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欣欣 肖 珊
1934年，怀抱科学救国理想，立志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拯救危难中的祖国的王之卓，远渡重洋，以庚款公费留学，赴伦敦专攻测绘。
在伦敦大学帝国学院苦读一年后，王之卓在李四光帮助下转赴当时世界上测量科学最先进的德国，在柏林工业大学测量学院深造。1939年，王之卓成为我国第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航测专家。他带着全家回到了战火纷飞、满目疮痍的祖国，在日本飞机的轰炸声中艰难地开展中国的航空摄影测量研究。
1944年，他参与商谈和签署中美合作航测合同，抗战胜利前夕率团赴美国考察航测技术，1946年回国，担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方面为王之卓等知识界人士准备好了去台湾的飞机，但他们巧妙地回避了特务的软硬兼施，在新中国曙光初露之际，毅然留了下来。
距王之卓求学德国近半个世纪后，1982年，王之卓写信给国际著名学者阿克曼教授，力荐自己的学生李德仁赴其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德国这个仍然是全世界航测理论最先进的国家，迎来了新中国第一位航测专家。
在改革开放风起潮涌的时代，李德仁这一代学人心里，最强烈的便是爱国激情和历史使命感。他焚膏继晷，追星逐月，跑进了世界航测研究的前列。他解决了测量学上“一个百年来的难题”；仅用两年多就学完了一般人要学五六年的课程，并至今保持着斯图加特大学博士论文得分最高的纪录。
戴上博士桂冠和博士项链之时，李德仁的目光越过崇山重洋，他的心已经飞回了等待自己去开拓耕耘的国土。“李博士，留下吧!我们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试验设备，凭您的聪明才智，完全可以摘取一颗又一颗科学明珠。”许多外国友人殷切挽留。李德仁回答:“我的根在中国，我的事业在中国。我要和我的祖国一起，去承担历史的重任。”
“你看世界杯足球赛，各国球员都要回国为自己的国家踢球，你也回国‘踢球’吧!”时至20世纪90年代，李德仁在给自己的学生龚健雅的信中写道。
作为王之卓与李德仁两位教授联合招收的博士生，1989年，龚健雅被两位老师送往丹麦技术大学进修。他骑着一辆自行车，每天花一个多小时往返于公寓和研究所之间。丹麦的冬天出奇的冷，他也从未间断过学习和工作。
1990年，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国际会议上，龚健雅的论文引起了专家的极大关注，丹麦农业部致信邀请他到该部工作。当时国内一场政治风波刚过，不少人找借口滞留国外。两位导师多次写信给他，谆谆教诲。
龚健雅毫不犹豫地回国了。此后又多次接到国外邀请，他都婉言拒绝。1995年，美国麻省大学开出极有利的条件，力邀他作两年的访问教授。他在美国只待了三个月，就迫不及待地回国，投入到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中。
（原载《武汉大学报》，2009年9月25日，原文题为《三代学者的留学报国路》，本书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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