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辫子”梳出农村“大锅饭”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仓促出台,虽然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但由于缺乏具体操作办法,容易导致盲目性,很快暴露出许多问题。有些农民交了过头粮,而有些落后农民隐粮不报或少报,该卖的又未卖足。加上1954年长江、淮河流域发生特大水灾,国家为了以丰补歉,在非灾区多购了70亿斤粮食,灾区粮多减产,非灾区又征了过头粮,结果到1955年粮食形势又趋紧张起来。许多地方不缺粮的农民也和缺粮的农民一道,纷纷要求国家供应粮食。后来国务院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办法,以乡为单位,确定全乡每户的常年计划产量和全乡粮食统购统销的数量,并一律向农民公布,消除了农民的顾虑和不满,统购统销继续推行。

但从这一次的风波,却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对如何坚持统购统销制度有所顾虑。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要核定各户余粮,动员各户交售,同上亿户农民直接打交道,非常繁难。由此,毛泽东同志生出一个念头:“把太多的小辫子梳成较少的大辫子”。他认为这不仅使粮食统购统销变得简单、容易,而且还将极大地促进粮食生产。因为粮食增产靠小农经济潜力很小,靠在农业中实现大规模的机械化是工业发展以后的远景,在目前的情况下,必须依靠合作化并在合作化基础上适当进行技术改革。他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这个问题,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是曾经遇到了的,苏联是用有计划地领导和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法解决了,我们也只有用这个方法来解决它。”

毛泽东当时的考虑不无道理,问题是我们后来把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方向演变为了一场政治运动,成为违背客观规律、不切实际的盲目行动。

在恨不得一步跨入共产主义的狂热急躁情绪驱动下,农业合作化运动从1955年底掀起高潮,到1956年底止,全国建起农业社99.2万个,入社农户达91.7%,其中高级社31万多个,入社农户占62.6%。当年9月,党的“八大”宣布:现在已“基本上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同志当时要求新成立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用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完成农业合作化的任务,现在不到两年就基本完成了,这种大呼隆的群众运动,显然是不切实际,违背客观规律的。

把1亿多户农民用政治手段捆在几十万个农业合作社里,辫子固然少了,但未必就好管理了。遗憾的是这点当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相反还要梳“更大更粗”的辫子,这就是大办人民公社。

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好,好在“一大二公”。所谓大,就是将原来的一二十户的合作社合并成为四五千户甚至一二万户的人民公社;所谓公,就是在全社范围内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并实行部分的供给制。1958年8月,中央作出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仅仅4个月时间,到年底,全国74万个农业社改组为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9%。

“梳辫子”梳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合一的全功能的人民公社,也梳出了农村“大锅饭”。农民突然成了不穿军装的军人,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劳动力按军队编制组成班排连营,青壮年甚至还要集体食宿、集体出工、集体军训、集体学习。农业生产实行大兵团作战,由公社统一领导、统一调配、统一指挥。

在生产上搞大呼隆,在生活在上则吃“大锅饭”。为了体现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特色,全国办起了390万个公共食堂,4亿多农民“吃饭不要钱”。90%的农村人口取消了口粮定量,集中到公共食堂吃饭,叫做“粮食由我管,吃饭由我包”,号召人们“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

“吃饭不要钱”,果真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于是,许多人开始敞开肚皮吃饭,一些食堂则开流水席,从早到晚,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吃,结果浪费粮食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有的公共食堂半个月就吃掉了三个月的口粮,有的地方寅吃卯粮,亏了一大截。但是,口号充不了饥,狂热也终究填不得肚子,于是,不到半年时间,粮食又开始紧张起来。“吃饭不要钱”的小调还没唱熟,到处又开始饿肚子了。共产主义没有实现,倒先让许多人浮肿、饿死,先去见马克思了。

事实说明,人民公社的建立,并没有达到毛泽东设想的发展生产、增产粮食的目标,相反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粮食生产方面是连年滑坡,由1958年的20000万吨下降到1961年的14750万吨,回落到了1951年的水平。粮食消费方面由于公共食堂的开办,浪费了大量的粮食,使粮食紧张局势更加严重。尤其受人民公社这种特殊体制的影响,虚报、浮夸普遍成风,结果从1959年到1961年,虽然粮食产量每年平均比1957年减少413.8亿公斤,而平均每年征购的粮食则比1957年增加47.9亿公斤,1958、1959年两年就大约多征购贸易粮100亿公斤左右。这表面上是有利于统购统销政策,实际上却人为加剧了粮食紧张局势,广大农村每人每天平均口粮不足1斤,局部地区仅几两口粮,对维持再生产所必需的饲料、种子粮也未留够,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处于极度困难的状态。国家不得不对农村返销大量粮食,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

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开始重新认识粮食生产和粮食分配工作。1959年4月,毛主席写给省、地、县和社队各级干部的一封信中指出:粮食“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6.5亿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1960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加强农业是全党的长期的首要任务。

把上亿户农民“梳辫子”梳成人民公社,没有促进粮食的生产和流通,反而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这是当时的决策者始料未及的。但当时谁也不敢破坏作为共产主义过渡形式的人民公社形象,公共食堂关闭了,人民公社这种大锅饭体制却没有消除。与此相适应,当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制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便由“临时”实行变为长期坚持了。并且,也是为了适应人民公社这种高度集体化的体制,接着在全国范围内又实行了油料的统购和食油的统销,棉花的统购和棉布的统销,生猪的统购和猪肉的统销,以后连鸡、鸭、蛋、鱼……几乎主要的农产品都实行了统派购制度和统销制度。

从此以后,以粮食为核心的许多农产品都失去了它的商品功能,既不能进行市场流通,又不能体现价值规律,纯粹是一种国家的计划物资。人民公社成了国家直属的一个车间,被纳入了国家计划的笼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