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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报》被封后的新闻编译社

时间:2022-01-2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北京新闻编译社由邵飘萍于1916年8月创办于北京城南宣武门外珠巢街,要早于《京报》创办两年零两个月。然而,1919年8月《京报》第一次被查封后,新闻编译社处于何种状况?史料记载,《京报》创刊后,“邵自任社长,协助邵担任编撰及经营管理工作的还有汤修慧、潘公弼、吴定九等”[14],《京报》被封,邵飘萍避难日本、潘公弼被拘禁两月后赴上海另谋他路。

北京新闻编译社由邵飘萍于1916年8月创办于北京城南宣武门外珠巢街,要早于《京报》创办两年零两个月。若用现在语境诠释,京报馆和新闻编译社实际上是“两块招牌,一套班子”,今人研究《京报》则绕不开新闻编译社这个话题,但由于后者资料相对匮乏,人们对其了解和研究的程度却远不及前者。吴定九1918年3月学成回国后,一方面在北京市政公所任工程师,另一方面又应好友邵飘萍之邀助其报业在新闻编译社兼职。也就是说,吴回国后从事报业实践活动的时间应始于1918年的上半年,早于之后10月份与邵共同创办《京报》。

从笔者目前已掌握的材料看,早期新闻编译社的业务“是采编北京的新闻及选译部分外电,通过手写或油印的方式,每晚7时左右向北京各报馆及外国驻京记者以及《申报》等油印发稿。发稿次数为每日一次,每次几十份,由雇员骑自行车将之分送各报并向外埠各报邮寄”。[13]此种业务开展状况,应主要指新闻编译社创办至《京报》创刊这一时间段的工作状态,因为,自1918年10月《京报》创刊后,“北京各报馆”这一概念也包括了京报馆在内,换言之,编译社采编的新闻及选译的外电稿件,必须优先在自家的《京报》上刊出,然后再考虑提供给北京其他报馆和诸如《申报》等外埠各报,而所提供的稿件数自然就会相应地减少。然而,1919年8月《京报》第一次被查封后,新闻编译社处于何种状况?有否因《京报》被封而受到影响?

1929年4月24日,为纪念邵飘萍被害三周年,《京报》专出一期《邵飘萍先生被难纪念特刊》,其中载有潘公弼之弟、时为《京报》编辑潘劭昂所写题为《我负飘萍先生》一文,文中说道:“八年季夏,安福内阁力扼《京报》,封闭之不足,复肆其魔爪于当事者,捕先生既不得,乃甘心于公弼而之于狱。其时编译社幸无恙,余乃于课余之暇,受庸入社服务,此为余入新闻界之始。”潘劭昂这段话清楚表明,当时新闻编译社并未因京报社被封而停止运作,至于编译社由何人主持,业务工作如何开展等情况,潘文未作详述。

笔者认为,这些问题其实不难解析。史料记载,《京报》创刊后,“邵自任社长,协助邵担任编撰及经营管理工作的还有汤修慧、潘公弼、吴定九等”[14],《京报》被封,邵飘萍避难日本、潘公弼被拘禁两月后赴上海另谋他路。而剩下的报社人员中,邵夫人汤修慧是名义上的当家人,还在读书的潘劭昂则刚“受庸入社服务”,属于实习性质,另外还有几个邵的同乡和亲戚,如邵的堂弟邵泛萍等。但这些人显然都不可能挑起主持新闻编译社工作的重担,只有擅长经营管理和精通英、日两国文字的吴定九才能真正担此重任。话再说回,因报社被封,一来北京的新闻采访活动受到限制,二来即便采编到的新闻及选译的外电稿件,也只能提供给本地或外埠的报馆使用,这就又回到了新闻编译社创办初期头两年的那种工作状态,故业务量减少,经济效益下降应该是这一时段新闻编译社的基本状况。

不过,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军阀扼杀《京报》是坏事,然而“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正是在报社被封的一年多一点时间内,邵、吴二人才得以集中精力,编译出版了《新俄国之研究》这本极具社会影响力的好书。同时,在吴定九、汤修慧、潘劭昂等人的勉力支撑下,新闻编译社毕竟在逆境中顽强地生存了下来,为《京报》保留下根基,更为1920年9月邵飘萍回国,《京报》迅速复刊做好了准备。另外,新人潘劭昂在这一非常时期经受到锻炼,特别是在吴定九的传帮带之下,他开始熟悉社内各项业务工作,从而为走上报业之路打下了良好基础。

纵观吴定九早期的报刊实践活动,意义不限于了解其对《京报》及新闻编译社的创办和发展做出过哪些杰出贡献,也在于通过这段史实的揭示,对早期民国报刊业发展及报人群体生存状况有所映衬,另对探析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在中国传播过程亦提供一个细节化视角。而邵飘萍和吴定九作为那个时代的优秀报人,他们对时势的清醒认识与选择,不畏专制强权压迫,在险恶环境中奋进坚持,勇于社会道义的承担和对真理正义的追求精神,则永远值得后人景仰和学习。

(原载《贵图学刊》2015年第2期)

【注释】

[1]张维昌:《关于吴鼎生平事迹的回忆》,《嘉定文史》1984年第1辑。

[2]王萍、林介宇:《民国报人吴鼎》,《嘉定报》2014年6月24日。

[3]张维昌:《关于吴鼎生平事迹的回忆》,《嘉定文史》,1984年第1辑。

[4]邵飘萍:《中国新闻学不发达之原因及其事业之要点》,《新闻学名论集》,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版。

[5]吴定九:《日本谈》,《京报》,1930年5月15日。

[6]张维昌:《关于吴鼎生平事迹的回忆》,《嘉定文史》,1984年第1辑。

[7]邵飘萍:《京报三年来之回顾》,《京报》,1922年10月9日。

[8]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9]《纪京报界十五日之两盛会》,《申报》,1919年2月19日。

[10]夏燕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后》,《党的文献》2011年第1期。

[11]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12]吴定九:《新闻事业经营法》,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版。

[13]散木:《乱世飘萍——邵飘萍和他的时代》,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

[14]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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