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猝然而至，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频发，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国际盛事的相继召开，使得这一年欢快与伤感交错，五味杂陈。颇多起伏的局势中，“维稳”成为一个新鲜而关键的名词。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呈现出不断增多的趋势。2005年发表的《社会蓝皮书》表明，1993年到2003年间，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爆炸性数字的背后是社会问题和矛盾的日益突出。中国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时期，突发事件易发频发。
2008年下半年，我出乎意料地进入到了社会稳定领域的研究。
泰山以东，有座徂徕山，再向东是莲花山，往东南则是蒙山。这一代是著名的鲁中山地，山东的屋脊。从飞机上看，山山相连，只有群山中的洼地里有一条条大路游走相通。而在群山之中，有个名为“新泰”的县级市。与孔子、伯夷、伊尹一起被孟子称为“四圣”之一的“和圣”柳下惠便生长于此。
到新泰市调研纯粹出于偶然。
我曾在泰安写过一篇公安打黑的调查，得到高层批示。一次酒席上，新泰市政法委书记刘玉得知对面坐的是我后，马上站起来敬酒说，我们遇到真人了。刘玉是很想办事、能力很强的干部，于是把我请到了新泰看看。
新泰市地处四个地级市交界处，人口多，少数民族聚集，很多乡镇位于矿区、库区、山区，各种矛盾、冲突时有发生，社情十分复杂。新泰平安协会便是在这种情况下，由农民企业家为保卫企业财产、保护经济发展环境自发组织起来的，是一个“看家护院”性质的民间组织。
一到新泰，我便抓住平安协会号脉。社会管理是党的一大主题，平安协会可望成为这方面的典型。但平安协会的独特性在哪里，我频繁地往返于泰安与济南两地，却迟迟找不到好角度。就在这时，“瓮安事件”的发生让我的思路陡然清晰起来。
2008年6月22日凌晨，贵州省瓮安县女中学生李桂芬溺水身亡，死者家属不服尸检结果，请愿人群于28日下午与警察对峙，现场秩序发生骚乱，冲突升级，持续时间达7个小时以上，最后造成瓮安县委、县政府等单位被烧毁办公室160多间，46台机动车被烧毁，直接参与打砸抢烧的人员300余人。这一轰动一时的事件被称为“瓮安事件”。
“瓮安事件”发生时，我正在新泰调查。每有一点变化，刘玉便从网上下载下来，供我分析。我认为，当时的中国正在发生两场地震，一是“汶川地震”，一是“瓮安地震”。“瓮安地震”是社会的地震，是群众与政府矛盾碰撞后的大地震，震源在于政府与群众利益的矛盾不平衡。而政府与警察直接参与群体事件的处理，使矛盾加剧。
出了事便让警察出面弹压，这种方法太传统了，是一种陈旧的国家治理方式。
更让我感到不安的是，有些地方在总结教训时，多是从“预警不力”等角度去总结。我觉得这样总结只能朝错误方向引导，最后只能强化政府与群众的矛盾，是条绝路，必须换一个思路，提出新的经验来。我对刘玉说，这个新经验我们来创造。
在分析“瓮安事件”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我提出一系列建议，推动平安协会加大群众参与社会稳定治理的步伐，逐步走上依托协会、专群结合、预防为主、“德”“法”并重、协调合作的良性之路。平安协会也从成立逐渐走向成熟，各种体制机制开始逐渐健全，职能不断拓展，从最初的看家护院、治安防范发展到矛盾化解、法制宣传等方面，逐渐承担起了政府原先一些做不了、做不好、不能做、不该做的事情。之后，平安协会职能发挥又上了一个台阶，由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向推动经济发展、巩固基层政权延伸。
我的对策与建议，被地方政府吸收，很多变成文件精神。我到北京工作后，市政法委副书记张新德和市综治办主任泥德润经常到北京看望我，介绍基层平安协会的发展情况，听取我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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