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大的学生社团活动

陈星岩

1941年秋，我考入交大电机系，到中华学艺社报到时，看到门厅墙壁上贴满各种告示，有的是高年级同学转让读过的书本、绘图用的仪器和计算尺等，有的是介绍校内的各种团契和学生团体，号召同学参加活动，真可谓琳琅满目，不易抉择。

恰巧交大南模同学会赶先召开迎新大会，比我先一年进入交大的李翊芹同学在会上介绍了交大的情况，并告诉我们交大学生会有校方背景，参加学生会的活动要慎重。他向我们推荐参加交大青年会的活动，说交大青年会比较活跃。经过他的介绍，我选择参加交大青年会，记得当时负责交大青年会活动的有1943届的葛一飞，1944届的李翊芹、胡法光等。

1941年10月，胡法光叫我代表交大到静安寺路慕尔鸣路（今南京西路茂名北路）基督教女青年会去参加一个全市各大学发动劝募难民寒衣的会议。会后，我向胡法光作了汇报，“经研究，这项工作在交大不易开展，就此算了”。过后不久，校方贴出布告，说非基督徒不得参加青年会。我因对青年会的活动感兴趣，考虑是否要成为基督教徒。我将这一想法和一位在圣约翰大学读书的南模同学谈起，他就诘问我是否真诚信教，他说为了参加青年会的活动而去信基督教，似乎本末倒置。不久，日寇进入租界，交大校园内一片混乱，各种学生社团也就停止活动了。

交大电机系有个“系会”组织，由在校的四班同学参加。主持系会工作的一般是寒假开学后的三年级级长。我入学时，系会工作由1942届毛钧业负责，寒假后由1943届庄炳文负责。庄炳文升入四年级时，由1944届毛钧焘负责。毛钧焘升入四年级后，系会工作落到我和彭风鸣的头上。记得在交接工作时，毛兄交给我们一个大封套，其中有几张历届系会的全体同学照片。1945年春，我们将毕业离校，系会工作由1946届的顾德仁、王福祥接手。当时，1947届的陈警众也已参加系会的工作。

系会工作一般不多，每年秋季开学后召开一次迎新大会，欢迎一年级同学参加系会，介绍系会情况；每年春季召开一次欢送大会，欢送四年级同学毕业离校，互道离别之情。系会活动虽然不多，但有着它的联系作用，它使我们上下几个年级的同学互相熟悉，鼓励同学保持电机系的良好学风。由于系会的工作，我认识了多位1942届至1948届的电机系同学。

1941年进入交大时，交大已有中共的地下党支部，限于当时的环境，地下党员不能以党员身份公开活动，同学们也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现在知道，我们那一届入校时中共党员极少，仅有蒋淡安和沈惠龙二人，而且都在电机系。他们和同学打成一片，用功读书，广交朋友，通过代买课本、教材等，尽力为同学们服务。他们的一言一行，在同学中有相当的影响，深得同学们的好感。读完一年级，蒋淡安转至机械系，是组织上要他去打开局面的，但不久他就病休了。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入租界，交大不得已改为私立南洋大学。1942年春夏之间，汪伪政府要来接管交大，校内人心动荡，同学中有的酝酿赴内地续学，有人感到离家远走，在感情上和经济条件上都不能接受，因而处在犹豫彷徨之中。就在这一时刻，我们召开了一次班会，让大家展开讨论。经一番争论之后，发动大家去访问一些教授和学校负责人，如果学校能照老样子办下去，不读日文，那就继续在上海读下去。同学们分头访问几位教授，教授们都说他们一家老小要靠他们的微薄工资度日，不教书难以生存。在这种情况下，学校秋季开学时，大约有近二分之一的在沪同学前去注册报到。除了少数教师外，大部分教师也来校开课。

记得在1943年夏，有同学在张家花园（今南京西路泰兴路）光明小学内办了一个暑期补习班，专门为高中学生复习数理化等课程。我们这一届同学也有多人参加。我应邀担任物理课的复习教员，课后就在光明小学内开个小会，交流一些情况。

1942年秋季开学后，汪伪政府在学校筹组青少年团，同学们都不予理睬。记得负责青少年团工作的是一个1943届的同学，他未毕业就在训育处工作。他的办公桌靠着阳台的窗口，我们在课间休息时，就在窗前的平台上从侧面窥看他桌上的东西。有一次看到他编的青少年团名单，但这份名单从未公开过。后来知道，只有1946届2个中共地下党员受组织的派遣打入青少年团并参加集训，目的就是为了掌握汪伪青少年团的情况。

我们毕业后不久，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这时重庆政府派员到沪接收敌伪企业。由于各行各业都需要补充大量人员，我们的就业问题都很快解决了。但工作几个月后，国民党教育部突然宣布我们在沪学生为“伪学生”，要1943、1944及1945年毕业的学生通过“甄别考试”，才承认学历资格。

当时，1946至1948届的在校学生纷纷上街游行，打出“政府有伪，学生无伪”的口号，呼吁社会同情及支持在校学生取得正式学籍的要求。我们这三届已毕业的同学都已进入社会工作，根本不愿意，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参加什么“甄别考试”。于是，大家就联合起来，推举代表，向社会呼吁，与校方及教育主管部门进行交涉。记得三届同学推举庄炳文、闵淑芬、奚正修等多位1943届同学为代表，与吴保丰校长进行谈判，并争取赵曾珏、顾毓琇等老校友为我们仗义执言。经过一番交涉，最后争取到不提甄别考试，只要每人将经本人圈读过的《中国之命运》《三民主义》《建国大纲》等三本书交给教育部的有关部门，就算甄审合格。“伪学生”的风波虽然告一段落，而国民党政府也在我们的心目中威信扫地了。

在我毕业后还曾接触过一次学生社团活动。大约在1947年冬，中国技术协会借交大图书馆举办了一次技术展览会。当时我在上海电话公司工程师训练班培训，公司训练股的范宁寿先生也是技协会员，我们就把电话公司的一台旋转制交换机模型搬到交大展出。为了接电等问题，我被介绍去找交大学生会的史霄雯同学，请他帮我们解决接电问题。我去学生会时，看到墙上贴着许多报道和消息，其中有一条竟是“新华社电讯”，可见当时校内民主风气很盛。遗憾的是，在上海解放时惊悉史霄雯同学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噩耗。一位活跃的学生领袖就此离我们而去，令人痛惜。

以上是我所接触到的上海交大学生社团活动的点滴情况，仅能看到上海交大学生课余活动的几个片断，算算这些已是五六十年前的往事了。

【注释】

[1]原载：《同窗页回忆录——交通大学1944、1945届毕业同学纪念册》，2003年4月，第228—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