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跟踪的神秘人

20世纪90年代是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关键时期。解放了体制问题，便轮到所有制了。从1992年起，长期在政策反复间动荡的中国经济经过数年调整，逐渐驶上高速、健康、稳定的“黄金车道”。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一个核心问题——所有制问题，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时代难题。

在中国，“私有”或“私有制经济”是长期以来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名词，私营经济也经历了由死到生的过程。1989年至1992年，私有制经济出现较大的回落和滑坡，私营企业大量歇业。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使私有制经济再度兴起，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那年秋天召开的十四大也指出：“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商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然而“补充”一词仍是一个极为模糊的概念，私有制合法问题，仍然是困扰中国经济前行的核心问题。

1993年，山东滨州市社联《渤海论坛》的编辑吴昀国来济南向我提供了一个新闻线索，说滨州地区的博兴县兴福镇出现了100个百万元户，报纸上还没有报道过。当时所有制问题是个十分敏感的话题，这些百万富翁都是个人创业，当地干部称这里是“白区”，“白区”是战争年代人们对国民党统治区的称谓。县里胆小的干部都不敢去那里，怕将来解释不清。一个小镇出了100个百万元户，在山东乃至中国北方都是个奇迹。

这一年年底，天气正寒冷，吴昀国领着我到兴福镇转了两天。我觉得，市场经济在相当程度上是能人经济，一个小镇出这么多能人，里面肯定大有文章可做。我决定再冒一次险。

1994年春天，我由济南直奔兴福镇。我是带着两个大问题到兴福镇来的，一个是欠发达地区如何发展市场经济；一个是所有制改革问题，到底该不该承认私营经济。

来到兴福镇的当晚，我住到了公路边的一家小旅馆，那是一间略显阴暗的简陋小屋，除去一张木架竹子床和一把椅子以外没有任何摆设，每个床位只要20元。在那里，我断断续续地住了48天，最长一次住了28天。这28天里，没有回济南，也没有到县城去过，一直在镇上。

第二天一大早，我先画了一张地图，标明每个村庄的具体位置，找准“白区”的中心位置，看哪里出“土匪”多。我找来一辆自行车，一个村一个村地逛。逛了没几天，就觉察到有人跟踪。原来我的出现引起了镇上的注意，镇领导特地派来农民通讯员王际灵来探查情况。后来镇委书记张英锋想要陪同我一起采访，我推辞道：“你一陪，我就不自由了，何况我要住几个月，你陪得起吗？”张书记被唬住了，但是他要求小王每天晚上向他汇报一次，以便了解我的行踪。

张书记提出要给我派一辆调研车，我说：“如果坐着小车进村，便听不到真话了。”就这样，我骑着自行车转遍了兴福镇的每个村和每个企业，走访了300多家农户，光采访本就用了10多个。见到老人就喊大爷大娘，棉花怎么管理、小孩是否孝顺、亲家间能否合得来……在洪福园采访，我像村里人一样卷着煎饼大葱啃，大娘说，你可像俺庄户人哩。兴三村60多岁的农民吉德昌与老伴拌嘴生了气，还从家里拿着花生米来找我唠嗑消气，一聊就是两个多小时。

陪同采访的通讯员王际灵，后来成了我的学生，他很聪明，学习很用心，耳闻目睹我的调查研究过程，进步很快，成了县委专职新闻干事。在《兴福作证——李锦是怎样开辟民营经济调研基地的》中他记载了我在兴福镇调研的情形：

李锦老师每天早上7点出门，下午6点回宾馆整理采访笔记，晚饭后步行到附近农户家中走访，晚上10点回家。一天工作15个小时，我觉得非常累，通常一觉就睡到天亮。而李老师头脑里装满问题，像不知道累似的。在兴福镇第4天晚上，小旅馆的老板忽然找我，说这位客人不自觉，每晚灯总亮大半夜。我婉转地将宾馆老板的意见转告了李锦老师，得知他每天晚上看《马列选集》和《资本论》，写东西都写到凌晨两点以后。旅馆老板很感动，说为公家的事这么卖命，真少见。

1994年初夏的一天晚上，风雨大作，电闪雷鸣。李锦老师突然接到女儿的电话。李老师爱人出差了，正上小学的女儿，就一个人在家，自己做饭吃。济南正下暴雨，家中窗户被狂风吹开后，女儿不敢关窗户，还说煤气罐漏气，屋里有煤气味，不敢点火做饭。他赶快打电话请邻居郝晓云照顾。接着又打电话给女儿哄着说：“爸爸有急事，过两天就回去。”我发现李老师打电话时眼里噙着泪。从4月28日到5月26日，李老师这次在兴福镇一住就是28天。济南离兴福镇只有两个小时的路程，镇党委多次派车劝他回家看看，而他为了摸清情况，蹲在农村就是不回去。在这28天里，他从没打过一次牌，唱过一次歌，连博兴县城也没去过一次。他是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投入到调查研究中来了，心中哪有自己。

通过28天走访调查，我对于兴福镇的总体形势与兴福镇暴发户的基本情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兴福镇位于山东滨州、东营、淄博三地市的交界处，战争年代，这里是国民党军队、日本人、土匪与八路军拉锯的地方，社会关系复杂。长期以来，这里资源匮乏，基础薄弱。然而十四大召开一年多后，这个3.3万人的小镇却突然涌现出100多个百万元户，农村经济发展以每年57%的速度急剧上升，农民人均存款达2870元，居山东省乡镇最前列。

这个镇一直到1985年还是一个“鸡鸣听三县”的荒芜之所，不依山傍水，地下没资源优势，地上没有名优特产，不靠大城市，又没有国家的项目、资金启动，为什么比其他地方发展得快？是什么促成了兴福奇迹的产生？我觉得有一种东西在撞击着自己，一时间又说不出来。

走访过程中我了解到，兴福镇的突破来自闯市场的私营企业主。1983年，只有29岁的赵村农民王志华挑着担子到青岛替人家挨家逐户修蒸笼混饭吃，后来学会做铝笼。1984年秋后，他与王向云、王志水、王志温和王长明等人联合创办了兴福镇第一家蒸箱厂，接着王志华便大胆地与山东工业大学签下了第一份合同，承接了首批加工任务。接着赵马、兴福、南吴、付元、西毛、东秦、西秦也相继办起了蒸箱厂。到了1986年，王志华投入14000元，经半年多技术攻关，试制出我国第一台电汽两用蒸箱，刚出手的60台很快销售一空，这项技术革新成果一下子带起50多户；接着他们又搞起电烤箱、冷冻箱……产品覆盖全国三十个省、市、区，并走向韩国、新加坡、俄罗斯等国家。

“一人富，数人跟，一群富，带全村。一业带多业，一村带多村”，正是这种连带效应使兴福镇86%的劳力搞家庭工业，50%的劳力从土地中走出来，专门从事二、三产业。兴福镇经济在发展中也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规律，即以家庭工业为基础，以全国市场为依托，主要原料与产品两头在外，以购销队伍为骨干，以“一户带全村，一村带多村”为形式的发展模式。如今，兴福镇的厨房设备有12大系列184个品种，在全国各城市开设了500多个厨房设备柜台，产量占全国厨房设备的三分之一，而成套厨房设备产量占全国的70%，是全国最大的厨房设备生产基地。

在兴福镇调查一个星期后，听说山东省省长赵志浩在滨州检查春耕，我立即赶赴滨州市区。赵省长开完会，已是晚上10点钟，我向他汇报了半小时，请求他到兴福镇去看一看。当时在场的还有省政府秘书长邵桂芳、副秘书长董昭和。董昭和在平原县王村店当公社书记时，我就曾去采访过。他向省长介绍，说我是山东改革开放的大功臣，邓小平、胡耀邦、胡锦涛都表扬过。听了我的汇报，赵省长也感到十分惊讶，说从来没听说山东还有私营经济这么兴旺的地方。

第二天一早，赵省长就专程赶赴兴福镇。在那里，他走访了五、六户人家，最后在范曰光的展览室里写了“国兴民福”几个字。赵省长是从基层上来的，对下面情况熟，做事也有魄力。临走上车前，他对我说，兴福镇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发展市场经济，很有典型意义。但是不能忽视政府的作用，政府在这时干什么，还有个混合所有制问题，到底怎么混合，要回答好。你好好调查，如果确实有推广价值，回去后我们商量一下，看是不是能在全省宣传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