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矽肺下的生命时光

□首席记者　丛志国　记者　李甜香

2011年6月26日上午，难得的晴朗的阳光洒在朝阳县王营子乡王营子村张国福的家中。60岁的张国福倚躺在窗户边，晒着太阳。3岁的小孙女张意菲被妈妈抱在怀里，眨着明亮的大眼睛，小手向爷爷伸去——从张意菲诞生那天起，就从未体验过爷爷张国福与父亲张树国的怀抱——两个人都患有矽肺三期，并伴有并发症矽肺结核——这种传染病让父子俩必须远离孩子。

看到孙女递出的小手，张国福畏缩起来，躲开了。

孩子的未来

张国福的家有个颇为宽敞的院落和看上去有些气派的三间瓦房，这是张家父子在5年钼矿生涯中，积攒下来的唯一结果，只是经过贫困的洗涤，屋内的设施已经破败不堪，自从染上了矽肺，家里没有添置过任何一样新的东西，任由墙壁脱落，窗框损毁。

多年或躺或坐的生活，让张国福都无法准确回忆起自己到底是哪年去钼矿打工的，嘶哑的嗓音只能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往外吐，说不了几个字就大口大口喘着气，如同老旧的风箱，发出“嘶啦嘶啦”的声响，然后满脸痛苦地将身体缩得紧紧的，战抖的手指着自己的嗓子，张开嘴却说不出话来。

60岁的老伴郭桂杰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为苍老：“别说啦，他大概是1995年带着儿子去钼矿打工，我家就有一亩多地，种地根本就不挣钱，唯一的出路就是去打工，那些钼矿离我们家不到50里地，也需要人，父子俩就去了，最开始每月只有600多块，现在看起来不多，但在那个时候可不少，那时候乡里的干部每个月才300多。爷儿俩干了一年多，工资就涨到1000多元了，这爷儿俩加起来相当于4个乡干部呢。这父子俩干了3年多，积攒了几万元就盖了现在的这个房子，那时候，很多人都羡慕他们家能盖这么大的瓦房。”

张国福点着头，伸出3个手指头，呀呀地说着什么。“盖房子花了3万多元。”郭桂杰解释说。

荣耀并没有在张家的上空停留多久，盖完房子之后，张家父子发现自己突然没了力气，在钼矿上3个小时就能干完的活，如今干上半天也干不完，不仅如此，体力也大不如前，干一个多小时就气喘吁吁。

“当时以为是太辛苦了，也没多想，那时候也没人告诉咱，干这活能得这种病，而且在干活的时候也没有什么防护设施。”郭桂杰替老伴叙述着，“矿上老板要赶进度，看着爷儿俩不能干活了，就给赶了回来。没想到，他们一回来就啥活也不能干了，走路都费劲，再后来，爷儿俩开始咯血，到了2004年，实在熬不住了，才去医院检查，结果已经是矽肺三期了。从那时候起，这个家就算是完了。爷儿俩没完没了地吃药打针，就像是无底洞，多少钱也填不满。到现在，家里已经欠下快10万元的外债，跟谁借钱都借不到了。”

张家似乎在做着一个轮回，路径基本上是在买药、借钱、住院、借钱上延伸，延伸到最后就是死亡，而张国福早已接受了这样的命运。

攒了半天的力气，张国福终于能说出几句话：“还能想什么呢，就是等死。现在谁也不埋怨，就怨自己当初没文化没知识，不知道那活能得这病。”张树国的媳妇哭着说：“他走着路都会跌倒，有一次我俩坐车去市里看病，在车上他就开始吐血，啥也说不出来，抓着我的手，满脸眼泪，我也哭，两个人对着一起哭，一点办法都没有，我知道他是放不下孩子，他们都说，这爷儿俩熬不过今年了，他们都没了，这孩子可怎么办？”

张意菲似乎感觉到气氛的沉重，先是看了看哭泣的母亲，然后又爬向缩在炕角的爷爷，张国福伸出双手——没有去拥抱自己的孙女，而是将孙女慢慢地推开了，那时候，眼泪在张国福已经凹陷的眼眶里汩汩淌下。

给孩子一个温暖的家

再次拿出给丈夫周玉亭准备好的寿衣，焦玉华的脸上没有悲戚之情，对任何一个曾经两次为濒死的丈夫穿过灵衣的人来说，死亡只是一个符号，仅此而已。

跟张国福一样，周玉亭的胸口也是伤痕累累，那些是为了治病插到肺部的管子留下的印记。焦玉华的家是一个砖房，盖了4年多也没盖完，房顶仅仅是几块预制板搭拼而成，没能铺上水泥和柏油防水，“因为没有钱。”

“打工不过3年，病了却差不多10年，从家里的顶梁柱到现在啥也不能干，我都习惯了。”焦玉华说起这些，没有感情的波澜，就像在说着别人的故事，“病情越来越严重，虽然有医疗保险，但是，对矽肺有些作用的药都不在医保范围之内，我们只能买最便宜的消炎药。”

吃着对矽肺没有任何治疗作用的廉价药，对焦玉华来说，与其是说为了治病，还不如是在自我寻求着某种心理安慰。但是，这种安慰在现实中却越来越无力。矽肺在周玉亭身上宛如一只怪兽，在吞噬着周玉亭的健康和生命的同时，这个怪兽越发强大，2010年，周玉亭两次走到了死亡线上。

“因为这个病，无论是我还是老周都有思想准备，所以，当他不行的时候，我把预先准备好的寿衣以及做好的灵幡都拿了出来，幸运的是，两次穿上的灵衣都脱了下来，不知道下一次是不是还会那么幸运？”焦玉华的憧憬没有答案。

焦玉华不肯说出经过两次亲人死亡“演习”的心理，“就那么回事吧，还能说什么呢？”焦玉华把更多的希望放到了孩子身上，而孩子似乎是这个家庭最后的希望——在诸多矽肺患者家庭中，焦玉华供养出一个大学生和一个就读重点高中的孩子，但是，光荣的背后是无力承担的学费：“大儿子交不起学费，我都让他退学了，后来是学校的老师到我家里，看到这些情况提出可以缓交学费，我不知道老周还能活多久，我跟大儿子说，在老二大学毕业之前，他不许谈恋爱结婚。”

只是，儿子的未来对焦玉华显得有些遥远，焦玉华现在的梦想是能够完成房顶的铺盖，“让孩子能有一个温暖的家。”

周玉亭曾经找过乡长，审批过100元救助金，但半个月过去了，至今没有领到，“村里说没钱，再说，咱也不能总去找政府，当初打工是为了给家里挣钱，如今得病了，咋能去找政府呢？”焦玉华说。

不能给政府添麻烦

事实上，这种想法普遍存在于矽肺患者的心中。58岁的王德先的房屋是由石块垒建而成，王德先跟张国福差不多同一时间去钼矿打工，也是在做了差不多3年的时间，因为身体无法再承担体力劳动而回家休养。经过10年的休养，王德先的身体反而越来越差劲，“走路快了都不行，喘不上气。”

提起当初，挣钱是最简单的目的，而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所谓的劳动合同压根儿没光顾过这个偏远的地方，“啥都没有，干一天活，给一天钱，咱只有力气，不卖力气卖啥？”王德先不知道的是，除了力气，他还卖出了自己的健康和未来。

如今的王德先。自己有近百棵果树，因为妻子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王德先只有自己去莳弄这些果树。“力不从心，比如在授粉的时候，必须在那两天完成，但我干不动，只能做完几十棵树，剩下的就撂荒了，要是赶上差劲的年份，除了颗粒无收之外，还得搭上一年的各种费用，但不干这些就更吃不上饭了。我和老伴都有低保，每月能有不到200元，就靠这200元吃饭，买药是指望不上了，就干挺呗，要不咋办？”

在记者调研的矽肺病患者中，王德先是少有的乐观：“这些年，我就想过两次自己啥时候会死，但也只是稍微想一想，想多了就难受，所以就不想了。现在物价都太贵了，200元很难坚持一个月，两个女儿的家庭也困难，支援不上我们，所以，我们一般会不吃午饭，把午饭钱省下来。”王德先认为自己就应该过着这样的生活，“这些年我听说有人去找过政府，但我从来都没去过，当初打工挣钱是给自己挣的，也没给政府一分钱，如今得病不行了，咋能去找政府？再说，现在政府有那么多正经事要忙哩，咱不能拿自己的小事去给政府添麻烦。”

王德先现在唯一的娱乐就是看电视，经常能看到那些维权的电视节目，但王德先认为那些维权者与自己的生活很遥远，“就是看个热闹，”王德先摇着头说，“从没想过自己也去找政府。”王德先不断重复着“政府有太多正经事要忙”的话。

并非最后的孤坟

有人等待死亡，有人已经死亡。

八月十五是中国传统的团圆节，朝阳县南秦营子村村民王玉泉却在2010年的这一天，死于矽肺，而他的二哥则在5年前，同样死于矽肺。

对于两个死亡的儿子，80岁的王庆田只剩下模糊的记忆。王庆田躺在自己的家里，身上盖着看不出颜色四处露着黑色棉絮的破被，头顶的窗户只是用一张塑料遮风挡雨。提起儿子，王庆田只会喃喃地说着：“死了，死了，死了。”

大儿子王玉宝说：“自从二弟死后，老爷子就不行了，去年三弟一死，老头儿彻底垮了，从那以后，他只会躺在床上，上个月好不容易下地走走，还跌了一跤，小腿骨折，医生说是因为小脑萎缩造成的。”

王家三兄弟是2003年去个体钼矿打工，那时候，临近的村子已经有人得了矽肺回家休养，“听说别的村里有人在钼矿上打工得了矽肺，但不知道矽肺是什么，那么多人都去打工，都得病回来了，乡里也没出面提醒过我们，更没人告诉我们矽肺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哥儿仨在钼矿的工作内容不一样，我是背包，也就是说把崩碎的矿渣石块用包包起来，由人工背出去，每吨的价钱是80元，通常干一天能背出半吨来。三弟急于挣钱，他干的是打眼，就是用钻头在矿石上钻眼，放炸药，钻眼的时候会激起一大片烟尘，几米之内都看不到人，打眼的工资高，每个班（工作流程）120元，一般人一天只能上一个班，但是三弟为了多挣钱，就上两个班，矿上的老板喜欢工人这么拼命，还会多给5元钱，没想到弟弟干了3个月就不行了。”

对于弟弟最后的日子，王玉宝有些模糊：“我身体也不行，但还能干些轻一点的农活，家里事情很多，没办法天天照顾弟弟，只是在饭口的时间给他送饭。最后几个月，只有他自己，有时候会跟我说起以后的日子，但是，通常都说不出来，我们只能彼此看着。我也只能看着他默默哭泣，在最后一天的头两天，他跟我说：‘大哥，我想吃桃子，那种又红又大的桃子。’说实话，我买不起那么好的桃子，但还是让他嫂子去买了几个青桃，他当晚就吃了两个，挺高兴的。第二天，也就是八月十五，我大清早起床去看他，他已经死了，手里还握着一个桃子，一口都没吃的桃子。”

如今的王玉泉，葬在山顶，一座矮矮的坟包没有任何标志，山风呼啸而过的时候，带起有些呜咽的声音，山风卷落正在盛开的梨花，片片飞落在王玉泉的坟上……

（原载于《华商晨报》2011年4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