早拆除了。”邓小平只能用无声表达遗憾。

午餐是中午1点。

有两盘菜让邓小平十分感兴趣，一盘是炒猪肚尖，吃起来像笋片一样鲜脆，邓小平十分喜欢吃。一盘是泥鳅焖芋头，勾起小平对苏区的回忆：“过去在苏区吃红米饭、青菜、芋头汤，有时候红军战士到田头地角、水圳里捉点泥鳅、小虾，焖上一锅芋子，也算打‘牙祭’。我对泥鳅焖芋子有很深的印象，今天重吃它，别有一番风味。”

邓小平对于都是有感情的，他道出了一件小事：“我记得你们于都弹棉花被的师傅很多。当时我在于都买了一床棉被，4斤重，这床棉被一直伴我走过长征，盖了几十年，现在还留着。”留着被子，也是留着一份对于都的记忆与感情。

一位于都干部告诉邓小平：“于都不仅弹棉花师傅很多，打铁师傅、补锅师傅也很多。弹棉锤、打铁锤、补锅锤，合起来称‘三锤’，在江南数省乃至台湾，都是出了名的。”邓小平又记住了“三锤”。

在于都，参观、吃饭、休息，只用了3个小时。下午3时许，邓小平怀着绵绵思念，告别于都，赶往会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