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道与作诗的矛盾和统一

宋代理学家是反对作诗的，程颐有两段著名的论点：作文害道，作诗妨事。《二程遗书》载：

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云：“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卷18）

或问诗可学否？曰：既学时须是用功，方合诗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诗云：“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又谓“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当。（卷18）

这可以说是理学家反对诗文的代表性观点。朱熹是理学家中最了解文学情趣，也最喜欢作诗的人，却也未能免于程颐相类似的言论。早在二十九、三十岁时，他曾作诗一首，诗题明白地标示了他的倾向：《顷以多言害道，绝不作诗，两日读大学诚意章有感，至日之朝起书此以自箴，盖不得已而有言》。诗中痛感几年作诗，“行迷亦已远”，决心“及此旋吾舟”。但说归说，诗还是照样写。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又有载：“胡淡庵（铨）上章荐诗人十人，朱文公与焉。文公不乐，誓不复作诗，迄不能不作也。”《语类》又有谓：“近世诸公作诗费功夫，要何用？元祐时有无限事合理会，诸公却尽日唱和而已。今言诗不必作，且道恐分了为学工夫。然到极处，当自知作诗果无益。”（卷140）差不多与程颐之论无异。这里分明暴露出两重矛盾：一是思想认识上学道与作诗的矛盾，二是理论提倡与创作实践之间的矛盾。这两重矛盾在朱子身上，又大约经过三个基本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他的青年时代，时间约在30岁时，是禅道诗文无所不读、无所不学的阶段。矛盾的显露还不明显，理论上尚无倾向性的言论，这里不议。第二阶段从朱熹再见李侗，受学有得之后，至57岁前后止，是思想上学道与作诗、理论上“作诗无益”和实践上“不得已而有言”的矛盾相对立相冲突又相融合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思想变化最为丰富多彩，一方面是先儒“有德者必有言”的思想和传统文论中道本文末的思想影响；南宋河山半壁，人民疾苦，使他痛感整顿朝纲，收复失地，“有无限事合理会”，不能耽溺于诗酒唱和而“分了为学工夫”，这使得朱熹在进行诗歌创作的过程中，不时地有所警觉，耽心陷溺。另一方面，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诸如山光水色，登临凭吊，酒酣情浓，真味发溢，又使他不能自己，不能不作。每当这个时候，学道与吟诗的矛盾便不复存在，而出现两相融合，“未觉诗情与道妨”了。第三阶段是朱熹思想上和理论上的成熟阶段，时间约在58岁以后。诗文与道的对立和冲突渐渐消除，文道合一的观念确立，诗歌创作提出“间以数句适怀亦不妨”的观点。

朱熹由第一阶段“禅道诗文无所不读”到第二阶段的“多言害道绝不作诗”，其转变的契机是四见延平李侗。他24岁初见李侗，李即婉转地批评了他“出入于经传或泛滥于释老”、所学不专的毛病，指出“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使朱熹顿开茅塞，然犹未能无疑虑。四年之后，他第二次赴延平求道，向李侗先生提出有关《春秋》《论语》的十八个问题。李先生谆谆教诲，朱熹苦读深思，学问日进。两年之后，朱熹31岁，第三次访李先生，李为讲《易》之“太极”，再一次要求朱熹“反博归约”。朱熹“闻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无实，全不济事，自此读书益加详细。”又过两年，朱熹第四次拜谒李侗，李先生为讲《孟子》尽性、养气之说，得存养持守之法。四谒延平，是朱熹苦读得道的重要转折时期，他抛弃神释老庄之学自此始，他在理论上将诗文列入“空言无实全不济事”一类而潜心于道学，亦自此始。《朱文公文别集》卷三有《与程允夫》一帖谓：“往年误欲作文，近年颇觉非力所及，遂已罢去，不复留情其间。”文中又谓：“近见延平李先生，始略窥门户。”可见，朱熹四谒延平之后，文学观念的转变是很明显的。

然而，有意思的是，尽管他在认识有了这种转变，而在诗文创作实践上，却没有放弃。不仅不曾放弃，而且出现了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高峰。钱穆先生认为，朱子用心为文，至少当及于40岁时。联系《语类》所云：“某四十以前尚要学人做文章，后来亦不暇及此矣”（卷139），可知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所在。

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如果要从作诗的心理动力方面去找，我以为有两方面：一是朱熹极喜登山临水，览物舒情。大自然优美壮丽的景物常常令他激动不已，促使他欣然命笔。每当这个时候，他便“不堪景物撩人甚，倒尽诗囊未许悭。”（文集卷3《次秀野极目亭韵》）二是宾友宴游，分韵赋诗，佳篇迭出，不能不和。“因君好句撩孤兴”，“便分幽赏助清吟”。因而即使“华烛屡更”，“诗肠频搅”，也要写出好诗来。

朱熹喜爱自然山水，也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有古训；孔子尝赞扬曾点“浴乎沂，风乎舞雩”的情怀和志趣，山水之趣成了儒家学者涵泳性情的途径。二是格物穷理，比德修身的学术思想。认为大自然生生不已的性质体现了“仁”的普遍性，仁者欲与宇宙合一，就要与生生不已的大自然合为一体。因此，他要在对自然山水的观照过程中，吸收客体的精神情趣，体验其中涵泳的宇宙精神。为主体精神境界的提升服务。他在不少诗中都表达了这个思想：

山川佳丽地，结宇娱朝昏。……境空乘化往，理妙触目存。

（《寄题咸清精舍清晖堂》）

白烟竟日起，雨晦苍山深。……起望一舒情，遐眺豁烦襟。

（《即事偶赋》）

高斋一远眺，西南见秋山。……赏惬虑方融，理会心自闲。

（《忆斋中》）

斋居玩物变，……抚节陈清诗。（《秋夕怀子厚》）

闲栖众累远，览物共关情。（《春日即事》）

自昼晨昏优美多变的自然景象，不仅以其“物变”而启示某种颖悟的“妙理”；更以其自身的芳菲色彩、朦胧境界，赋于主体直观的感受，使人悠然心会，荡涤烦襟，舒情静虑，悦目赏心。这里既体现了诗人与自然之间感物生情的共性特征，又体现出理学家诗人览物会理，抚节陈诗的个别性特征。

正是出于这种对自然山水的特殊感受，朱熹一生皆与山水结下不解之缘，他的作诗的兴趣便也一生未予消歇。门人吴寿昌尝载：

先生每观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阴处竟日目不瞬。饮酒不过两三行，又移一处。大醉，则跌坐高拱。经史子集之余，虽记录杂记，举辄成诵。微醺，则吟哦古文，气调清壮。某所闻见，则先生每爱诵屈原《离骚》、孔明《出师表》、渊明《归去来并诗》并杜子美数诗而已。^[8]

这是一种纯文学的审美境界。朱熹只有陶醉于自然的山光水色中，这样的境界才会出现。每当这种境界出现时，他的作诗的激情便总是战胜学道的理智，一切矛便随之消释，有的只是诗情与道的融合了。乾道三年，朱子访张敬夫于潭州，敬夫陪同冒雪登衡山，实现了朱子“据祝融之绝顶”的愿望。一路上，他们观赏雪消溪涨的美丽山色，体验日落千林，烟飞紫翠的境界。他们穿林踏雪，笑看景物逢迎。在方广庙，惊叹于壁间古画之精绝；在祝融峰，陶醉于绝壑层云之奇观。眼底，“万象争回巧，千峰尽乞盟”。胸中，“讲道心如渴，哦诗思涌雷”。于是，纯文学的创作境界又一次出现了，他们“随处留情随处乐，未妨聊作苦吟人。”（《道中景物甚胜吟赏不暇……》）“望中景助诗人趣”，“撩得新诗续旧篇”（《莲花峰》）“浊酒三杯豪气发，朗吟飞下祝融峰”（《醉下祝融峰作》）。为了不辜负三春美景，他甚至唱出了“急呼我辈穿花去，未觉诗情与道妨”的诗句，浓厚的山水之趣，终于使诗情与道融合了。

然而，更有意味的是，朱熹对这次南岳之游所出现的创作高峰是有解释的，他思想上的曲折变化详载于《南岳游山后记》中：

南岳唱酬讫于庚辰。……丙戌至株州，熹与伯崇择之取道东归，而敬夫自此西还长沙矣。自癸未至丙戌凡四月，自岳宫至株州凡百有八十里，其间山川林野风烟景物，视向来所见，无非诗者。而前日既有约矣，然亦念夫别日之迫，而前日所讲盖有既开其端而未竟者。方且相与思绎讨论，以毕其说，则其于诗，固有所不暇者焉。丙戌之莫，嘉谂于众曰：“诗之作，本非有不善也。而善人之所以深惩而痛绝之者，惧其流而生患耳，初亦岂有咎于诗哉！然而今远别之期近在朝夕，非言则无以写难喻之怀，然则前日一时矫往过甚之约，今亦可以罢矣。”皆应曰：“诺”……熹则又进而言曰：“前日之约已过矣，然其戒惧警省之意则不可忘也。何则？诗本言志，则宜其宣畅淹郁优柔平中，而其流乃几至丧志。……故前日戒惧警省之意虽曰小过，然亦所当过也。由是而扩充之，庶几乎其寡过矣。”

据文中所言可知，一，南岳唱酬之后，他们是有过约定，绝不再作诗的。所以从岳宫到株州一路“所见无非诗者，”却没有再作诗。二，在株州将与敬夫远别，“非言则无以写难喻之怀”，因而朱子宣布，罢去前日矫枉过甚之约，重开诗禁。三，朱子重申，前约虽过，然戒惧警省之意不忘。这个例子典型地反映了朱熹对诗与道严格把握的分寸，也典型地反映了朱熹根本做不到“绝不作诗”，却又总要提醒自己戒惧警省的心态。明明是刚刚极南岳唱酬之欢，却又宣布戒诗之约；刚刚宣布戒约，却又要求罢去；罢去未几天，又复重开禁约；才开禁约，又重申戒惧警省之意。这里重申勤劳惧警省之意，紧接着东归一路，又有《东归乱稿集》问世。这种反复，从表面上看，是理论上的重道轻文、作诗无益论与实践上的“不能自己”、“一发于诗”的矛盾；从实质上看，是宋代知识分子理论与感性的矛盾所导致的内在自我与外在表现的分裂。他们在理性与道义的角度上，在朝廷、政事、社交等正式的场面中，总是把立德学道、建功立业放在重要位置而时时不忘强调的。而在家庭、私交等私人生活场景中，却显露真实的自我，满足感性的需要。这种情况在理学家，还只不过表现为对诗文的溺好，而在文学家中，则男女私情，醉舞狂歌，情况要严重得多了。这是朱子二重矛盾在第二阶段的情况。

第三阶段以朱子提出“作诗间以数句适怀亦不妨”为起点直至终老。经过大半生的诗歌创作及理论研究，他更清楚地在理论上提出了“道本文末”，“文道一体”、“文从道中流出”等观点，对于诗与道，他也明确提出了“间以数句适怀亦不妨。但不用多作，盖便是陷溺尔。……至如真味发溢，又却与寻常好吟者不同”的观点。他的文学思想至此已趋成熟，道已大成，诗文亦名闻于世，因而学道与学文作诗的矛盾渐渐淡化，诗作也渐渐减少。

庆元六年，朱子71岁，老友刘叔通等人复载酒见过，次韵作诗。借此机会，朱熹对自己一生作诗进行了总结。《寄江文卿刘叔通》说：

诗人从古例多穷，林下如今又两翁。应笑湖南老宾友，两年吹落市尘中。

我穷初不为能诗，笑杀吹竽滥得痴。莫向人前浪分雪，世间真伪有谁知。

自注云：“仆不能诗，往岁为淡庵胡公以此论荐，平生侥幸多类此云。”在《和刘叔通》另一诗中，又自注：“余素不能作唐律，和韵尤非所长，年来追逐，殊觉牵强。”说“不能诗”，显然不符合实际，实际上是不想以诗人名之，不愿以诗名传之。吹竽之喻，既是自谦，又反映出宋代知识分子希望有所作为，并非只做一个诗人的普遍心志。然细味自注，既言“不能诗”，且以为是“平生侥幸”之事，分明露出了对诗名成就的暗喜以及稍稍的卖弄炫耀之意。两诗皆从“诗人多穷”入题，切合自己情况，也分明承认了自己的诗人身份。至于说“不能作唐律，和韵尤非所长”，则是基本符合实际的。朱熹一生未尝刻意为诗，他不愿在做诗上花费许多工夫，他认为国家有许多事要做，因而俯就格律去雕琢苦吟是他不赞成的。这种理论决定了他的取向，他作诗喜欢学《选》诗，喜欢陶渊明、柳宗元，喜欢作古体，风格上要求自然流畅，雅淡和平，既从容中道，又不失驱驰。而近体诗格律森严细密，如人身着镣铐而舞，磕磕碰碰，总难如意。因而朱子涉猎不多，也不喜多作。胡应麟谓南宋古体当推朱元晦，是中的之论。但朱熹的和韵诗却作了不少。和韵诗虽不必限于近体，但它须在原诗已有形式的限制下表现自己的内容，难度或大于近体诗。这种诗的写作，与朱子长期以来习惯于用自然平淡的语言自由地表达情感的方法不同，因而说“尤非所长”。他之所以仍然写了不少和韵诗，大多是在宾友从游，欲罢不能的情况下。如《次张彦辅韵》即表达了这种心情：“我穷诗未工，最觉貂难读。感君殷勤意，吟苦屡更烛。”他的一些次韵诗题较长，略等于诗序，如《元范尊兄示及十梅诗风格清新意寄深远吟玩累日欲和不能》《九日奉陪高州史君……及郡中诸文武同登紫霄绝顶南望江湖北眺准甸少快心目既归又得仲衡佳篇句法清丽情致凄婉三复不胜起予之叹谨次韵呈请皆赋之以纪一时之盛甚惠甚望》，也表达了相同的情感。他的晚年认识到对和韵的追逐，“殊觉牵强”，不只是对自身的评价，还表明他对形式限制内容的创作方法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实践后的否定。这是我们应当特别指出的。

总之，在朱熹身上，学道与作诗，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情况是存在的，但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演变，这种矛盾最终由对立冲突走向和谐融合。学道修身是人生第一要务，这是自四谒李侗确立，至老未变的观念。作诗为文，则由否定走向肯定，又由“未觉诗情与道妨”走向文道合一。创作上则一生诗笔未尝稍停。这就是作为理学家的朱熹耕耘于文学的基本状况。

（原载《朱子学刊》1994年第1辑，总第六辑）

【注释】

[1]南溪书院即郑义斋馆舍。以朱子诞生并读书于此，故后人于此建书院，自宋理宗御题“南溪书院”匾额，历代皆有题褒。

[2]见《民国尤溪县志》卷二“山川”条。

[3]尤袤《玉澜集跋语》曰：“韦斋之子南康使君（熹），今又以道学倡，其诗源远而流长矣。”

[4]《朱子文集》卷83《跋方秋申所校韩文》云：“某自少喜读韩文。”又卷84有一跋云：“余年二十许便喜读南丰先生之文而慕效之。”

[5]《朱子文集》卷83《跋曾南丰帖》。

[6]见《朱子文集》卷9《诗送碧崖甘叔游庐阜兼筒白鹿山长吴史唐卿及诸耆旧三首》诗后自注。

[7]见《铅山中洲吴氏宗谱》。

[8]见《朱子语类》辑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