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袁文才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国农村和城市中的广大失业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有许多人被迫到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找寻不正当的职业过活,这就是土匪、流氓、娼妓和许多迷信职业家的来源。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收买,其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他们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因此,应该善于改造他们,注意防止他们的破坏性”^[39]

袁文才又名选三,江西宁冈茅坪马源坑村人,生于1898年10月,出身中农家庭,父亲是个老实勤劳的农民,他家世代都无读书人,受人欺压,发誓要袁文才读书,袁文才由小学上至中学,终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回家,后因带头闹粮,与当地豪绅结下冤仇,地主豪绅勾结北洋军阀,派兵一连洗劫了袁家,袁母被活活打死,为了给母亲报仇,袁文才于1924年加入胡亚标的绿林马刀队,被迫落草当土匪。王佐,生于1898年5月,先因家境贫寒没有读书,后学裁缝谋生,因不堪地主豪绅的压迫,拉起一支几十人的队伍在井冈山大小五井过着绿林生涯。袁、王两人患难与共,又因同年所生,结为“老庚”。两人在山上打着“劫富济贫”的口号,四出“吊羊”,成为当地的两条绿林好汉。

第一次大革命兴起之后,宁冈县新城塘南人青年学生龙超清,受党派遣于1925年7月从南昌回到宁冈领导革命,上山说服袁、王率部队下山,同年10月袁、王接受宁冈县政府的招安,进驻县城。1926年9月,当北阀军向赣西进军逼近宁冈时,在党的领导下,袁文才率部举行武装起义,驱逐北洋军阀派的县知事沈清源出境,成立县人民委员会和农民自卫军,掌握宁冈县政权,袁文才于1926年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马日事变后,边界各县党的组织大部分垮台,地方武装枪支大多数被地主豪绅缴去,只剩下“袁文才、王佐各六十支枪在井冈山附近”。1927年7月,袁、王会同赣西农民自卫军负责人王新亚带领安福农军围攻永新县城,袁王部队率先进城,解放了永新县,党和农会组织的负责干部及党员80多人出狱。事后,永新、莲花、宁冈三县党组织的负责人均随袁、王撤到宁冈茅坪附近,在象山庵,步云山一带藏匿。

上述情况说明,袁王二人早年加入过绿林,当过土匪,在第一次大革命中,投身革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宁冈、永新的革命斗争作过贡献,他们都先后入了党,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摧残,被迫隐蔽上山,由于缺乏党组织的正确领导,部队没有进行改造,袁、王虽然入了党,但他们并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仍以“占山为王,杀富济贫”的形式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

1927年9月底,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来到三湾,经过与袁文才联系,10月3日到达宁冈古城。前委在古城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如何对待袁文才、王佐率领的两支地方武装问题,在讨论中“当时不少人主张用武力消灭他们”毛泽东不同意,他说:“谈何容易,你们太狭隘了,肚量太小了,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着哩,历史有哪个朝代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的?我们要团结他们、改造他们,把三山五岳联合成一个大队伍,统治阶级就拿我们没办法。”^[40]前委分析了袁王自卫军的情况,认为它们在大革命时期积极参加了打倒豪绅地主阶级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举行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永新暴动,并保存了相当的实力,长期在井冈山一带活动,熟悉这里地形,是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必须联合的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但是,由于它们都是由绿林武装转变为农民自卫军的,流寇思想和绿林习气很重,没有政策观念,部队中没有建立党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主要靠江湖义气和封建行会、帮会关系巩固内部,他们缺乏建设性,并且容易动摇,如不加改造、正确引导,还有破坏作用,更不可能担负起建立红色政权和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任务。根据上述情况的分析,前委确定了团结,教育,改造袁、王部队,并帮助其发展的正确方针。

根据这个方针,第一步对袁文才、王佐进行耐心的教育和真诚的援助,解除袁、王对工农革命军的疑虑,取得他们的信任和合作。古城会议期间,毛泽东到大仓会见了袁文才,赠送了枪支给袁文才,袁向工农革命军赠送粮款并同意在茅坪安家,袁文才对工农革命军的疑虑基本消除,增进了信任和合作。接着毛泽东又亲自上山对王佐进行争取和教育工作。陈正人在回忆这些情况时说:“毛主席上山以后,为争取改造袁、王,除了对袁文才做了许多工作外,还对王佐做了许多工作,用通俗而意义深刻的话来帮助他,启发他,还给了他一些枪。给他枪起了不少作用,使他们相信我们,把我们看作是帮助他进步的朋友,王佐本来有许多田,山上一千多亩水田都是他的,后来毛主席跟他讲,保持土地菩萨是不行的,不要相信真有什么土地菩萨。土地是农民开发出来的,不让农民得到耕地,农民不拥护我们的,我们也会站不住脚的,要看这一点。主席还讲,你家里不愁吃不愁穿,要那么多田干什么,这样会和农民对立起来。以后他听了主席的话,把土地分给农民了”。^[41]通过毛泽东耐心细致的团结教育工作,终于取得袁、王的信任,使得工农革命军能够顺利在茅坪安家,在井冈山立脚,并为改造袁、王地方武装创造了条件。

第二步,帮助袁,王地方武装提高政治、军事素质,把它们改造成为新型的人民革命军队。10月中旬,毛泽东派徐彦刚、游雪程、陈伯钧三名军事干部到袁文才部工作,袁文才在革命时期接受了中共宁冈支部的领导,并参加了夺取宁冈县政权的武装暴动,袁本人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王佐部队相比较,政治素质要好些,因此对袁部的改造主要是帮助它进行军事训练,提高军事素质,同时给以政治教育。徐彦刚等在茅坪的步云山帮助袁文才部练兵,通过练兵对袁部进行阶级教育,纪律教育和军队宗旨教育,对于王佐部重点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组织整顿。1928年1月,毛泽东派何长工上井冈山,到茨坪去王佐部工作,据何长工回忆:“毛泽东同志给了我许多指示,他特别强调指出,把他们争取过来改造好了,不仅使北门的拳头越打越多,巩固了我们的后方,同时还为今后改造旧军队摸索一些经验。另外,边界各县土客籍之间矛盾很深,我们可以通过对王佐、袁文才的团结,去团结广大群众”,^[42]并说:“他们这些人重义气,讲情面,自尊性强,疑心重。和他们讲话时,一方面要讲策略,要灵活,同时要坦率。”改造工作要坚持“既不能缓又不能急”的原则。

1928年1月,何长工带着毛泽东的信来到了井冈山的茨坪,受到了王佐的热情接待,并集合部队讲话宣布:“毛委员给我们派来了党代表,今后大爱要尊重党代表,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发展我们的事业。”但王佐尚有疑虑,对何长工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给改造部队的工作带来了困难。何长工在回忆当时的处境时说:“我刚上井冈山的时候,王佐开了紧急会议,他说共产党想改造我,我就来改造他,派我上山的任务就是改造王佐,王佐也要改造我,那时就有改造与反改造了,此事是以后王佐入党宣誓的时候才坦白地对我说出这个情况。”在这样的复杂环境中何长工根据毛泽东指示的“既不能缓,又不能急”的原则,对王佐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首先从作好王佐的母亲、妻子、哥哥及王的亲信刁飞林、李立昌的工作入手,与他们促膝谈心,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和党的主张,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和支持,并通过他们去影响和做王佐的思想工作,终于使王佐逐渐消除了疑虑。在这个基础上,何长工帮助王佐以伏击战术,消灭了王佐的死敌——永新县反动民团尹道一部,击毙匪首尹道一。尹道一的被歼,使王佐大为称快,多次赞杨“毛委员派来的人有办法”,从而彻底消除了王佐的疑虑,成为改造王佐部队的转机。接着何长工抓住这一时机,在王部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在士兵中组织了“学歌小队”,通过教唱革命歌曲向士兵宣传革命道理,同时深入士兵班、排同战士谈心,使王部战士的觉悟有所提高。这时王佐对何长工也真诚相待,并主动要求何长工帮助他扩大部队。何长工根据前委书记毛泽东的指示,建议王佐部与袁文才部合编,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二团。这一建议,得到了袁文才,王佐的赞同,改编袁、王农民自卫军地方武装的条件成熟了。1928年2月上旬,经前委批准在宁冈大陇举行了袁、王两支农民自卫地方武装整编大会,宣布两部合编为工农革命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下辖两个营,第一营以袁文才部为基础,第二营以王佐部为基础,共二三百人。袁文才任团长兼第一营营长,王佐任副团长兼第二营营长,何长工为党代表。第一团派来的徐彦刚、游雪程、陈伯钧、熊寿祺、肖万侠等均分任连排级干部。第二团成立后,毛泽东指示不能满足已有的成绩,要继续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据何长工回忆,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严重任务,就是如何使这支为少数人掌握的武装,变为党绝对领导的武装,使绿林作风、游民习气很重的部队,变为有组织、有纪律、有战斗力的部队;在部队内部关系方面,要以革命的上下级关系,同志关系来代替封建雇佣的关系,以及如何加强无产阶级思想教育等等。”^[43]

为了加强对第二团的建设,前委从第一团派了宋任穷等二十多名军事、政治干部到第二团工作,按照第一团的经验,在第二团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逐级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开展了部队的政治、文化教育,改变了封建的雇佣关系,建立了士兵委员会的组织,开始确立了新型的官兵关系,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和各方面的整顿。终于使袁、王地方武装改造了一支新型的人民革命军队。

改造袁文才、王佐地方武装的成功,为扩大人民军队提供了新鲜经验。是毛泽东在实践中总结建军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它证明毛泽东提出的对袁、王地方武装采取团结、教育、改造,并帮助其发展的方针是正确的。在古城会议上,有人认为袁、王部队是绿林武装,主张武力吞并或者只可利用,毛泽东坚持认为袁、王部队是农民自卫军的地方武装:“只要我们实行土地革命,那一定是能领导他们的,我们应当待他们是我们自己的弟兄,不应看作客人”^[44]同时如果不团结教育改造他们,我们就很难在井冈山立足,正如熊寿祺在回忆中所说的:“三湾改编时我们只有两个营,改编后上山,收编了袁、王两部,没有袁文才答应以茅坪安置伤病员,没有与袁文才、王佐的联合,我们红军不容易上井冈山的,就是上了井冈山也难站住脚。如同红军长征到延安,刘志丹起的作用一样。袁文才、王佑非常佩服毛主席,说毛主席是中央人才,毛主席对他们的政策好。”^[45]后来的实践证明,古城会议确定对袁、王部队的方针是正确的。第二,它证明毛泽东提出的改造袁、王部队的步骤、方法和政策是成功的。在步骤上,先争取首领,毛泽东亲自作袁、王两人教育争取工作,消除双方疑虑,取得信任,然后派得力干部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何长工等分别到袁、王部去帮助工作。针对两部不同情况,分别采取从军事训练入手或从政治教育开头,因势利导、把握时机,坚持“既不能缓、又不能急”的方法,逐步推动改造工作的进行,既争取其首领,又教育其群众,达到了预期效果。如果不教育其群众,则不能达到改造该部队之目的。专走上层路线是不对的,而那种“剪除其领袖、争取其群众”的政策更是错误的。改造袁、王部队的成功,证明毛泽东采取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为党今后改造旧军队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新创造。

袁文才、王佐农民自卫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后来又改编为红四军第32团,在创建和坚持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中起了重大作用。然而,这支部队的军事领袖袁文才、王佐后来都遭到了错杀。1959年的庐山会议在批判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时,翻他的所谓历史旧帐,把错杀袁、王的责任全部归结到他身上。这是不公平的,因此,有必要加以澄清,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袁文才、王佐被错杀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

第一,六大通过的《苏维埃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左”的政策规定,是袁、王被错杀的主要原因。这个决议第十条规定“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首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应完全歼除,让土匪深入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是危险异常的。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使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安置他们在苏维埃政府范围内”。^[46]据此规定,袁、王就在该杀之列了。

第二,党内普遍存在“左”的错误倾向。从党的八七会议以来,党内“左”的情绪就不断滋长,六大决议中这种“左”的规定,使党内“左”的情绪就政策化了。在这种政策的规定和影响下,当时边界特委、县委一些领导人和上级派来的巡视员,如杨克敏、刘作抚、邓乾元等人,对袁、王的看法也充满了“左”的情绪,他们把毛泽东开辟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极其错误地认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权,而是与土匪合作的联合政权,甚至认为宁冈县“党权大半落在土匪手里”。

第三,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义的影响。井冈山根据地内土客藉之间在历史的仇怨非常深,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袁文才是宁冈的客藉首领,龙超清是土藉革命派的领袖。1926年至1927年,宁冈的土客藉革命派结合,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土藉豪绅政权,掌握了全县,这是袁、龙合作的成果。毛泽东到宁冈时,龙、袁的关系还是好的,但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土客籍矛盾,仍有时发生,加上袁文才这个人有自己的见解,个性固执,看不起宁冈、永新的县委书记龙超清、王怀等人,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日渐尖锐起来,还有袁文才的32团大部分是客籍人,掌握了全县的枪杆子,而县委的主要负责人又几乎都是土籍人,当时社会上就有“客籍人的枪,土籍人的党”的说法。袁文才烧毁土籍人的书院,永新县委负责人刘真被杀,同袁文才关系极好的宛希先被永新王怀杀害等问题都是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义的再现。在人事安排上,他们都有安排自己的亲信,排斥对方的现象,在打土豪问题上,由于坏人挑拔,说什么客籍的打少了,土籍的打多了,而边界的特委主要负责人都是土籍人,这就形成了边界特委与袁、王的矛盾。

第四,袁、王本身和他们的部队存在一些不良习气。袁、王所部虽改编为正规的工农革命军,但许多人过惯了自由散慢的生活,油子习气很重,纪律松驰,袁文才本人已随红军主力下山,但中途又开小差回来,对其部队也产生不良影响。袁、王只信仰个人,不相信群众,他们对毛泽东比较崇拜,甚至公开说:“我就听一个毛委员的”。别人的话都很难听得进去,对策反茶陵挨户团总罗克绍这样的大事,既不向特委请示报告,又不与宁冈县委商量,擅自作主,这当然是违反组织纪律的原则错误。

第五,五军主要负责人,受“六大”决议案的影响,不察当时当地的复杂情况,轻信了特委某些人的不实之词。由于边界特委一些负责人同袁、王的矛盾日渐加深,他们抓住袁、王策反罗克绍没有报告特委,并认为袁、王勾结罗叛变投敌,这样不实事求是向中央和五军领导反映袁、王的问题,是导致袁王被错杀的直接导火线,而当时的中央由于“六大”决议有关规定的影响和当时一些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左”的思想,把这些反映都当作事实加以相信,于是中央就派彭清泉来解决袁、王,由五军执行,导致了袁、王被错杀的悲剧。

上述事实说明,造成袁、王被错杀的责任在党中央,边界特委对此负有重要责任,五军领导彭德怀负有不察当时当地复杂情况,轻信不实之词的责任。因此,那种不从当时实际出发研究问题,把袁、王被错杀的责任完全归结于彭德怀一个人的论点,是没有根据,不能成立的。

毛泽东在对待袁、王问题的态度上始终是正确的,毛泽东上井冈山后,就发现了袁、王与龙超清等人的矛盾,“六大”决议在井冈山传达时毛泽东逐段逐句念了文件,当念到对土匪的关系问题时,因袁、王在场,毛泽东停住了,宣布休息一下,然后在小范围内开了个会,会上边界特委王怀、龙超清因以前同袁、王有矛盾主张杀,毛泽东解释说:决议的规定是对的,但执行要根据具体情况。袁、王部队改编前已是农民自卫军,改编后已成了工农革命军的一部分,袁、王两人都入了党,是党内的革命同志,不能认为他们还是土匪首领或土匪武装。经毛泽东多方解释,会议决定对袁、王采取容纳态度,同时决定将袁、王分开,袁任红四军参谋长随军出发赣南,王佐与红五军守井冈山,达到缓和土客籍的矛盾的目的。后来,党中央和边界特委在“六大”决议的影响下,推翻了毛泽东东的正确意见,导致了袁、王被错杀的历史悲剧的发生。据陈正人回忆:“1930年8月间,在红军最后一次打吉安时,我见到了毛主席,把袁、王被杀的事情告诉了主席,主席说这两个人杀错了,这是不讲政策。解放后,大概是1950年左右,那是我任江西省委书记,有时向主席汇报江西工作情况的时候,也总是提到袁、王的事情。毛主席看法和以前一样。没有改变,还是认为杀袁、王是杀错了。”^[47]

袁、王被错杀,给湘赣边界的革命斗争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袁、王被杀后,袁文才的部属谢角铭和王佐的哥哥王云龙率袁、王残部投靠了国党反动派,在井冈山公开举起白旗,井冈山根据地从此失守。它充分说明:年幼时期的党还不善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处理两类矛盾中不但要制定正确的政策,还要善于从实际出发,灵活地执行政策,只有这样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否则,就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这就是袁、王被错杀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