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是和平天使吗

希特勒是和平天使吗

拉贝相信，希特勒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困境怀有深深的同情，虽然我们在希特勒的生平中没有找到这种特征的例子。倡议成立南京安全委员会的米尔斯牧师，令拉贝高兴地在一次弥撒中多次提到希特勒的和平努力。帝国外交部长封·瑙拉特讲到德国对和平的高度责任，如果希特勒亲自呼吁，它还会加强。日本总参谋部、中国的领导层都等待着希特勒带来和平的话。

这一切怎么会是可能的？今天，每当电视里播放希特勒在帝国党代会、群众大会和国会上扭歪了脸喷吐仇恨和侵略时，每个孩子都会认出这个魔鬼。当时的人们真的就那么盲目，看不到魔鬼吗？

这些画面是真实的，虽然当时为了宣传效果，也只将仔细挑选过的画面收进了新闻周报里。但是，如果我们的媒体今天仅限于这种影片，他们就是在伪造历史，他们太图省事了。因为新闻周报和报刊里发表的经常是那些图片：希特勒举着法西斯手势检阅冲锋军纵队，友好得体地接待国务活动家，访问拜洛特，在庆典上或入城时接受民众暴风雨般的掌声。如果画面上的他一直是扭歪着脸，沙哑地咆哮，就像我们今天在所谓的纪录片里老是见到的那样，他恐怕就不会成功了。在他统治的前几年里，希特勒在公共场合扮演的是国务活动家的角色，相比较而言他当时很少脱离这一角色，如在所谓的罗姆暴动的国会演说时。

希特勒在波茨坦卫戍地教堂前向年迈的兴登堡大元帅深深地鞠躬的照片被制成节目到处播放。他同梵蒂冈签署了一个协定，同波兰签订了一个互不侵犯协定，同英国签订了海军协议。德国、英国和法国的前线战士代表团往来穿梭，有时甚至得到希特勒的接待，宣誓“永远不要战争！”媒体详细进行了报道。他们这样做迎合了人民的情绪。德意志民族不要战争。

在他执政的最初几年里，希特勒宣布他的外交政策的目标是和平及与欧洲其他列强的平等，即使在他引进兵役制、中断《凡尔赛条约》和《洛迦诺条约》，给国防军配备空军和坦克，当他扩充军备，通过修建集中营——当时虽然尚未有组织地杀害犹太人，但让他们的生活变得闻所未闻地艰难——在国内“建立秩序”时。他始终在讲和平。

请记住，这里谈的只是他统治的前四、五年，也就是约翰·拉贝入党的那个时候，直到他以安全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请求希特勒的帮助。

那个时候，许多重要的英国政治家还在谈论希特勒的“合法抱怨”，只是不能理解既然他反正能达到目的，为什么还要采用这种暴力方法。当约翰·拉贝1934年加入德国国家社会党时，就连丘吉尔也还在佩服希特勒的“勇气、耐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它们让他能够抗拒阻止他的所有力量或反抗，或向他们挑战，同他们讲和或战胜他们。”^[1]1935年，丘吉尔不排除，尽管是“严厉、阴险、邪恶和可怕的方法”^[2]，希特勒仍有可能成为为德国人带来福祉的人。

那是在1936年9月初，洛伊德·乔治认为希特勒是“年度最伟大的德国人”和“德国的乔治·华盛顿”。^[3]

1936年3月10日，在希特勒入侵非军事化的莱茵兰地区之后，哈洛德·尼科尔森意识到战争即将来临了，抱怨英国的亲德情绪：“四面八方都只听到对德国的好感。真是既可悲又令人伤心。”^[4]

“真是奇怪，”在有关英国的一封历史论文中说，“国家社会主义的反对者团体数量极少，在1933－1938年期间，他们的影响微乎其微。”^[5]

限制自由，封锁报刊和电台，触犯法律和民主及血腥迫害他的政治对手和犹太人，这些行为在英国受到拒绝和不少的批评。但对新的社会和经济设施的迷恋，特别是对帝国青年义务劳动制，对“快乐产生力量”组织、对新型工会劳工阵线的迷恋，在对希特勒德国的新闻报道中占主导地位。直到1938年，尽管英国政府实行满足政策，人们对希特勒的扩充军备、对他的其他目标的担心和对战争的恐惧注意得越来越多。

但是，当时谁也没有预见到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会演变成一场大屠杀，即便是他最激烈的对手也没有预料到。即使在毒气室已经投入使用之后，他们中有许多人都不肯相信。

有关英国的这一议题，可以很容易用于其他的民主国家，我这么做只是要让人们意识到，在那些年里，希特勒和德国的形象远远不同于今天的许多观察者——基于对他后来的罪行的认识——向读者展示的笼统的招贴画，它们忽视了发展成魔鬼的一切过程。

事情完全是另一回事。当时，1937年，尽管有许多保留态度，希特勒德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仍然让约翰·拉贝和他的美国朋友完全可以预料，希特勒会给中国带来停战，然后带来和平——正如帝国外交部长封·瑙拉特对日本人和中国人所说的，鉴于德国对创造和平的高度责任。

但希特勒不仅欺骗了约翰·拉贝和他的美国朋友，欺骗了德意志民族，也欺骗了中国人、日本人和英国人，是的，他欺骗了世界上所有怀有良好愿望的人们。他扮演着热爱和平的角色，暗地里却被一种侵略欲望所控制，到那时为止他只能向犹太人和国内政敌这些手无寸铁的同胞释放这种欲望。他在演讲中有时会对犹太人、共济会员和全世界的布尔什维克们发出野蛮威胁，它们被许多人误解成了是他对冲锋军里和党内他的粗暴的“老战士们”的妥协，或最多是被误解为一个人民舞台的自吹自擂的力量显示。可现在，1937年底，他显示出，虽然暂时还只是在最亲密的圈子里，他的话是当真的。

1937年11月5日，也就是日本部队正准备冲破上海前线的中国防线、向南京进逼时，希特勒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谈，与会的只有国防部长封·布洛姆贝格，外交部长弗赖赫尔·封·瑙拉特，陆军总司令弗赖赫尔·封·弗里契，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海军上将和空军总司令戈林大将及担任记录的希特勒的副官霍斯巴赫上校。他依赖这五个人的合作。在这五位高级将领面前，他第一次以戏剧性的夸夸其谈的言辞公布他的真正目的是“仔细考虑四年半执政的结果……同时他请求，如果他去世了，为了一个长远的德国政策，将它视为他的遗嘱指定的未竟事业。”他的真实目的是战争，不是和平。另外，根据会议纪要，他还大声说道：

“要解决德国的问题唯有暴力一途，这条路绝不会没有风险。

要想改善我们的军事政策的形势，一旦发生战争冲突，我们的首要目标必须是征服捷克同时还有奥地利（原文如此！）。

（他要）抓住只有一次的有利机会开始并实行对捷克的行动，而对捷克的袭击必须‘闪电样迅速’成功。”

元首看到，由地中海目前的紧张局势形成的这种情况已经临近，一旦出现，他决定随时利用，哪怕是在1938年。

陆军元帅封·布洛姆贝格和陆军总司令封·弗里契再三指出英国和法国不可以成为我们的敌人的必要性，认为同意大利的一场战争没有牵制住法国军队，让它不会占有优势地出现在我们的西部边境上。

外交部长提出异议，认为一场意、英、法的冲突似乎还不像元首认为的那样一触即发，面对这一异议，元首将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时间说成是1938年夏天。

直到战后世界才从会议纪要得知了这场会谈^[6]。包括约翰·拉贝。

1937年11月5日是希特勒统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不是因为他直到这一天才做出决定：发动战争，“闪电样迅速”地袭击其他国家——这大概是他的旧梦——而是因为他头一回向负责的两位部长和国防军三军总司令说出了他的真实意图。

他在他们面前摘下了热爱和平的政务活动家的面具，进入一个自认为是未来的伟大统帅、英雄和世界史工具的入迷者的角色。他似乎清楚这一刻的意义，从他的装腔作势的开场白和在他“去世”时要将他的设想视为遗嘱指定的未竟事业的戏剧性的愿望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海军总司令雷德尔和空军总司令戈林在秘密会谈时对希特勒的进攻计划没有表态。而外交部长封·瑙拉特、国防部长封·布洛姆贝格和陆军总司令封·弗里契则提出了反对意见。封·弗里契大将问——我们只能将这理解为讽刺：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否必须推迟他原计划下星期进行的休假。希特勒告诉他没有这个必要。到1938年还有的是时间。4小时后与会者离开了总理室——或若有所思或心情压抑。瑙拉特想辞职。

令人吃惊的是，他们也感到意外。他们本来必须事先知道的。但他们似乎总是驱散掉担忧，不相信希特勒的激情独白是当真的。同时，虽然不是很多，也还有一些持批评意见的国内外观察家预见到了希特勒不会满足于列强们满足他的平等要求，允许德国建立一支合适的防御兵力，他们预感到了他想要的更多：战争、胜利和统治欧洲。

他的侵略倾向，他的血腥灭绝的意志现在不再只是针对被他排挤的同胞，自从他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起，也开始针对邻国，为安全起见暂时只针对较小的邻国。

他在小圈子里公开的侵略性，半年后在他对奥地利总理许士尼格进行政治强奸时得到了尽情释放，这一侵略性是使用弗洛伊德的性欲心理学或其他的心理学理论、通过社会伤害或噩梦般的青少年期或战争经历所无法充分解释的。我们恐怕将不得不承认这一特征是不可抗拒的或无法解释的。^[7]

让我们再回到东亚来！根据霍斯巴赫纪要，在希特勒的秘密会谈上没有谈到中国。希特勒虽然向他的外交部长承认，德国在日中冲突中应该保持中立，但也任由他在两个对手之间进行调停。

可事实上希特勒早就选中了日本，跑腿的约阿希姆·封·里宾特洛甫当时只是驻伦敦的兼职外交官，他支持希特勒这样做。里宾特洛甫在罗马宣布，德意志帝国应该承认被日本和平占领的中国的满洲里，现成为日本傀儡国的满洲国，为主权国家——不要日本的任何报答。为了继续迎合日本人，他和希特勒也想从中国召回德国的军事顾问。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都不赞同这两个计划。

外交部的国务秘书封·麦肯森记录道，关于召回军事顾问，布洛姆贝格在同希特勒会谈时不限于接受相关指示。麦肯森的岳父、外交部长封·瑙拉特，将向陆军元帅提供反对的理由。比如有个理由是问元首是更愿意中方有封·法尔肯豪森将军还是有一个苏联将军做军事顾问。

会谈中后来没有涉及军事顾问的话题，但希特勒告诉陆军元帅，国防部“应该考虑摆脱亲华观点的气味。”^[8]

当时，国防部和外交部的官员们不是纯粹的命令接受者和希特勒政策的“顺从的”执行者。他们提出反对意见，不服从。虽然希特勒的亲日立场是公开的，德国驻华大使馆，不仅是罗森，而且还有大使本人，惊恐地报告了日本的战争罪行。驻华大使馆的报告没有一封表现出对日本人在中国的行为有哪怕是一点点理解的。外交部也这样想。它将反映日本人暴行的影片寄给了总理府——没有记载有没有在那里放映——将它交给宣传部放映，想继续传播。

罗森致外交部的报告是常见的那个时代的德国外交官刚正不阿的一个标志，其中，他独一无二地直接谈到被希特勒掩盖的冲锋队和党卫军的谋杀，写道：“部队将始终效仿他们的军官……一支在美化政治谋杀中成长起来的年轻军官团……对他的队伍不能要求更好的事情，只能要求在南京这里发生的事情。”

但希特勒现在决定了战争，他不想要反对的顾问。在总理府会谈三个月之后，当瑙拉特、布洛姆贝格和弗里契向元首和总理指出战争政策的风险时，他将他们解职了，代之以服从命令的军人和一位更加支持他冒险政策的外交部长。从现在起他感觉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了。

“电台广播的消息让我们几个德国人非常沮丧。”约翰·拉贝在1938年2月5日的日记里写道，“偏偏这时，我们还要为家乡的和平焦虑！”

外交政策的桨现在由约阿希姆·里宾特洛甫执掌，他连元首没有说出的想法都能猜到并加以执行。改组后的帝国政府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承认日本的傀儡政权满洲国。1938年夏天，它强迫——还威胁要株连——蒋介石的三十名德国军事顾问，中断他们同中国政府的合同，返回家乡。

【注释】

[1]引自汉斯·罗特菲尔斯，《反对希特勒的德国反对派》，苏黎世，1994年，第58页。

[2]安吉拉·施瓦茨，《第三帝国之旅：英国证人在纳粹德国（1933－1939）》，由伦敦的德国历史研究所出版，哥廷根/苏黎世，1993年，第73页。

[3]出处同上，第64页。

[4]《哈洛德·尼科尔森日记书信集，1930－1939》，伦敦1966年，第242页。

[5]安吉拉·施瓦茨，出处同上，第72页。

[6]《主要战犯审判》，资料386－PS，第XXV册，“霍斯巴赫纪要”。

[7]埃伯哈德·杰克尔，《德国世纪》，斯图加特，1996年，第186页。

[8]附录，资料5和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