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陋的美国人》、《丑陋的日本人》,连同《丑陋的中国人》,早已密密麻麻地布满了街头书市,成为畅销书,成为中国人曾经眉飞色舞地议论的话题。
不管如何剖析我们这个民族的劣根性,我依然固执地认为,纵观世界一切民族、种族、人群,就全民的感恩意识和信义而言,仍然唯中华民族是举。
美国人自不待言,子女不愿担负赡养父母只是一个侧影。
我东渡日本留学的挚友郑圆圆,在信中这样告诉我初到异国的感受:
“……日本人不像中国人那样记住别人的情分,他们是立即报答,过后就没这件事了。一个中国学生包了一些饺子请房东尝尝,过了一会儿,房东送碗面条来报答……”
对于指挥第三次长沙会战、大捷于天下的薛岳上将,三湘人民也是极其慷概的。
会战结束不久,长沙市政府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将长沙市内的东长路命名为“伯陵路”。
中国战史出版局于当年出版了薛岳的专著《天炉战》。书的前言有这样一段介绍文字:
“他(指薛岳)的战略战术足以法天地之幽邃,穷宇宙之奥秘,为鬼神所惊泣,人事所难测,无以名之,故曰‘天炉战’。”
《天炉战》把第三次长沙会战各阶段的部署,如第一线阵地的持久防御、中间地区的逐步抵抗和埋伏、核心阵地的工事构筑和决战防御、决战地区的离心部署和求心攻击等等,都作了阐述,成为一本学术专著和史料。
而各地以粤剧、湘剧等形式的宣传演出,一直持续了一年。
薛岳以他卓越的军事才干,本该迎来他在这场为民族而战的战争中的更大辉煌,创建更大功勋,可惜,祝捷热浪和庆功美酒,使这位上将飘了起来。
夸耀的结果,导致的是失败,这已被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深谙为将之道的薛岳将军,恰恰没有悟到这一点。
再次见到肖天亮,是在京郊西山脚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学府,国防大学担负着师、军职以上高级军官的培训任务,而聚集在这里的各类人材,更是使这座校园成为全体中国军人神而往之的地方。
楼群里居住着几百名来自各军区、各军兵种的将军,这本身就足以引起人们的关注。他们在潜心研究古今中外的战役战略问题,使偌大个校园显得沉寂。
依山的这座校园,天亮告诉我是当年刘伯承元帅亲自选定校址的。我看到这如同世外桃源般的研究学问的极妙去处,内心不觉更生出对一代元戎的钦敬。
关于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的原因和战役存在问题,战略学硕士肖天亮少校向我各谈了三点:
“胜利的原因:
第一,第九战区长官部,尤其是薛岳本人,吸取了第二次长沙会战失利的教训。两次会战间隔时间只有两个多月,前次的失利使战役指挥者不得不小心谨慎地认真作好战斗准备。
第三次会战,有一个正确的战略部署。决战地区选择在长沙东南,并采用逐步抵抗、诱敌深入的战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由于决战地区靠后,使日军的补给线不得不延长,日军远距离作战,重武器无法前运,导致了战斗力的下降。长沙城的防御工事多为地堡式,目标很暴露,一般有一人多高,如果日军有优势炮火是不难破坏的。从战斗的情况看,日军的火力远不及守军的强大,日军攻坚,除了飞机协助轰炸之外,别无他法。
由于决战地区的延伸,还造成了日军的兵力分散,补给线必须派兵保护。实行逐步抵抗、诱敌深入的战略战术,能够将日军牵进预定决战地区。在战斗中,中国方面对兵力的运用也比较恰当,战区主力全部集中于湘北方面,尤其是预先埋伏在长沙地区,形成了数倍于敌的优势力量,因而得以将日军包围。
第二,从日军方面说,他们犯了轻敌冒进、判断失误的错误。日军主将轻敌,以为中国军队经过第二次长沙战役,短时间内不可能得到恢复,这次作战,必然不战自溃。从这一点上说,日军对中国军队还缺乏了解和掌握。
这次战役日军暴露了三方面的弱点:一是弹药不足,数量有限,空投又不准,以致后撤时因弹药不足而无法冲出重围。二是粮食供给困难。战役时间拉长了,补给线遭到破坏,使日军战斗力下降。三是日军指挥官离战场太远,不能及时掌握前线情况。如果撤退再晚几天,日军恐会全军覆没。
第三,应当是人民群众对抗战的支援。那次战役,手段仍然是近乎原始的搏斗,这就要求诸如道路、向导等方面的条件,而湖南,尤其湘北,经过了几次战斗,群众都变得有经验了。
日本现在出版的很多回忆文章中,都提到过他们当时称之为魔窝的湘北。
存在问题:
第一,实行包围时,战术呆滞;追击时,大胆不够。战区规定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到达线,目的是想各路齐头并进,但结果却造成了行动迟缓,使日军能有可能打开缺口,进行突围,限制了各部队主动出击的灵活性。从战略上说是对日军形成了包围圈;但从战术上看,这个包围圈并不严密,中间有许多空隙。
第二,在战斗中,各部队保存实力的观念太强。这是个历史问题,在无兵则无权的时代,不愿轻易抛尽手中的兵力,也是个应当客观去看的问题。
第三,道路的破坏对追击不利。战前道路破坏很彻底,这有利于阻滞日军机械化部队和日军轻快部队的进袭,但同时也妨碍了自己的行动,使反击未能全部实现战略意图。……”
肖少校一口气向我谈完,最后道:
“时隔50年,现在回头去看这次战役,我仍然不能不说,这确实是一次成功的会战战例,尤其实际战斗情况与事先作战方案完全一致,仅此而言,就值得今人大书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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