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理论家、中国文化史学者、著名散文巨星——余秋雨，一直是我很敬慕的人。但我敬慕的不仅仅是他丰厚的学术成果，如著有《戏剧理论史稿》、《中国戏剧文化史述》、《艺术创造工程》、《中国艺术史》等多部重要著作；也不仅仅是他享有诸多荣誉，如曾获“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高校十大精英”等称号和被载入《世界名人录》、《国际著名学者录》什么的。最值得我敬慕的是他作为文史学者的那分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曾经有人问余秋雨为什么不出国，他说：“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民族，突然摆脱了百年来政治、军事的折腾，进入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并且有可能富裕起来，可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事。而这件事就发生在我的祖国，我为什么不留下来看看？不仅要看，还要参与。我要为社会大转折提供我的思考、批评和建议。”多么令人感动和振奋的肺腑之言。
的确，对于文史工作者来说，不大可能提出什么富国富民的经济模式或者治国治民的法律对策或者抵御列强的政治战略，但文史工作者不可以此就逃避自己的社会责任。古往今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大悲哀，就是在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之后，便躲进个人情感或自然天地中去自娱自耗，以至天大的才华和思想，都于社会和民众毫无裨益。
历史发展到了今天，我觉得，文史工作者不能再重蹈那些文人的覆辙，更不能以此标榜自己的清高与不俗，而应该以出世的淡然情怀和入世的负责精神来回报社会。今天，国人除了要争取物质上的丰厚、生活上的富足以外，还要争取真正的生活质量的提高，那就是文化水平的提高和灵魂的充实。因此，作为文史等人文工作者，对社会必须给以极大的关注，对社会问题必须尽力思考，必须把志向和奋斗立足于民族精神的发扬和再造上。否则，再清高、再自命不凡，仍摆脱不了中国旧文人的那种悲哀。这也是我为什么在出版工作中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在业余时间里尽量挤出时间著书、立说、演讲和参与社会宣传的心理动机。
1999年6月25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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