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伤了农民工的心

据《中华工商时报》2004年11月24日报道,2004年6月30日,深圳当日最高气温达到了37摄氏度,7月1日,最高气温又上升至37.6摄氏度,这是深圳有气象纪录52年以来出现的第二个高温。

早在6月28日,深圳市气象台便向市民发出了高温预警信号,根据这一预警,各部门应当做好防暑降温准备。但深圳一家陶瓷加工厂的工人们一如既往地在上班和加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百利来丝印厂员工效益奖的奖惩办法中规定:“工人请病假扣10元一天,请事假扣15元一天;如果上班时间去洗手间,一个月不得超过20次,总时长一个月为100分钟,一个月如果超过20次,每次扣2元,总时长超过100分钟,每10分钟扣2元。”

7月1日开始,一名叫王桂荣的女工出现了高烧症状;7月2日,王桂荣体温超过42度,体温计测量不了体温,医生打针时把针扎进去,抽出针来就流血,用药棉都按不住,医生说这是弥漫性的血管内凝血。7月3日凌晨两点,医生宣布王桂荣因抢救无效死亡……

2004年9月,一位在广东南海某工厂打工的农民工,因为一次工伤事故失去四个半手指,工伤鉴定为四级。在此之前,他曾与自己的老板进行协商解决,但他的老板只答应出医疗费,另外再补偿一万元。显然,这对右手失去劳动能力的农民工来说,是不可能接受的。这位农民工通过媒体的帮助,找了律师向法院上诉,意在通过法律途径进行解决,但由于该企业没有在工商部门进行登记,连厂牌都没有,属于典型的“黑厂”,法律也爱莫能助。不可思议的是,就是这样的一家“黑厂”,至今仍然在正常生产,仍然没有依法纳税,仍然漠视着工人的合法权益……

农民工的劳动条件恶劣,工资水平过低,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致使他们无法忍受,纷纷离去,这是“民工荒”出现的主要原因。

多年以来,除开商贸、餐饮、社区服务领域外,进城打工的农民大多在建筑、修路、架桥、市政等各种工程项目和企业的生产线上工作,他们从事着城里人不愿干的繁重、肮脏有时甚至危险的工作,生活条件差,没有社保、医疗、子女教育方面的保障。然而,即便如此,由于家乡生活的艰辛,大批民工依然愿意进城务工,只为每月那几百至千余元的工资。可是近年来,各地拖欠民工工资的事情越来越多,迄今已演化为各地普遍存在的现象。一些地方还不断出现民工们讨薪不成、告状无门反遭欺凌殴打的案件。正是这干完活后领取微薄工资的基本权利都不能得到保障,极大地伤害了农民工的感情,惨境遇,使许多农民工只得“用脚投票”一走了之。从这个角度看,大面积的“民工荒”,实际上是进城务工的农民遭受歧视、欺凌的后果。

工作条件差,环境恶劣,甚至身体受到伤害也是让农民工伤心而去的另一个原因。一位曾在温州某服装企业打工的女工说,她早上7点30分正式上班,中午和晚上吃饭各一个小时(但基本上不到半小时),晚上10点30分才能下班。车间是由小学校舍改建的,几十个人住在一起非常闷热。宿舍十分简陋,一般都十几个人一间,所谓的夫妻房也是好几对夫妇住在一间。尤其是厕所,破烂不堪,臭气熏天。

民营企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亮点,但其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却普遍不足,对农民工感情的伤害尤其突出。浙江工商大学民营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宗和教授曾经对浙江全省民营企业劳资关系进行过抽样调查。调查后他发现,当前民营企业劳资关系存在的普遍问题是:一些中小企业实际工资偏低、劳动时间过长、生产安全较差、社会保障不全、劳动合同混乱、工会作用缺位等。在浙江台州,民营经济“三分天下有其二”,民营企业创造的产值已占全部工业产值的95%以上。台州市委党校、天台县委党校曾经联合对台州民营企业劳资关系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引起劳资冲突最突出的是克扣与无故拖欠工资。据统计,2001年,该市共发生劳动保障监察案件1150件,其中626件发生在民营企业,而在626件案件中,克扣、无故拖欠工资占462件。其次是许多企业利用合同不完善随意解雇农民工。三是由于工伤事故的理赔引起。

《半月谈》记者曾经兵分四路,深入“珠三角”、浙东南、“闽三角”、“长三角”等地的非公企业和民工中展开了调查,结果显示,对农民工权益的侵害现象普遍存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做工时间超长,劳动强度太大。苏南吴江莘塔镇一家民营企业四五百名工人的生存常态是:除了中午1个小时、下午45分钟的休息时间外,他们通常每天早上7点上班,一直干到深夜十一二点才收工,算下来一天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而一两个月能休息一天就算“烧高香”了。在这里,8小时工作制和双休日简直是“天方夜谭”。调查发现,58.2%的人“极少有业余时间”。记者采访的企业中,没有一家是不需要加班的,每天工作十个小时已经算少,大部分都是11小时以上,有的甚至达到15、16小时。同时,只有一家企业表示执行了五天工作制,别的工厂都是每周六天。

其二,报酬低,还屡遭拖欠。拖欠工资是许多民营企业主惯用的伎俩,屡禁不止。来杭州打工的王启传由于无力支付房租,半个多月一直睡在劳务市场旁一幢大楼的走廊里。一些私营企业里的外来工,为了节省生活支出,也带着水桶、脸盆住在那里。

其三,做工风险增大,伤了死了没人管。非公企业民工在工资收益“负增长”的同时,还受到工作生活环境与劳动保护条件差等“顽疾”的困扰,一些地方甚至存在“包身工”现象。浙江三门县的一家外贸食品公司,实行封闭式管理,每20名女工归一名工头管理,工人的自由受到严重限制。该公司女工宿舍每间20平方米,却住了20多名工人,最多的一间竟住了40人! 2004年6月28日,东莞市大岭山镇一家工厂的涂装车间工人南争社带病上班时晕倒在车间里,经抢救无效后死亡。该厂职工反映,被训斥、辱骂是常事,挨揍也不罕见,上班是流水线作业,停下来喝口水、上厕所也不行,除非工头特批;涂装线恶臭难耐,但企业对员工几乎没有保护措施。东莞市茶山镇一家玩具厂的职工反映,他们的车间是座三层楼房,为扩大规模,厂里在楼顶又搭建了一个铁棚,他们的车间就设在铁棚里。在太阳暴晒下,铁皮滚烫,铁棚里的温度时常超过40℃,却没有任何降温设施。

由于非公企业特别是大量中小企业作业环境十分恶劣,导致外来工成为受到事故伤害的主要群体。统计显示,近年来浙江省工矿企业事故中外来工死亡人数占总数的80%。其中在发生一次死亡三人以上的重大事故中,外来工竟占90%!出了事故,企业还不负责,百般推脱。在上海浦东一家印务公司打工的李晓峰在操作烫金机时,左手不慎被机器夹住,造成4个手指粉碎性骨折。按照上海市有关规定,外来务工人员的综合保险应由所雇企业承担,但令小李和他的家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企业老板竟不承认小李是他所雇用的,甚至还指使别人抢夺小李的治疗病历,以彻底销毁企业与小李有雇佣关系的证据。

四是,没有权益保障,更无制度支持。许多农民工实在忍受不住恶劣境遇而选择离去,于是一些企业便采取扣身份证、强制交押金等非法手段强行留人。一位名叫徐惠强的民工说:“我在杭州劳动力市场找到了份快递公司的工作,谁知道一到那里就被扣下身份证,还要押两个月工资,吓得我只干了一天就逃走了。”

不只是企业,一些急功近利的地方政府,也以牺牲农民工的利益来获得地方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各地为促进经济发展,许多地方长官普遍热衷于招商引资,并在我国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招商引资热。在激烈的竞争中,农民工权益保障往往成了资方与地方政府博弈的牺牲品。

农民工背井离乡来到城里,是希望用自己的劳动来改变生活状况。然而,让他们没有料到的是,他们却受到了城里人的歧视与企业的盘剥,这不能不让农民工伤心,不能不让农民工失望。在供求关系发生微妙变化的情况下,有了更多选择的农民工开始抛弃那些强度大、工资低的企业,让这类企业在“民工荒”中为此前的作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此,“民工荒”发生的真实原因,是来自广大农民工的基本权利总是受到侵害,是以往劳动关系的紧张造成的一个“苦果”。

有学者认为,作为中国劳动大军的主力之一,中国农民从过去完全被束缚到逐渐自由流动,成为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劳动力的中坚力量,这一过程既是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发展史,也是这一群体的忍辱负重史。正是这种日积月累的忍辱负重,造就了今天的“民工荒”。

一方面,改革开放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有了释放的可能和途径,并由此给农民带来了直接经济利益;但是另一方面,随着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相当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外出工作的过程中,为了那低得可怜的工资收入,却往往忍受着歧视、欺凌和过度索取。

上世纪80年代初以前,不少中国农村地区的生产条件还停留在半原始状态,农民收入水平极其低下,但又找不到其他依法获利的途径。80年代初的改革,不仅打破了中国农村的死气沉沉,也让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找到了农业生产以外的获利途径。如在1985年,湖南农民在家乡日均纯收入约为0.2元到0.5元,而当地一个普通工人的日均收入为1.5元,如果去广东等地打工,则每日可以拿到3元左右。反差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使得内地农村剩余劳动力不顾一切地奔赴沿海地区。在最初的日子里,尽管这些特殊的工人同样要承受巨大的利益侵害,但那种经济上的相对巨大收获,足以抵消过度索取带来的痛苦。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随着农民工务工范围的扩大,农民工的忍辱负重,逐渐不再止于经济剥夺。由户籍问题滋生的暂住证和收容遣送问题、无休止的计划生育检查、随行子女上学障碍,以及名目繁多,多得连政府官员自己都说不清的各种针对农民工的歧视性特别规定,让广大民工日益感受到歧视和排斥。

与此同时,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家乡农民收入水平逐年提高,与他们在外打工所能获利的差距逐步减少。换言之,外出打工获利的惊喜度在逐年降低。

一方面是忍辱负重的与日俱增,一方面是经济收益带来的冲动日益减少,双向的不利影响,成就了农民工们对外出打工的深深失望和心理抵触。

当农民工们发现自己不需要外出打工也能活下去,并且不外出至少有起码的尊严的时候,他们选择逃避,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实际上,除投资环境外,就业环境也是一个地区、一个企业必须高度予以重视的重要竞争力。尽管对于我国来说,劳动力总量上不会出现短缺,但是劳动力过剩程度将不断降低,并最终走向劳动力与资本的相对平衡。而目前出现的“民工荒”现象的背后实际上是社会保障等劳动力权益保护体系的缺失,而缺乏劳动力权益保护体系的就业是一种不正常的就业。那些只想利用廉价劳动力并通过不停的轮换高强度生产作业的工厂和地区,从现在看来,他们无疑受到了较大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