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死一生终不悔

九死一生终不悔

这是一对情深意笃的艺术家夫妇。男的叫孙儒僩，女的叫李其琼，都是研究员。1947年，21岁的孙儒僩在参观了张大千敦煌壁画临摹展览之后，告别了青山绿水的成都平原，只身来到风沙漫天的戈壁大漠。那一年，他刚从四川艺专建筑系毕业。常书鸿分配他收集敦煌壁画中的古建筑资料。从那时起，他为敦煌石窟的加固和修复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刚参加工作的那段时间，生活虽然异常艰苦，他的心情却是愉快的。他的年龄最小，个子最小，但性格柔顺而又幽默，大家都很喜欢他。吴作人、关山月、叶浅予、吴冠中、黎雄才这些了不起的画家到敦煌来临摹，都愿意和天真活泼的孙儒僩住在一个马棚里。早晨起来，被子上结了霜，毛巾冻成了冰，大画家们的眉头还没有来得及皱起，就被孙儒僩的几句调皮话逗笑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那几年，他领着窦占彪和另外两三名工人，清除了大量的积沙，修建了长长的防沙墙，挖掘了长长的防沙沟，修筑了十几条走廊和几百个台阶，使千百年来为黄沙困扰的崩塌残缺的石窟群面貌一新。

李其琼比孙儒僩晚来了五年。他俩原本是四川艺专建筑系的同学，因为李其琼不喜欢建筑，又到重庆西南美专去学油画，这样就分手了。四川解放后，李其琼参了军，在贺龙部队的战斗剧社里搞美工。她的体质比较弱，适应不了部队的紧张生活，加上和孙儒僩的特殊关系，便孤身一人背着背包踏上了西行之路。从重庆到敦煌，整整走了三个多月。每到一个站口，老掉了牙的汽车都要停下来过夜。李其琼住不起旅馆，甚至住不起乡村的鸡毛小店。她总是等司机和乘客们走了之后，独自打开行李，往阴冷的地面上一铺，就钻进被窝。五更时分，汽车的发动机响了，她连忙从梦中爬起，胡乱地捆起行李，又匆匆上路了。一个娇弱的年轻女子，就这样连滚带爬地来到了敦煌。常书鸿让她搞临摹。洞子里是十分黑的，刚开始连油灯都没有。一张凳子，一个画夹，一个画板，硬是用眼睛巴着看。她是学油画的，临摹出来的东西是大写意。常书鸿一看，头摇得货郎鼓儿似的：“不行不行，这不行。每一根线条都要画出来。记住，每一根线条!”

她又重新开始。渐渐地习惯了，墙上的画面显得清晰一些了。临出的东西受到了常书鸿的赞赏。但那都是一些大幅的菩萨，好临。后来临摹经变画，一大堆人物，不知道在干啥，颜料也变了色，看不清楚。临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但她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性格倔强。这种性格虽然使她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吃尽了苦头，却也成就了她在事业上的辉煌。坚持不懈地临下去，临出了一百多平方米的作品。蜚声画坛的《吐蕃赞普礼佛图》、《各族王子》、《唐代帝王图》、《洞顶说法图》等杰出的敦煌摹品，就是出自这位天府女杰之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吐蕃赞普礼佛图》曾被一位大画家临摹过，由于观察不细，将男性的赞普（国王）画成了女性，题名《东方女王出行图》献给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李其琼经过长期的揣摩观察，发现模糊不清的赞普面部有稀疏的胡须。再去查阅浩如烟海的历史记载，果真是一位中年男子!一件被世界级大师搞错的历史公案，被年轻的女艺术家纠正了。

正当这一对意气风发的伉俪在敦煌艺术的蓝天中展翅飞翔时，一场意想不到的政治风暴折断了他们的翅膀。1957年夏季，他俩正在远离敦煌的安西榆林窟工作，李其琼临摹壁画，孙儒僩修复洞窟。忽然有一天，所里派了一辆汽车将他们接回莫高窟。一下车，就被请到了会议室里。那里已经摆好了阵势：几个人严阵以待地拿着蘸满了墨水的钢笔，等着记录他们两口子的“鸣放”言论。他们蒙住了：这是干什么？我们有这样重要吗？我们的话值得如此重视吗？善良而又天真的青年艺术家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是专门为他俩设的“套”。性格耿直、心直口快的李其琼看不惯其中一人的所作所为，曾经用尖锐的言辞批评过此人——她自恃曾经是一名解放军战士，而自己的哥哥又惨死在中美合作所里，所以敢给领导提意见。而孙儒僩也曾不经意地用幽默的话语调侃过另一人。他们自己把这些事情忘记了，而对方却牢牢地记在心里。现在，天赐的良机终于到来了!

然而他俩却死不发言。他们没有闲情逸致“鸣放”。榆林窟的修复工作刚刚开始，工程量还大得很哩。而临摹工作也只是刚刚开了个头。两个人的心都拴在180公里之外的山沟里。这就急坏了会议的主持者。启发，启发，再启发。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你们还信不过吗？唉唉，没办法，说吧，说吧，说了好回去工作。榆林窟堆积如山的事儿还等着你们呢。

好，终于捞着了!你们还想回去？做梦吧!无情的决定下来了：李其琼、孙儒僩同时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监督劳动，以观后效。可怜李其琼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从此便和茅坑、粪便、铁镐为伍了。莫高窟所有的厕所都要她打扫。寒冬腊月，旱厕里的粪便结成了冰，像一座厚厚的冰山。李其琼拿起铁镐吃力地刨，一刨一个冰窝窝。泪水顺着脸颊汩汩地流下来。看见有人过来了，忙忙地擦去眼泪，又扬起铁镐使劲地刨。她太好强了，一直刨得手上起了水泡，毛衣毛裤湿透了，散发着臊臭气的“冰山”也从人们的眼前消失了。白天监督劳动，晚上的时间是属于自己的。虽然被划成了“阶级敌人”，心爱的专业却不能丢!每到晚上，天黑透以后，她便拿起画夹，悄悄地钻进洞子里，又驰骋在佛国艺术的世界里——她的眼睛里又射出了明亮的光芒。那时的莫高窟还很荒凉，洞子大多数没有门。临摹到半夜，三三两两的野狼从洞子前面经过，李其琼的心嗵嗵地跳，不敢回家。于是就继续临摹。一直到天色大亮，这才匆匆地收起画来，回到家里，草草地擦一把脸，梳梳头，扛起沉重的铁镐，去接受“劳动改造”了。她的许多优秀作品，却都是在那一时期临摹的。特别是465窟元代《欢喜金刚》中的《洞顶说法图》这幅难度极大、价值极高的摹品，就是在她戴着政治镣铐、心灵万分痛苦的情况下完成的。那是一个很大的石窟，洞顶极高。每次临摹，她都像耍杂技一样，战战兢兢地站在高高的架子上，一只手里拿着几支画笔，一只手里端着几个颜料碟子，瞪大了眼睛看上半天，看准了赶紧画上几笔。每一根线条，每一个画面，都要冒着生命的危险，都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而作品完成后，等着这个单薄女人的却是批判会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触目惊心的大幅标语。

比起妻子刚强的性格来，孙儒僩则显得有些文弱。被打成右派后，他日夜难眠，痛苦万分，曾一度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就在思想斗争最为激烈的时候，他想起了榆林窟的郭元亨。安西县城西南一百多里的地方，有一条戈壁滩中的峡谷，名叫万佛峡，两面是高耸的危岩峭壁，谷底流淌着发源于大雪山的榆林河。岸边有座古庙，郭元亨就是庙里的住持。他是个道人，大家称他为郭道长。1937年春寒料峭的时候，一天黎明，突然从峡谷中走出了一支衣衫褴褛的队伍。听说来了“粮子”，道人们四散奔逃。郭元亨没有跑，而是躲在了古庙后面的树丛中。他想看看这是一支什么队伍。队伍走到庙前，敲了敲门，无人作声，便自动离开了。大家散坐在草地上，等待庙主人的到来。郭元亨感到奇怪。根据以往的经验，无论是马步芳的队伍，还是流窜的股匪，都要破门而入，将庙产洗劫一空。而这支看上去已经疲惫不堪、冻饿已极的队伍却秋毫无犯，这是怎么回事？郭元亨愣住了。

消息闭塞的道长哪里知道，他此刻看到的兵不是什么“粮子”，而是人民的队伍——红西路军。他更不知道，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和马步芳匪帮进行了一场空前绝后的殊死战斗，大部分忠魂长眠在祁连山下。这是幸存下来的一部分。几百人的队伍在程世才军长的带领下，历尽艰辛，走出祁连山，来到万佛峡。这些情况郭元亨都不知道。他只是根据初步的观察，自己的感觉，得出了结论：这是一支文明之师——他们是好人。

郭元亨壮着胆子，走出了树丛。程世才军长发现了他，一看他的打扮，便明白了他的身份。程军长急步走上前去，满面堆笑地问道：“您是——”

“我是这里的住持。”郭元亨见为首的军官这样和蔼，也不胆怯了，朗声答道。

“道长好！”程世才亲切地问候了一声。“天不亮就打搅你们，很对不起。”

“你们是……”郭元亨打了一恭，试探着问道。

“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替穷人打天下的。”程军长说，“行军经过这里，请道长放心。”

郭元亨的心情彻底放松了。看着程世才和士兵们破旧单薄的衣服，裹着破毡片的双脚，一张张菜色的面孔，一股恻隐之心油然而生。连忙招呼道：“早上山风硬，快，快到庙里暖和暖和。”说着拉起程军长的手，进了庙门。其他道人也都回来了，招呼所有的红军到庙里休息。

郭道长让人烧了一大锅开水，背来两口袋炒面，请战士们吃了早点。等大家暖和过来了，郭元亨这才向程世才说：

“贵军远征到此，千辛万苦，历尽艰险，眼下已很困难。既然到了仙佛之地，出家人慈善为本，何况你们是正义之师呢。如有什么需要，请长官直说，我们能办到的，一定尽力相助。”

程世才紧紧地抓住了郭元亨的双手：“感谢道长的好意！既然道长问起，我也就直言相告：我们已经弹尽粮绝了。没有盐巴，没有粮食，战士们已经饿了几天肚子了。”

郭元亨忙说：“这好办。贫道等深居山中，依靠庙产度日，加上过往香客接济，日子还过得去。庙里有薄田几十亩，粮食牲畜有余。贵军远涉祁连，爬冰卧雪，食不果腹，却军纪严明，以礼待人，对神佛毫无相欺，对庙产更不侵犯，贫道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等虽是化外之人，却也日诵经文，懂得道理，援助义军乃是我道门责无旁贷的义务。”

战士们挤在一旁，一个个脸上现出期盼的神色。

“贫道愿奉献粮食和牲畜，以解红军燃眉之急。”说到这里，郭元亨望了一眼程世才：“长官不必客气！”

程世才万分感激地说：“这真是雪中送炭啊！”

不一会儿，郭道长就领着几个道士送来了二石四斗小麦，六斗小米，三十斤胡麻油。接着又赶来两头黄牛，二十只羊。还用马驮来了四十袋硝盐。最后，郭元亨牵过一匹棕色马，对程世才说：“这匹马是贫道平时骑的，虽然体单毛长，但脚力颇佳。长官此去西征，任重道远，安西过后便是一望无际的戈壁。贫道愿将它送给长官，万望笑纳。”

程世才接过缰绳，泪如雨下。

请记住！这是1937年初春，西路军彻底失败、山穷水尽的时候！这是河西和青海的民团帮着马步芳匪徒昼夜进山搜剿的时候！这是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候！而程世才率领的这几百人，和李先念率领的另外一支几百人的西路军余部，则是西路军出发时的两万多人里仅剩的革命种子，星星之火。这些人后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

一个旧社会的道士，一个山野之人，在关键时刻，在大是大非面前，尚且有如此非凡的表现，有这样的大智大勇！而我孙儒僩，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新社会的建筑学家，受了这点委屈，就不想活了，真是惭愧！他又想起了郭元亨的另一件事——

榆林窟曾藏有一尊价值连城的珍宝——象牙佛。说它珍贵，因为这是印度巴尔胡堤王朝时期犍陀罗艺术雕刻精品。巴尔胡堤王朝相当于我国的唐代，距今已经一千多年了。大约在公元8世纪，由唐代僧人迎归在榆林窟睡佛殿（5号窟）供奉。象牙佛高15.9厘米，上宽11.4厘米，下宽14.3厘米，厚3.5厘米。由两片镶合而成。其外形是一尊端庄慈祥的普贤菩萨端坐于大象背上，手捧宝塔，神态极为优美。象身前后足间左右各有二人像，后上方及前下方左右又各有人像，全都袒胸散发，短裙赤足。打开合片，在内侧不大的天地间竟刻有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各类人物279人，车马12乘，展现了54个情节不同、寓意深刻的佛传故事。不仅创意独特，内含丰富，而且雕工精细，手法高超，真是精美绝伦，令人叹为观止。

举世罕见的稀有珍宝，使得当地及周边的官僚、恶霸、军阀、土匪垂涎三尺，必欲得之而后快。但一代代的榆林窟住持，以生命捍卫了象牙佛，将之保存了一千多年！它到底藏在什么地方，除了住持之外，谁也不知道，谁也说不清。到了最后一代住持郭元亨，则面临着更为残酷险恶的处境。马家军阀将他吊起来拷打，又用烙铁烙他的身子，郭元亨咬紧牙关，只有三个字：

“不知道！”

他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牢牢地保护了象牙佛。

新中国成立后，郭道长怀着无比虔诚和兴奋的心情，将这一历史文物献给了人民政府。这是何等博大的爱国情怀！当然，他还把当年程世才将军亲笔写给他的收条，也作为革命文物献给了新生政权。

想到这里，孙儒僩的眼前豁然开朗。他想通了，他明白了。个人的事情再大，也没有敦煌的事业大。他要坚强地活下去！他投入了紧张的修复工作，夜以继日地用汗水洗刷自己的“罪责”。后来又从头到尾参加了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实施的莫高窟加固工程。他实际担任了水泥石料崖面加固的设计工作，干着工程师的活，但不能出头。许多关于工程方面的会议，他都不能参加。一次次表扬，一回回嘉奖，都没有他的份。当那些给他打下手的工人戴着大红花喜气洋洋地领奖时，他却蜷伏在煤油灯下一遍又一遍地写着检查。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对刚刚摘了帽子没有几年的艺术家夫妇，又一次遭遇了灭顶之灾。在敦煌县革命委员会召开的万人大会上，李其琼因在戴帽子期间偷偷地临摹壁画而被押上了审判台。孙儒僩理所当然地接受了陪斗。对他俩的处理是：再次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开除公职，遣送回家。孙儒僩的眼泪直往肚子里流。多少年来，自己起早贪黑，爬高下低，修复了多少壁画，修补了多少佛像，加固了多少崖面，筑起了多少栈道，没有休息过一个礼拜天，元旦春节都在劳动，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即便没有苦劳也不至于有罪呀!怎么现在又要戴上帽子，打入十八层地狱？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为了孩子们的将来，他咽下了苦泪，连夜去找军代表求情。他向军代表说，是否能法外开恩，他们夫妻俩只戴一顶帽子？如果两人都戴上帽子，三个孩子如何做人？回老家之后，我们还要种点菜，养几只鸡。我们得挑着担子去卖菜，卖鸡蛋，要是戴了帽子，挑葱卖菜就不方便了。五尺高的汉子，著名的建筑学家，说着说着抽泣起来了。军代表动了恻隐之心，最后只给李其琼戴了帽子。

被遣送回老家后，公社把他们安置在一个牛圈里。圈门打开了，里面站着两头水牛，一股臭气扑鼻而来。孙儒僩愣住了，就住在这里？我们一家五口？他自嘲地想到：这下可真正住进牛棚了!“还看什么？”李其琼提了一把铁镐，高高地扬了起来。唉唉，这个倔强的女人!十几年来，无论多么恶劣的环境，她的腰杆子都挺得直直的，决不向群小低头。她翻来覆去告诫自己也告诫丈夫的一句话是：咱们自己千万别倒下去。在莫高窟，人家打了多少年她的“态度”，就是打不掉这位女艺术家的傲骨。现在，面对着厚厚的牛粪，面对着熏天的臭气，她又坚强地举起了铁镐。

挖地三尺。积年的牛粪被清除了，一缕阳光从打开的窗子里射了进来。当孙儒僩和孩子们还在汗流浃背地安置家当时，李其琼已经在一个刚刚垒起的灶上开始煮稀饭了。就剩下一点点米了，他们已经身无分文了。两位学者辛劳多年，唯一的财产就是成箱成柜的书籍。离开敦煌时，为了筹措路费，他们以每公斤六分钱的价格，把这些耗费了半生积蓄的书籍卖掉了。几千公里路程，要吃要喝，还免不了头痛脑热，那一点点钱早就花光了。

这时候，门口围满了人。听说村里来了“反革命”，大大小小的山民都来瞧热闹。一张张憨厚的面孔上凝固着好奇的神情。他们眼睛一眨不眨地观察了全过程，感受到了一种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人格力量。慢慢地，他们的脸上出现了困惑的神情：这就是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吗？山民们的表情由好奇变为了同情。不知是哪一位大嫂开的头，有人端来了泡菜，有人送来了大米，有人提来了干肉。都不说话，默默地放下东西，悄没声儿地离去。那些纯朴的眼睛里传递着不尽的意思：没关系，安心生活吧，大伙儿会照顾你们的。

唉，家乡的亲人呀!李其琼——这位在历次运动中没有掉过一滴泪的硬气女子，望着身上打满了补丁的山民，眼眶里涌满了热辣辣的泪珠。他们也是有良心的人，他们不会辜负乡亲们的厚意。他们要以自己的专长为家乡做出贡献。当时四川农村正在大搞水利建设，到处劈山修渠。孙儒僩毛遂自荐，当了生产大队的技术员。短短几年时间，他领着一帮家乡的年轻人炸山打洞，修建了一条又一条水渠，昔日的荒山坡变成了茶山和花果山。李其琼戴着“帽子”，不便显山露水，便偷偷地教村里失学的儿童识字、画画、学文化。连一些在校的娃娃，下了学也要来跟她画画。小小的牛棚成了书声琅琅的学堂。

1972年夏天，韩素音女士访问了敦煌。回到北京后，她向周总理反映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问题：1952年以前参加工作的专家学者全被清洗了，世界瞩目的敦煌莫高窟只剩下一些毛头小伙子在吆喝。周总理指示甘肃省落实政策。那一年的隆冬，一位年轻的军代表从敦煌来到四川，向孙儒僩夫妇宣读了敦煌县革委会的决定：摘去李其琼的右派分子帽子，孙儒僩、李其琼恢复公职，即日回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

这一下可炸开了锅。父老乡亲们来了，公社县上的干部来了。几乎所有的人都劝孙儒僩两口：不要去!不能去!那个鬼地方，心还没有伤透？落实政策，四川也可以落实嘛!安排工作，家乡也可以安排嘛!干部、教师、工程人员，由你们挑。如果农村待不惯，可以把户口办到城里去。山清水秀的成都平原，难道还不如胡天飞雪的戈壁沙漠？你们说话啊，说话啊!一双双充满深情的眼睛，一张张巴望恳求的脸。

李其琼的眼泪直往肚子里流。太感谢你们了!我们怎么舍得离开你们，怎么舍得离开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可是，可是……她的嘴唇动了几动，话就咽在肚里了。她不忍心说出来：敦煌虽然是飞沙走石的不毛之地，我们一家人也受尽了凌辱，但是九九归一说到底，那里有我们的事业，有我们的圣地，我们的心永远在那里。

起程的日子快到了。家家做了豆花饭，打了酒，有的还宰了鸡请孙儒僩一家去做客。山民们说：回到敦煌，可别忘了我们，别忘了我们啊!起程的那一天，全村人扶老携幼来送行。山头上，山坡上，大路边，站满了穿着汗渍斑斑的单衣夹袍的山民。寒冷的山风将他们的鼻尖吹得红红的。小伙子和姑娘们提着敦煌人的包包担担，送过了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孙儒僩望着那环山的层层水田，那一坡坡的茶树、果树，不禁百感交集。那都是他和家乡的亲人们共同用汗水浇灌的啊!为了心爱的事业，他却不得不离开自己亲手装点的家园，去到那遥远的大漠深处，那翻来覆去整过他们的地方。

他们行色匆匆日夜兼程赶到了柳园。下了火车，已经是夜里两点了。一家人立即感到了刺骨的寒冷。呼啸的北风铺天盖地而来，气温下降到零下三十多度。四川的冬天不太冷，他们上路前都没有穿棉衣。此刻身上的那点衣服就像薄薄的纸片，寒气直往皮肉里钻。赶紧找个旅馆，暖和暖和吧！军代表建议说。然而孙儒僩、李其琼却坚持连夜赶回敦煌。太思念了!整整三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无论在田间劳动，还是在牛棚反思，他们都没有忘记敦煌，没有忘记临摹飞天时留在壁画上的手温，没有忘记夜间归来时踩在沙石小路上的脚印，更没有忘记他们一块砖一锨泥修筑起来的条条栈道、层层台阶。

他们拦住一辆大卡车。那是往南山运煤的汽车，要路过莫高窟。年轻的军代表当仁不让地坐到了温暖的驾驶室里，孙儒僩一家五口爬上了高高的煤车。空旷的原野上，卡车迎着尖利的夜风，急速地向前驶去。孩子们浑身不住地发抖，冻得缩成了一团。特别是最小的孩子——他们唯一的儿子，当时还不满10岁，只穿一条单裤，车子尚未开到敦煌，腿就已经失去了知觉。一检查，冻成了急性关节炎，后来又发展成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采访时，他们告诉我：儿子的心脏病越来越重了，需要换双瓣人工心脏。否则生命就难保了。那么他们后悔吗？不，不后悔。任何高尚的事业都是要作出牺牲的。我想，这也许就是那种和生命连为一体的敦煌情结吧？

我见到孙儒僩和李其琼时，他们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了。这对夫妇退休多年，在兰州分配了宽敞明亮的住房，本来可以不再去敦煌工作了。但他们离不开敦煌，一年有多半年时间在敦煌的陋室里生活。两位老人手挽着手，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每天都上洞子临摹。在阴冷的洞子里一坐就是七八个小时。我在洞子里找到了他们。暗沉沉的光线中，两位慈眉善目的老人端坐在壁画前面，手中的画笔轻轻地移动着。他们的神态是那样凝重，神情是那样专注，分明已经坐化了。一时之间，我竟分辨不清墙上和地下，究竟谁是佛爷，谁是菩萨了。

2009年，甘肃省委和省政府将“文艺终身成就奖”授予李其琼女士，以表彰她半个多世纪来所作出的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