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阻李宗仁回大陆

自1954年被台湾当局罢免“副总统”职务后，李宗仁在美国的寓公生活进入了无比寂寞的境地。有人形容他是“贫居闹市无人问，门前冷落车马稀”。他通常是身穿一件舒适的旧羊毛衫，足蹬一双皮拖鞋，坐在安乐椅里看书报，面前的咖啡桌上摆着一摞当地或香港出版的报刊杂志，旁边有一杯茶。这种生活对于习惯了繁忙的政治、军事生活的李宗仁来说，自然感到百无聊赖和难耐的孤独与寂寞，从而使李宗仁产生了强烈的思乡之情。［99］

最早提出李宗仁归来的问题，是在1955年5月。当时，原李宗仁的高级助手程思远第一次随港澳代表团来北京访问，与曾经在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的旧交李克农（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会晤。席间，程思远谈到李宗仁在美国的处境及其想回国的念头。5月7日，李克农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并积极建议中央争取李宗仁回国。与此同时，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也一直在为争取老友的回归而努力并向中共中央提过建议。

然而，争取李宗仁归国，却是一件十分复杂而且微妙的事情。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之后，中国在国际政治外交舞台上崭露头角，但是依然受到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特别是中美关系处在谈谈停停的阶段。李宗仁又曾是美国某些势力企图挟持取代蒋介石的政治人物，他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也存有幻想。在对台湾政策上，中共中央一直以蒋介石父子为对手，如果贸然与李宗仁接触可能会引起蒋介石父子的误解。为此，本着慎重行事的原则，中共中央开始采取静观的政策。

程思远的长女林黛（原名程月如）因为在《金莲花》、《貂蝉》两片中的出色表演，连续获得两届亚洲影展最佳女主角头衔，成为风靡香港乃至东亚的大明星。1957年中秋，林黛赴美留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深造，课余之暇，常到李宗仁在新泽西州的寓所做客。李宗仁夫妇在海外穷极无聊，对故友之女、大明星林黛的到来，自然是表示十二万分的欢迎，林黛的到来，让李宗仁油然而生念旧之情，李宗仁与在香港的程思远又恢复了频繁的通讯往来。

1958年，林黛回到香港，讲起李宗仁在美国的生活状况，说：“李先生在美国住不惯，所以总想回国。”与此同时，李宗仁又托广西同乡、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转交给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一封信，信末引用了中国一句古话“树高千尺，叶落归根”，正式表达了自己想回大陆的意愿。

中共中央得知李宗仁决意归来，毛泽东曾在一份文件上批示：“恩来同志，此事似可告知台湾方面，指出美国毁蒋阴谋，叫蒋注意。注意之点在美国，不在李宗仁。”［100］

此后，1959年10月和1961年6月，程思远又两次到北京。1961年9月15日，程思远致信李宗仁，转述周恩来的意见，邀请李宗仁于今冬明春去瑞士面谈归来事宜。至此，关于李宗仁归来进入实质性阶段。

1962年10月，为了反击印度扩张主义者的猖狂进攻，捍卫国家领土主权，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作战。这次自卫反击作战历时1个多月，中国边防部队打退了印度军队的大规模进攻，清除了印军在中国境内非法设立的全部据点，击毙击伤和俘虏入侵印军准将旅长希尔·辛格和达尔维准将以下官兵8700余名，沉重打击了印度尼赫鲁的地区霸权主义和扩张政策，维护了国家尊严和领土完整，提高了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在国际上的威信。在美国的李宗仁也对印度政府的扩张主义政策感到气愤，他发表了《对中印边界问题的进一步探讨》一文，义正词严地指出：自隋唐以来，中国政府即享有对西藏的宗主权。近百年来，英国人觊觎西藏，但从未对中国在西藏的主权提出任何异议。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为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组成的国家，藏族是中华民族主要成员之一，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李宗仁又说：“中印边界线几世纪以来都未划定，尼赫鲁先生为什么突然提出这个问题，随后入侵中国边境？为什么又拒绝与中国谈判划界？看来他在边界问题之外，还另有动机：第一，想利用边界问题解决印度内部困难。第二，想利用中印冲突来争取美援。美国朝野抨击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这样做对美国毫无裨益，徒伤中国人的感情，宜三思之。”［101］

1963年夏，李宗仁接见意大利米兰《欧洲周报》女记者奥古斯托·玛赛丽，纵谈天下大势，李宗仁在谈话中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情怀。

1963年11月，中共中央在分析了李宗仁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文章和谈话后，认为欢迎李宗仁归来的时机已经成熟。周恩来特别嘱咐有关部门事先向台湾当局打招呼，说明我方仅视李宗仁为爱国人士，以免引起误会。

1963年12月，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安排，李宗仁与程思远在瑞士苏黎世会晤。程思远向李宗仁转达了周恩来提出的摆脱“四种关系”（即“四不”）：摆脱美国关系，不插手台湾问题，不和第三势力搅在一起，不介入中美关系；以及“过五关”：过好思想关、政策关、家族关、社会关、生活关。李宗仁对此一一答应。关于李宗仁今后的出处，周恩来提出了“四可”政策：即（1）可以重回美国料理此事；（2）可以回来看看，住一时期再回去，保证来去自由和保密；（3）可以留欧，如考虑愿为祖国做些事，欢迎，经济上有困难可帮助；（4）可以决心回国，欢迎。李宗仁当即表示：“我只要一可，回到祖国定居，安度晚年。”

正当国内有关部门正在积极为李宗仁回国筹划之际，李宗仁却于1964年 2月在美国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误解中国外交政策的文章，在国际社会引起了不良反应。这显然与中共中央要求他摆脱四种关系的原则相违背，为此，中共有关部门不得不考虑推迟安排李宗仁的归来，待这一风波平静后再做打算。

李宗仁准备回大陆的意图，也引起了台湾当局的注意。本来，在台湾当局于1954年3月宣布罢免李宗仁的“副总统”职务后，白崇禧即与李宗仁断绝了往来。这时，蒋介石为阻止李宗仁回大陆，又将白崇禧推了出来。在蒋的授意下，白崇禧于1964年3月18日致电李宗仁，以极具攻击性的语言诋毁大陆，并全力阻止李宗仁回大陆。

与此同时，在香港的黄旭初、夏威等原桂系要员也联名写信给李宗仁，劝他“保全晚节”。［102］针对白崇禧等人发表的反共陈词，前南京政府地政部长吴尚鹰在美国旧金山中文《世界日报》发表一篇评论说：李宗仁与白崇禧自统一两广而至北伐抗战，甘苦与共，患难与共，患难相扶，数十年如一日，今李德邻身居海外，当能畅所欲言；而白健生困处台北，则无不说话的自由，他实逼处此，不得不尔，言念及此，实可慨叹！［103］

在对李宗仁观察了一段时间后，毛泽东于1965年2月3日在一份文件上批示：“总理：似应欢迎李宗仁回国，去年向美报投书问题，无关大局，不加批评。因为他已自己认错了。”［104］

同年6月18日，程思远应邀第五次来到北京，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和全国政协秘书长平杰三向他转达了周恩来总理（当天已离京出访非洲十四国）的意见和交代的任务。程思远领受任务后于第二天即赶回香港，转飞瑞士，迎接李宗仁归来。

7月9日，中共中央调查部对于李宗仁的回国问题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说：“为了李宗仁的安全，回国前不要在欧洲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书面声明，可在回国后再考虑。李同意这个意见，并表示将在7月20日偕其妻郭德洁同程思远一起经巴基斯坦回国。但程思远建议，李一进国门就在机场发表书面声明并接见记者，说明回国原因和反帝反国立场。我们意见，对此可考虑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李不必一进国门就发表声明，待回国商量后再发表声明；第二个方案，同意李一进国门就在机场发表书面声明，并接见记者，但声明稿应事先同国内商妥，我们倾向采用第一方案。”［105］

7月12日，毛泽东在此报告上批示：“总理：似以第二方案为较好，稿子事前商好，并无坏处。请再酌。”［106］

就在李宗仁即将从瑞士苏黎世踏上回国旅程之际，7月13日中午周恩来与徐冰、罗青长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原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成员、民革中央部分负责人及与桂系有关人士共18人举行了一个情况通报会。到会的有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刘斐、卢郁文、李俊龙、傅作义、黄琪翔、朱蕴山、李任仁、刘仲容、陈劭先、陈此生、梅龚彬、杨东莼、覃异之。受到邀请的本来还有蔡廷锴和刘仲华，但他们因病没有到会。会议开始，徐冰部长向大家宣布：经过总理近十年来的工作，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李宗仁先生就要回国了！……

听了徐冰的通报，无党派知名人士章士钊还不大相信似地问：“现在是否最后定了，李宗仁先生是否会转去台湾？”

周恩来十分肯定地回答：“李先生不会去台湾！但台湾已经发觉了李的行动。我倒担心台湾特务会整他。美国是不会整李的。美国放李回来，说明美国有很多的胡思乱想。美国对一些旧人总是胡思乱想的。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看人，关键是看本人的表现和转变。”

周恩来还说：“李德邻先生这次回来是自觉的。过去李就提出要回来，我们怕他回来生活过不惯，劝他以后回来，主席高瞻远瞩，欢迎他回来，来去自由。”随后，周恩来向到会人士通报了中共中央对李宗仁归来的“四可”、“四不可”及“过五关”的政策，同时殷切期望大家协助做好的李宗仁的工作。

在周恩来讲话时，张治中插话：“李宗仁回来对台湾是个刺激。”周恩来回答：“刺一下也好，对蒋不刺一下不行。没有‘西安事变’，蒋不会抗战。李德邻回来，我们欢迎。如果有人把台湾送回来，我们更欢迎。”会场立即爆发出开心的笑声，张治中也笑了，周恩来也禁不住跟着笑了起来。［107］

李宗仁的妻子郭德洁已经加入美国国籍，本来没有随丈夫一起回国的打算。但1965年2月郭德洁在美国进行乳腺癌手术时，医生明确告诉她：“癌细胞已经扩散，生命只能延续八个月。”这种意外，促使郭德洁决定随李宗仁回国。李宗仁夫妇卖掉了盎格鲁林镇的小楼，于1965年6月23日飞往瑞士苏黎世，中共有关方面立即派程思远从北京飞往苏黎世，迎接李宗仁夫妇归国。7月12日，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在苏黎世登上道格拉斯巨型客机，走上了回国之路。

7月15日，毛泽东又在一份电报稿上批示：“总理：你去上海是否多住几天，同李（宗仁）面商声明稿，并同机回北京。李回国，你似应到机场欢迎。”［108］

同一天，毛泽东再次批示：“可在上海住几天，商量好简短声明后，再来北京。”［109］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于7月17日飞抵上海迎接李宗仁。

对于李宗仁秘密回大陆，台湾当局通过各种渠道得到消息。于是，白崇禧等桂系旧干部再次被台湾当局动员起来，极力阻止李宗仁回大陆。

李宗仁等人在瑞士登机前不久，就有两名台湾驻日内瓦的工作人员找到郭德洁的胞弟郭德风在苏黎世开的饭店，手持白崇禧的电报，说要面交李宗仁。与此同时，郭德洁的妹夫也携一笔巨款到香港，打听李宗仁在苏黎世的地址。李宗仁等人乘坐的道格拉斯客机刚在以色列的贝鲁特机场降落，李宗仁就收到了在台湾的旧属白崇禧等人打来的几封特急国际电报，苦苦规劝李宗仁放弃回大陆的打算。但李宗仁并未理睬，电报没有拆封便塞进了旅行包。

在周恩来总理的精心安排下，李宗仁夫妇终于冲破了台湾当局的重重干扰和破坏，于1965年7月17日抵达上海，于20日抵达北京，受到中共党政军领导人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和很高的礼遇，成为当年轰动一时的重大国际新闻。

7月27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了李宗仁、郭德洁夫妇以及程思远，宾主一道在游泳池游了泳，下午又在丰泽园设宴款待，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毛泽东首先表示：“你们回来，很好，欢迎你们。”

当李宗仁说起“在海外的许多人士都怀念祖国，他们渴望回到祖国来”时，毛泽东答复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蒋介石比你高一级，你是他的部下，他回来我们更欢迎。”

在谈话中，李宗仁深以台湾问题为虑，毛泽东充满自信地安慰说：“李德邻先生，不要急，台湾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来的，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110］

谈话中，也提到了困居台湾的白崇禧。对于李宗仁回国前后，白崇禧在台湾发表的一些攻击诋毁性的文字和言论，李宗仁深深体谅这位刚愎自负的老部下这时作为“阶下囚”的艰难处境，只是说：“他有难言之隐哪。”［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