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亲属不应有任何特殊”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表兄文运昌曾给毛泽东主席办公厅主任田家英写信，随信开列了一个14人名单，都是毛泽东外祖家的亲属，要求照顾安排工作，或保送升学。这份名单不久转到毛泽东手里，他看了之后，便在名单上批示：“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要说话的。”

表兄文南松写信请求毛泽东为胞兄文运昌介绍工作，也未能获准。毛泽东1950年5月12日在给文南松的复信中说：“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

1950年1月，文涧泉曾写信给毛泽东，请求为他自己的本家好友文凯介绍参加工作。毛泽东也没有同意。他在1950年5月7日，给文涧泉回信时说：

涧泉表兄大鉴：

1月16日来信收到，甚以为慰。唐家圫现尚有多少人，有饭吃否，十哥、十七哥还健在否，便时请你告我。文凯先生宜在湖南就近解决工作问题，不宜远游，弟亦未便直接为他作介，尚乞谅之。运昌兄连来数信，已复一信寄向蚌口，不知他接到否？南松兄第二次来信已收到，感谢他的好意。此复，顺祝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七日

1953年，文涧泉的岳家赵氏，有一个亲戚要到北京读书。文涧泉写信请毛泽东介绍学校入学。同时，文涧泉也想去北京一游，于是，他便给毛泽东写了一信。同年9月8日，毛泽东回信给文涧泉表示谢绝。信如下：

涧泉兄：

惠书收到。承告乡情甚谢。来京及去上海等地游览事，今年有所不便。请不要来。赵某求学事，我不便介绍。应另想办法。此复，顺祝康吉，并祝各亲友安好。

文涧泉提出的要求，又一次被毛泽东拒绝了。

50年代初，文涧泉多次到北京见毛泽东。有一次到北京时，他见毛泽东曾为许多乡亲添置衣服，要求毛泽东给他缝制一件长袍。毛泽东摇摇头说：“平均每人只有一丈多布票，哪有这么多布来制长袍。”说完，嘱咐工作人员把自己的一件旧长袍拿出来，送给文涧泉。文涧泉这次去北京住了一个多月，临走时，对毛泽东说道：“我汽车、火车、轮船都坐过，只有飞机没有坐了，我想坐飞机回去。”毛泽东劝说道：“坐飞机太贵了，坐火车好。”文涧泉不同意：“你一个国家主席，我不相信买不起飞机票。”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十一哥，不是我买不起飞机票，而是国家正在搞建设，缺钱花，大家都要节约。国家主席更应该带头啊！”说得文涧泉心服口服。毛泽东又从自己的稿费中开支300元给了文涧泉做返家路费，未花国家一分钱。

1954年秋，文运昌到北京见毛主席，住了一段时期后，仍舍不得离开北京。恰逢韶山毛泽连、邹普勋几位乡亲去北京，他们见了毛泽东后，打算回韶山，毛泽东便叫文运昌与乡亲们一同回乡。文运昌不高兴，说：“主席，我还没有打算走呀！”毛泽东听了，有些生气地说：“你走不走由你，我不管你了！”文运昌没奈何，只好和毛泽连等人一同乘火车返回湖南。

1950年年初，文家几位表兄向毛泽东写信，反映减租退押和土改情况，言辞中对当地政府有些不满，甚至有为地富开脱之词，毛泽东接信后，感到问题严重。便于同年5月27日给当时的湘乡县长刘亚南写了一信，请求进行查实，并对文家兄弟进行严肃教育。信云：

亚南同志：

兹有湘乡四都凤音乡大平拗文氏兄弟四人来信，附上请你看一下。他们对当地区乡政府的工作有些不满意的话，未知实际情形究竟如何。假如可能的话，请你派一个同志去调查一下，以其查明告我……至于文家（我的舅家）生活困难要求救济一节，只能从减税和土改照一般农民那样去解决，不能给以特殊救济，以免引起一般人民的不满。此祝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外祖家的亲戚和朋友，经常到北京去看望毛泽东。有的人从北京回到湘乡后，非常神气，讲大话，摆架子，不把当地政府放在眼里。毛泽东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于1954年4月29日给湘乡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写信，指出“我的亲属唐家圫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毛泽东在信中还特别强调说：“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

在毛泽东的教育下，毛泽东外婆家的亲戚大都能遵纪守法，努力工作，安心务农，奋发向上。

毛锡臣是毛泽东的远房叔祖父，幼年时曾与毛泽东同学。那时，毛泽东常翻过韶山与湘乡交界的黄田坳，去大坪瓦屋场毛锡臣家玩耍，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25年毛泽东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曾到毛锡臣家住过。毛泽东离开韶山时，毛锡臣将家里的猪卖掉送给毛泽东做盘缠。

新中国成立后，毛锡臣曾致信毛泽东要求去北京，毛泽东接到他的信后，顿生怀旧之情。他依稀记得家乡有一位与他年龄相仿且接济过他的朋友。但由于工作忙，他当时未写回信。

1953年10月4日，毛泽东给韶山冲青山坳老地下党员毛月秋回信时，想起了这位同学，他在信中写道：“……尚有毛翼臣（不知住什么地方）、文东仙（唐家）二同志过去来信，表示要来我处一看。如你及乡间其他同志同意的话，你可约同他们二位一道来京。其他没有预先约好的同志，一概不要来。你们到京住一个短期仍回家乡。”由于时间已久，记忆模糊，毛泽东在信中将毛锡臣误写成毛翼臣。

1954年9月，毛锡臣才与毛泽连、邹普勋、谭熙春等几位乡亲一同赴京。

抵京后，他们住在西郊宾馆。没几天，他们便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毛泽东亲切地与他们拉家常，询问乡下的情况。

谈话中，毛泽东与乡亲们回忆了当年在韶山开展农民运动的情景，并对毛锡臣当年所给予的资助表示感谢，还说：“等一会儿，我派人去给你们每人添置一身衣服。”毛锡臣感谢不尽。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请大家一起进午餐。

毛锡臣等人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临行时，毛泽东送给他们呢大衣、帽子、鞋袜和皮箱等礼物。

1953年年初，毛泽东主席接到湘潭县良湖乡广福村农民郭仕逵一封信。又使毛泽东回忆起往事。

那是1925年2月6日至8月28日，毛泽东回到韶山领导开展农民运动。在他的领导下，韶山成立了“雪耻会”和中共韶山支部，并开展平粜、阻禁斗争。韶山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地主豪绅的恐慌与仇视，他们向当时的湘军总司令兼省长赵恒惕密告毛泽东在韶山一带组织“过激党”煽动农民造反。赵恒惕遂多次密令其弟、湘潭县长赵恒哲及县团防局追捕毛泽东。

8月的一天，赵恒惕又一次密令县团防局同韶山大地主成胥生，前往韶山逮捕毛泽东，消息传到县政府，有的人对“过激党”恨之入骨，因而幸灾乐祸；有的人同情革命者，同情共产党，因而为毛泽东的安全而忧心忡忡。同情者中，有这样一个人，他叫郭鹿宾，是银田乡人，当时在县政府担任议员，负责收发。因受进步思想影响，同情和支持革命，忧国忧民。他听到赵恒惕密令捉拿毛泽东的消息，即将此消息告知曾任过湖南省学联干事的刘天民。刘天民心急如焚，正盘算着如何把这消息送到韶山去，帮助毛泽东脱险。恰在这时，郭鹿宾的侄儿、共产党员郭仕逵从乡下来叔叔家做客。刘天民和郭鹿宾喜出望外，随即与郭仕逵商量如何把消息送出去。三人密谈了一阵，郭鹿宾又取出纸笔，急急写了一封信，交给侄儿，嘱其当夜赶回韶山送交毛泽东。

郭仕逵将信放在胸前的口袋里，连忙告别叔父星夜赶到韶山，当即找到了正在冲里一个秘密点召开地下党员会议的毛泽东，将信面交。毛泽东打开信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润芝兄：

军阀赵恒惕得土豪成胥生的密报，今日已电示县团防总局，派快兵前来捉你，望接信后火速转移……

毛泽东早就预料到反动派不会善罢甘休。看完信，他从容不迫，沉着而风趣地说：“原来是成八胡子（成胥生的绰号）办的好事！”

毛泽东连忙叫到会的地下党员撤离，再与郭仕逵一道离开了会场。回到上屋场，照常接见了几位来找他的农民弟兄，并对韶山地下党的工作做了布置。然后，在几位农民的护送下离开了上屋场。

几分钟后，县团防局一队枪兵荷枪实弹，气势汹汹地赶到会场，将屋前屋后围得水泄不通。他们破门而入，到处搜查，毫无收获。接着又包围了上屋场，仍无所获。

毛泽东和郭仕逵在途中远远地看到敌人追来，他们机智地避开了敌人，不慌不忙地离开了韶山冲。毛泽东庆幸郭鹿宾这封信使自己脱了险。他们连夜取道宁乡，向长沙方向走去。

此后，郭仕逵再未见过毛泽东。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毛泽东担任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闲居乡间的郭仕逵闻知这一切，异常高兴。

1953年年初，郭仕逵因家境困难，无法解决，便向毛泽东写信。信中详细叙述了当年为主席送信的情况，想请主席替他安排工作。

毛泽东接信后，立即亲笔回信：

仕逵先生：

来信收到，得悉一切。先生家境困难，甚为系念。工作问题，仍以就近设法解决为好，免致徒劳往返。顺问近安！

毛泽东

郭仕逵接到毛泽东从北京寄来的信后，异常激动。他的家人亦欣喜万分，感激地说：“毛主席没有忘记我们啊。”

两个月后，郭仕逵手持毛泽东亲笔信，前往北京谒见毛泽东。毛泽东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见并设宴招待了他。

席间，毛泽东询问了郭仕逵的家庭情况，郭一一作了回答。当问到郭鹿宾还在不在时，郭仕逵说：“叔叔在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地下活动，1938年他到了延安。从延安回来后，他从事革命斗争，不久就病死了。”毛泽东听了，说：“这样的同志，可惜死早了，要是还在的话，我一定请他到北京来做客！”话语中流露出对郭鹿宾深深的怀念之情。

在北京郭仕逵受到热情的招待，并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时间。郭要回家时，毛泽东又与他亲切话别，并赠给他一些礼物及人民币若干元。

打那以后，郭仕逵常写信向毛泽东汇报乡村生产和人民生活情况，也汇报自己家庭生活情况。当毛泽东得知郭家尚未摆脱困难时，又给他家寄来了300元人民币。

从毛泽东与乡亲们的交往中，不难看出，他对乡亲们对自己革命活动的支持和保护，是怀着既感激又不无原则的照顾的原则办事的。

（参见刘仲文、于凯夫主编：《毛泽东的情感世界》，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