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在城市里的学堂

“我们远离自己的家乡,我们也有自己的梦想,我们同样渴望知识的海洋和明媚的阳光……”上课的铃声响了,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一间阴冷、拥挤的教室里,几十名学生高声唱着他们的校歌。

这首校歌,可以说是反映了农民工和农民工的子女们的心声。“我们越是遭受白眼,越是见多了坑蒙拐骗,就越是感到没文化、只凭体力吃饭的老路再也走不通了。”在北京打工6年的山东来京人员张昌国说,“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上学!”

然而,当成千上万的“小移民”跟随打工的父母走进繁华而陌生的大都市,却发现上学读书这个天经地义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却比登天还难。户籍的限制,费用的昂贵,绊住了农民工子女到城市公办学校上学的腿。但孩子又不能不读书,在此情况下,一大批民办的民工子弟学校(有的也叫“打工学校”或者“流动儿童学校”)应运而生,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每隔30多分钟,繁忙的京广线上就有一辆列车呼啸而过,巨大的气浪将路轨旁的衰草吹得七倒八歪。路基南面30多米,就是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北京市石景山区黄庄小学。1000多名外来农民工的孩子们,就在这轰隆隆的声响中度过每一天的学习时光。

据有关部门统计,像这样的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全北京已有400多家。大约8万至9万名农民工的子女,就是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延续着苦涩的求学生涯。

有统计称,上海现有民工子弟学校519所,在校学生12万余名,教职工约5000人。这些民工子弟学校规模有大有小,大规模的在校学生在1000人以上,小规模的不足100人。其最大的优势是学费低廉,一般每学期350～ 500元左右,可月付,可拖欠,可“讨价还价”。

深圳市的民办中小学已达110多所,接收外来学生近10万人。

可以说,在所有的城市,都有民工子弟学校的存在。虽然这些学校基本上都没有得到教育管理部门的批准,属于非法办学的范畴,并且经常遭受到有关部门的查封与取缔,但是,由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民工子女的求学问题,因此不仅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而且越来越壮大,越来越成熟。

目前北京最大的、拥有近2000人的行知打工子弟学校的创办人李素梅,原本是个民办教师,后来到北京打工。当时北京有一大批打工者的孩子到了入学年龄,李素梅堂弟的孩子就是其中的一个。1993年小孩满8岁,李素梅的堂弟想把他送到北京的学校读书。但是一打听,外地人上北京的公立学校,除了学费以外,一年还要交3000块钱赞助费和600块钱借读费。打工的人哪里交得起?由于李素梅在老家当过民办教师,她堂弟就找到她说:“你不是当过老师吗?干脆你办个学校教咱娃算了。”李素梅从没想过这事:“一个人咋能办学呢?”事情就搁下了。又过了一年,更多的在北京打工的亲戚家的孩子应该上学了,他们同样难以逾越北京公立学校对外地学生收取高额费用的门槛,于是像李素梅的堂弟一样,表达了让她办学的愿望。李素梅说:“我自己是12岁才上的学,知道失学对人的影响。当时我也没有特别合适的事做,于是就把那些孩子聚拢来上课了。”他们在李素梅姐夫包的菜地里用草秸、塑料布搭了一个棚子,一个学校就“诞生”了。当时是9个学生,一个人交40块钱,而李素梅既是校长,又是班主任,还担任所有课程的老师。教室里没有正式的黑板,课桌是用砖头垒成的。很多打工者听到消息,也把孩子送来了。到了1994年底,李素梅的学生增加到了22个,并且还在不断增加。后来实在忙不过来,李素梅的丈夫易本耀辞去了在老家粮食局的工作,跑来和她一块儿干。1997年学校的学生达到二百六十多人,开春后他们又盖了两间简易教室,但是其中一间还没启用就被推倒了——学校所在的菜地被征用,用作校舍的窝棚被一拆而光。看着教室一间间倒下去,许多学生哭了。从此,这所学校开始了“漂泊”生涯。他们在南面的沙窝租了一个地方,但是用作教室还需要改装一下。李素梅回忆说:“一个星期后,尽管改装还没有完成,但学生的课不能耽误太久,我们还是在教室外面的院子里开课了。到了中午,派出所的同志来了,告诉我们学校没有正规的审批手续,不能在这儿呆。”在沙窝仅仅呆了半天,学校被迫“转移”。此后他们又在彰化找了一个地方,但因为同样的原因,没住多久又开始“搬迁流浪”。

而就是这样的非法学校,却受到了农民工的欢迎与帮助。学校刚办时,搭教室、垒课桌都是家长帮的忙。后来学校到处“漂泊”,又有家长主动找地方、租校舍。有的家长是做广告牌的,就免费为学校做了一个校牌;有的家长收破烂,看见能用的桌椅就给学校送过来。

民工子弟学校没有得到管理部门的认可,不仅得不到任何的支持,反而经常被查封和取缔。加上受学生经济条件的限制,收费相当低廉,因此民工子弟学校普遍的条件简陋,环境恶劣。笔者采访过的几所民工子弟小学条件,其条件简陋的程度,超过人们的想像。有的学校就建在建筑工地旁,教室是用石棉瓦搭的简易工棚,不到二十多平方米的空间,却挤着五十多个学生。外面机器轰鸣,教师扯着喉咙讲课,后面的学生还是听不清。风一吹,满教室的灰尘。有的学校办在棚户区的待拆房内,灰暗的墙壁上脏迹斑斑,破旧的桌椅互不匹配。光线昏暗,拥挤不堪。老师上课就靠一支粉笔、一块黑板,有的学校甚至连三角尺、圆规等最基本的教学器具都没有。学生的活动场所根本没有或极为狭小,没有基本的实验仪器,没有体育、音乐、美术课的器材教具。很多老师以前没有任何教学经验和专业培训。

如同民工子弟学校的创办者一样,学校的老师也是来自方方面面。以行知打工子弟学校为例,1998年9月,在该校的31名教师中,1/3以上的老师是办学者从家乡招来的亲戚和同乡,还有1/3是熟人介绍来的。在一些比较小的学校,教师大多是办学者的亲戚、同乡。而这些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大多都没有教育经验,是半路出家临时操起教鞭的,因此流动性也相当大。

然而,尽管条件简陋,尽管教学不规范,但是民工子弟学校却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低收入农民工子女的读书问题,因而受到了农民工的欢迎。正如《南方周末》评论员文章指出的,民工子弟学校虽然条件差一些,但低廉的学费,灵活的机制,让大部分农民工愿意以这种“边缘”但平等的方式,使他们的孩子在城市受教育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