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题记
父亲是1998年农历7月13日去世的，到2009年农历7月13日已经整整12年了。对于父亲的记忆和怀念永远刻在了我的心里，流动在我的血液中。我曾经以诗歌《父亲的海》和散文《属于父亲的山梁》来纪念我的父亲。但是，我觉得那些诗文尽管以赤子般的情怀，像金子一样的闪亮，想象比喻的成分太多，远远不能表达我对父亲真实的回忆和怀念。由此，对父亲的崇敬和感恩之情如火山般地爆发出来。父亲去世的时候我42岁，如今我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对于父亲的思念和牵肠挂肚、剖心沥胆的伤痛让我常常以泪洗面，我觉得欠父亲的恩情太多太多了。假如苍天有灵，时光倒转，我会加倍报答父亲的养育之恩。可惜，没有假如。原以为给父亲立块碑子，让后世儿孙记住父亲，也能表示我怀念父亲的点滴心愿。不是我不想做，我的苦衷不能言说，我的心就像板结了的土地，只有我自己明白。我一直把这个愿望深深地埋在了内心深处，铁块一般的心就像锈蚀了那样的难受。我只好望着父亲的墓冢说，父亲，请理解原谅儿子吧，关于你的记忆，把我的肺腑之言，写成文章印在书里，立上我心灵的碑子，只要我的这本书流传下去，那么，你的音容笑貌就不会消失，这是儿子想了很久很久的打算。
父亲是1921年农历7月21日出生的，活了77岁。他晚年得的是脑血管病，致使下肢瘫痪，其他脏腑和器官都没有什么大的毛病。以当时的医疗条件和水平，给父亲经常治疗，照顾好父亲，多活几年是不成问题的。父亲不吸烟，不喝茶，酒量少得有限。父亲过了一辈子穷日子，粗粮淡饭，从不嫌弃。父亲病重的那年，主要是下肢不能走路，我照顾他在医院住了15天，就能自己走路了；家里没人照顾，我送他到我姐夫家住了一个月，父亲一切都很正常，就是走路很慢。我实在不忍心把父亲抛在家里，又把他接到我的单位，住了不到3个月。那时没有家属楼，就住在单位分给我的一间办公室里，我领着两个孩子，爱人在乡下工作。后来我实在无力照顾父亲了，就把他送回老家，每周周末带些吃的东西，让父亲自理。过了几个月，父亲又瘫痪了，我就让哥哥照顾。我们分家时，父亲是随我生活的。哥哥农活繁重，加之他是个粗人，很不会照顾老人，就这样，父亲在土炕上瘫痪了一年多时间，永远告别了人世。
父亲去世的那天，我因工作出差在乡下，电话打来，犹如晴天霹雳，我急匆匆地赶回去，父亲已被家人安置停放在床上。父亲临走的时候没给我留下一句话，我也没有和父亲做最后的告别，面对父亲的亡灵，我心如刀刮。
父亲的灵柩停放了10多天才掩埋，因为农村里埋人要请阴阳选择墓穴和选时间，我们家里人手少，抢时间是来不及的，所以只好拖延到阴阳选择的最近最佳的吉日。民间有句话叫“亡人蹦土如蹦金”，这话一点不假，10多天的煎熬，找人打墓，筹办丧事，披麻戴孝，日夜守灵，往返奔波。好在12年前，由父亲的至交好友、远近闻名的风水高手武耀堂先生在我们家一块很开阔的塬地上选定了他的墓地。武老先生用他非常秀丽的蝇头小楷还给父亲留下了一份立穴图论单。面对这份择穴论单，我也非常感谢和怀念武老伯，给我父亲选择了这么好的风水宝地，假如上天有灵，我的后世子孙一定会得益于父亲的风水，如愿以偿。我至今十分珍贵地保存着父亲的这份墓穴论单，我想父亲的时候，就拿出来反复看看，感觉父亲一直在我身边。父亲一生的经历流动成我心中汹涌澎湃的大海，撑起了我人生的帆船。
父亲是初中文化程度，但写得一手功夫极深的毛笔字，尤以小楷见长。他毕业时正是1944年（即民国33年），国民党向全国征集“10万青年大军”，要求必须有一定的文化程度，父亲和他的同学姚忠义（后来是我的岳父）、郭世俊、郑步孝等4名同学被强迫参军。他们4人入伍时在平凉照了一张照片；我没想到的是我的岳父把这张照片奇迹般地保存至今，已经67年了。那时候父亲23岁，我的岳父19岁。岳父今年已经86岁高龄，身体依然硬朗、健康。岳父对当初的情景记忆犹新，他们不但是同学，也是一同参军的战友。世上的事情竟然那么巧合，后来他们两个成了儿女亲家。我敬重我的岳父，感谢岳父留下了这张有特殊历史意义的珍贵照片。这不但是他们青年时期那段不平凡的经历的见证，也给我们留下了特别珍贵的纪念。父亲和他的同学参军后，他们亲眼目睹了国破山河碎、到处白骨寒的惨状，难以忍受国民党部队的军阀作风和残害百姓的暴力行为，父亲只待了三个月，就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在岳父和同乡的护送下，离开部队回了家。后来，岳父和同乡都陆续回到家里。父亲离开“10万青年大军”后，又在国民党的陕西蓝田县政府当文秘抄写员，因毛笔字写得特别出色，很受赏识，干了几年，又回家劳动。关于父亲青年时期的这些经历，在我很小的时候，只听父亲零星地说过，遗憾的是我年幼无知，没有详细搞清楚父亲是如何走过青年时期这段不平凡的路程的，若不是我的岳父告诉我，我何以得知？
父亲在1952年经他的好友、时任麟游县教育科长的李秉肇先生介绍，正式参加了工作，成为一名教师，直到1982年退休回到老家，这是我记忆最深最值得回味的父亲的人生历程。在这期间，父亲亲身经历过十年“文革”浩劫和打击，他没有什么大的政治历史问题，只是一个很平凡很普通的小学教师，迫于当时的政治气候，父亲和他们的一些同事被组织决定全部下放回家劳动。在父亲的遗物里，我还发现了一份当时处理他的铅字油印文件，证实了父亲在“文革”中的处境。一份是1967年8月14日中共麟游县委发的《关于中小学教师集训会期间整群众的平反公告》；一份是给父亲的平反书。上面都盖有中共麟游县委的大红印章。平反书是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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