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张勃兴同志《诗词曲赋漫谈》作序

张勃兴同志把他的大作《诗词曲赋漫谈》文稿寄来，让我“审阅修改”。他总是那样客气，虚怀若谷，谦恭礼让，这是他的美德。说实在的，对于他的鸿文高论，我是想先睹为快的。洋洋近十万言，我几乎是一口气把它读完的，兴味盎然，很受鼓舞启发。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我想说的他都说了，我想做的他都做了，甚至我想做而做不到的，我看他一板一眼、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在做，而且收效显著，果实累累，美润三秦，香溢四海。何等快慰!

勃兴同志把自己书稿的名称定为《诗词曲赋漫谈》，其实他谈的是艺术、美文、美学，因为他不仅谈诗词，还着重谈到散曲并涉及到剧曲以及四大韵文之一的赋。谈到竹枝词，它是诗与词夹缝中的异草奇葩；谈到陕北民歌，它是古老、朴实、风格独具的人民心声，是自然浑厚的人籁；他还不辞辛劳，殚精竭力地汇编曲赋资料和诗歌发展史资料；在各篇的字里行间还涉及绘画、音乐与舞蹈等艺术领域。称这个集子为“谈艺录”不是也很恰当吗？

勃兴同志的这些谈艺的论文，不是泛泛的、一般的感发，而是在一定形势下合时宜的必要呼喊和号召。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复兴之光普照大地。建设和谐社会，必须振兴传统优秀文化，而诗词曲赋正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方面。他目光敏锐，高瞻远瞩，视野宽广，看见诗词创作在全国范围内如小草一样逢春复生，刚从领导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没有去享清福、优游岁月，而是一心扑在诗词事业上，团结了一大批有识之士，联系了许多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壮大陕西省各级诗词组织和创作队伍，支持办好多种诗词刊物。举凡这些活动，他都事必躬亲，参加谋划，苦心孤诣，令人敬佩。他亲自跟我说过，他主政陕西多年，走遍了陕西的一百多个县区市和许多村镇。我很感动，曾作两首诗赠他。

诗云：

（—）

长安古道遇明贤，荏苒录诗述志丹。

主政三秦开广宇，激活南北走千山。

旧城修旧留原貌，新市全新保古颜。

渭水春风人正健，都门往事记犹鲜。

（二）

建功立业人，文辞写率真。

繁华开满卷，五色照三春。

勃兴同志诗词《荏苒录》第三集专咏百花，图文并茂，颇为精美。诗词作品更加严谨、老练纯熟。在百花园中，他辛苦耕耘的执着精神可见一斑。

勃兴同志是河北省人，书香门第，青少年时期就在北平名牌学校读书，品学兼优。他如果留在当地继续读知名大学，定会成为教授学者。但是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他毅然投笔从戎，进军西北，把一生都奉献给三秦人民；从部队转业后他从事党政工作，从基层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建树了功绩，深孚民望。中央安排他任省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全国政协常委等要职。他忠诚党的事业，热爱三秦人民，把相对落后一时的一个省，搞得热火朝天，百业俱兴，蒸蒸日上，成了快速发展的省份之一。这虽然是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艰苦奋斗的结果，但张公作为第一把手，居功甚伟，不可磨灭。当我在西安、榆林及其他市县与一些人士接触时，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他是位好领导、好朋友，是一位精通政治、经济的专家型官员，也是一位有才华的诗人。有几次我在公园、街头散步时，总是有意搜寻人们对老书记的评价，回答几乎是一致的：“唉呀!那是一位清官啊!”后来我曾写了一首《浣溪沙》小词寄给他。

词云：

渭水滔滔逝海陬，

灞桥风物眼中收。

绿阳伴我尽情游。

纵目三秦惊巨变，

细闻里巷口碑留。

明公应是最风流。

勃兴同志律己严格，待人宽厚，谦虚谨慎，好学不倦。凡是要求别人做到的事情他首先带头做到做好。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却能以普通一兵身份同大家一起参与诗社活动；办社当中，筚路蓝缕，经费无着，没有办公地点，他就千方百计地帮助解决。围绕在他的身边，涌现出一大批有才有识之士，在陕西大兴诗风，并如火如茶地展开，诗词、曲赋创作之盛、作品之多，在全国都是数得着的。

勃兴同志雅爱诗词，基础很好，但他绝不满足，竟然能够用学生时代的名字参加中华诗词培训中心函授班学习，这也是我同勃兴同志结交的机缘。我于2004年去西安讲学，临别时无以为赠，随手把我的《诗词曲赋手册》中尚未正式出版的“散曲部分”复印手稿送给他。他说真是如获至宝，就读起来，作起来。后来，他打电话征求我的意见，准备印发给陕西诗友共同学习，我当即欣然答应。不长时间，他先后寄来自己的散曲作品30首让我审阅。我展读之余，颇为惊叹，作品作得很有曲味，已进入了佳境，活泼生动，才华横溢。内容大部分都是有关三秦巨变的描述。我在陕西多日盘桓时，他总是如数家珍一样，介绍他所到过的地方，我领会他的感情，也激发了我的热情，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学习。没有这种感受，我真不能动笔修改点评他的作品。他夸我改得好、评得中肯，殊不知这是“教学相长”啊!古人云：“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我同他的关系不是什么“教”与“学”的关系，而是共同研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谓也。随后我写了一首七律赠他。

诗云：

秋鸿寄曲忆长安，彳亍三秦觉梦欢。

古老文明存永久，新兴科技探真颜。

艰难创业身心健，雅韵推集成巨篇。

泾渭分明凭慧眼，胸怀正气赏斑斓。

以上的诗，我是把它当作为勃兴同志多首散曲的总评写出来的。可以看出我的心情也是激动不已的。

我写此诗的目的，是想阐明从对他诗集产生的背景而认识到它产生的价值。在我们的诗词创作阵地上，他是一位带头人，是举旗者、擂鼓者，因而是有分量的、可以启聩振聋的。关于他作品中的许许多多观点和主张，我都是很赞成的，因为他都谈到点子上了，都是从实际出发，有的放矢，切中时弊的；都不是一般的等闲之文，漫漫泛泛的空谈，而是提纲挈领，抓住关键，起着引领风骚的作用。比如他对当今诗坛上出现的如何继承和创新的问题，多次反复谈论，体现了他的真知灼见。继承古典要批判地继承，应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推陈出新”，是“旧瓶子装新酒”，而且装的必须是新酒。我所说的新酒是指内容新，是在新时期的新人、新事、新思想、新的生活情趣，即便是描山绘水，那也不是残山剩水；风花雪月不但可以写，而且还可常写，但绝不能像林黛玉那样看到几片落花就去哭鼻子抹眼泪；人说爱情是永恒的主题，对，但总不能一动笔就像思夫念妇、怨女旷夫那样在个人生活的小圈子里转来转去、没完没了地“永恒”吧。但是对“旧瓶子”凡是定型的、规范的、达到完美形式的，就不能随便打碎。如格律诗、词、曲之所以美，就是它们的形式太美了，你也对它们“创新”“打碎”，那还谈什么美呢？有人说，不易学。是的，一件事做成功是不容易的。但是，难道只是因为不易学就去抛弃它们吗？ 勃兴同志对此头脑很清醒，他反复申明：必须坚持原则，慎重对待!我十分赞成他的观点。当代美学家李泽厚所著《美的历程》中有这样一段话：

盛唐之音有两种：“拿诗来说，李白与杜甫都称盛唐，但两种美完全不同。拿书（法）来说，张旭和颜真卿都称盛唐，但也是两种不同的美。从时间说，杜甫、颜真卿的艺术成熟期和著名代表作品都在安史之乱后；从风貌说，他们也不同前人，另开新路。这两种‘盛唐’在美学上具有大不相同的意义和价值。如果说，以李白、张旭为代表的‘盛唐’，是对旧的社会规范和美学标准的冲决和突破，其艺术特征是内容溢出形式，不受形式的任何束缚拘限，是一种还没有确定形式、无可仿效的天才抒发。那么，杜甫、颜真卿等人为代表的‘盛唐’，则恰恰是对新的艺术规范、美学标准的确定和建立，其特征是讲求形式，要求形式与内容的严格结合与统一，以树立可供学习和仿效的格式和范本。如果说，前者是……‘破旧’‘冲决形式’，那么，后者突出的则是他们的‘立新建立形式’。‘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杜诗、颜字，加上韩愈的文章，却不止引领了数百年的风骚，它们几乎为千年的后期……奠定了标准，树立了楷模，形成了正统。他们对后代社会和艺术的密切影响，比前者（李白、张旭）远为巨大。杜诗、颜字、韩文是影响广泛深远至今犹然的艺术规范。”（见李泽厚《美的历程》）

李泽厚的见解是多么的深邃，观点是多么的正确，语言是多么的明白，对于我们今天谈论诗词应该怎样继承与创新，非常有启发作用。李泽厚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还引用了苏东坡的观点。

苏轼说：“故诗至于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见《东坡题跋》）

苏轼认为杜诗、颜字、韩文是“集大成者”。

我们很爱古人（贤达），但更不薄今人。我们坚持“完美形式”、“美学规范”，是为了创造新的美、更符合时代的美，故应理直气壮。越过一座高山，才可以见到更多雄峻的高山。诗路是宽广的，题材是多样的。我们的先人既然为我们建立了一种完美的规范，怎么能随意把它“创”毁呢？智者当然是不会那样去做的。

勃兴同志在文章中举了一位湖南的中学教师起初教学生写律诗，不很理想，转而去写古风，大有进步，进而又步入格律规范之中，实验非常成功。这对我们很有启发，要想达到精美、完美，是需要时间的，那要几代人的努力，“欲速则不达”，特别是青少年的培养是要讲究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循循善诱，以老带新，一代传一代，“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坚信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一定会创作出更多更辉煌的诗篇。

最后，我写一支散曲小令《正宫·塞鸿秋》，赠给勃兴同志及陕西诸友，作为序的结尾。

（雄赳赳）你们都是擎天柱，（一心心）诗词曲赋开新路。三秦佳作花千树，秋风渭水钟灵铸。（声琅琅）正扬眉吐气，（笑呵呵）漫谈读书趣。（思悠悠）凌云健笔千山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