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美学个性

吴淮生

1933年，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青光书局出版了他们的书信集——《两地书》。我现在正读的一本书是张铎著，它有一个相似的名字——《三地书》（阳光出版社2014年）。显然，后者是由前者引发的联想而取的；但不是仿造，而是创造。第一，《三地书》不是二人的合集，而是一人的作品集。第二，它不是书信集，而是诗集。“书”之为词，固具多义：儒家经典称之为“书”，如《尚书》、“四书”；古代史籍也是“书”，《汉书》《后汉书》《唐书》《新唐书》是也；名词“书法”，动词“书写”都是“书”。现在，张铎延伸“书”义，又以“书”名“诗”，新颖恰切，颇有创意。

这种由联想引出的书名，我国文学史上不乏先例，班固《两都》、张衡《二京》、左思《三都》前后辉映，都是赋的名篇；后者且博得“洛下纸贵”之美誉。再举一个近一点的例证：1920年，创造社酝酿时期，郭沫若、田汉、宗白华出版了三人的书信集《三叶集》；61年后即1981年，九位著名诗人出版了一本诗歌合集，题名《九叶集》。

《三地书》共分三辑，录诗150多首。通览以后，深深感受于从作品中显现出来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艺术个性。兹择其数端，试解读诠释之——诗贵精短。《三地书》里的诗全是短章，长诗不过二三十行，短的一首只有两行或三行。请看下面的这首三行的《贺兰雪》：“冷对人间／大伙儿都说／白上了天堂。”

全诗只有十四个字。第一句四字，藏了一个“雪”字；第三句五字，将海拔三千五百米的贺兰山峰巅上的雪景雕塑般地凸现出来了，真是琼楼玉阁，五城十二楼呀。三行精彩的短句，融会成一首精彩的山峰雪景诗。

诗人写短诗，很合笔者的拙见。窃以为小说叙事，可制长篇；诗歌主情，重宣泄，讲巧思，一般以精短为宜。古今中外，固然不乏优秀的长诗，但好的短诗则如满天星斗，难以数计。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的代表作之一《在一个地铁车站》，初稿三十行，后改为十五行，最后面世的定稿只有两行。我国唐朝诗人王之涣的《登鹳雀楼》为公认的经典作品，是短小的五绝。现代诗人卞之琳的名篇《断章》，全诗共四行，驰誉海内外。其他如徐志摩、臧克家、戴望舒、艾青也都有许多短诗名作。

我们再来看张铎的另一首九行短诗《黄河》：“艳阳下／汉延渠是银川／唐徕渠是银川／爱伊河也是也是一条／闪闪发光的银色河流／唯有母亲河——黄河／不是银川／她和稻穗一个颜色／是一条黄灿灿的金川。”实际上，本诗正面写黄河的，只有两行。前面写银川，将它与黄河紧密联系在一起，“银川”相对于“金川”（黄河），用的是映衬法；说“唯有母亲河——黄河／不是银川”是反跌法。最后两句“她和稻穗一个颜色／是一条黄灿灿的金川”，画龙点睛，用了我国诗歌传统的“卒彰显其志”的表现方法。以鲜明独特的意象状写出了黄河对塞上江南自然、人文态势构成的重大的决定性作用。笔者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独特地写黄河的，诗是短诗精品，“金川”的意象是诗人张铎的一个创造。

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相融合。张铎在《跋》中对本书的题名做了阐释，所谓“三地”，是指三条河流和三座高山：清水河、泾河、黄河，须弥山、六盘山、贺兰山。一河一山为一地。它们构成了诗人人生旅程的背景和成长的生活环境。他生长于宁南山区，后因工作调动到了川区，都是宁夏，张铎是地道的宁夏人。美国女诗人狄金森毕生没有离开过她的居住之地，却写出了传世之作。宁夏地方虽然也不大，但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各自内部的反差却极为悬殊而鲜明：干旱贫瘠和流水丰盈紧密相邻，山民的原生态和黄河金岸文明比肩并立，这就为诗人提供了丰厚的创作土壤。张铎自身还有两个条件，因职务所系，走遍神州大地，因个性爱好，手不释卷，这两者大大开阔了眼界，提高了思想境界。反过来更高瞻远瞩地系之于诗，散发出对故土的热爱之情，用一本《三地书》“以示感恩”。

本书的第一辑“乡情辑”，以39首诗集中地倾注了作者深厚而浓烈的故山之情。在诗人笔下，山乡是“土天土地／培育了我一个土人”，是《西山上的云》，是“像一群粗犷的男子汉”的《塞上榆》……用具体意象展现了黄土高原自然地理的典型景观。张铎心目中，“大山的声音”“黄土的声音”的“六盘山花儿”是“生活多姿多彩的歌吟／是生命原汁原味的呐喊”，这些抒写则又是大山深处人文地理的诗化。在《三地书》里，二者就这样融合到了一起，关于小村的四首更是如此。而《啊，我的父老乡亲》《山里人》《山民》《父亲的眼光》等诸章，则是乡情和亲情水乳交融的糅合，也是人文地理的一种显现。

诗人的故山之情，不仅灌注于第一辑中，而是贯穿整部诗集。“青春季”一辑（第二辑）录有四十多首诗，主调是诉诸青春的情感，但也紧系着作者的大山情结。有些诗章，如《故乡的田野》《山村少女》，一看标题便知，无须再加诠释。连那个被人“众星捧月”的漂亮月月，也生长自“大山腹地”的小镇。

那么，第三辑“山水记”呢，那是放大了的乡情，七十多首诗中，绝大部分篇章全方位地描绘了宁夏山水、地域、历史、现实之面貌，仅以银川为标题或题材的就有十几首之多。这些篇什将黄土高原、塞上江南的自然景观、人文态势和诗人的深情融合至恰到好处。

诗歌话语的复归。诗歌是话语（语言）的艺术，它源自生活中的人们的口头话语，将之艺术化为“雅言”，再进一步发展，必然在更高层次上复归于民间的口头话语，使艺术语言为大众所接受。唐宣宗悼白居易的诗有句云：“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争唱琵琶歌。”写出了白诗拥有众多读者的状况。宋朝俗传有井水处，就有唱柳永词的，可见柳词以其语言明白而流传面之广。现代诗人提炼口语入诗的也不乏其人，甚至当代的先锋派诗人也在提倡口语诗化。张铎的诗明白晓畅，用的都是宁夏人乃至宁南山区人的话语。通读《三地书》，没有一句普通百姓听不懂的话；然而仔细阅读后，便发觉并不是“假语村言”，而是经过诗人精心提炼了的诗歌话语。随手举一个例证：“车在流动／人在流动／黄河在流动／白云在流动／银川——／也在运动／跑步前进。”（《银川晨景》）都属平平常常的话，并无“妙语”，而句句是妙语，用排比的句式，卒彰显其志的方法，画出了飞跃发展中的银川朝气蓬勃的晨景。这就是诗歌话语的复归。

张铎表达他的乡土之恋，没有大唱大吟，敞抒胸臆，而是以普通的诗歌话语平实而流利地一一道来，创作主体尽可能退出诗行，让审美客体凝成意象演示诗情画意。前文的举例都是如此，书中所有的作品也大多如此，例子不胜枚举。这就是《三地书》不同于他人乡土诗的美学个性。是张铎诗歌艺术的“这一个”。

传统和现代并举。就艺术层面而言，前面已提及诗人采用了映衬、反跌、卒彰显其志、排比等多种我国诗文的传统表现方法，现在再看现代主义手法在本书中也有迹可寻。试看《山城春色》，这首诗只有两行：“小姑娘的脸色／有点苍白。”如果将标题盖住，你能知道是写山城春色吗？恐怕不能。此诗用的是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方法。将山城比作小姑娘，显示了诗人偏爱山城的感情倾向。从传统的角度来说，将城比作人，是拟人；按现代的视角观察，用人状写城，则是隐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妙笔。山城地处高寒偏僻之区，春天来得晚，姹紫嫣红也较逊色。既然将城拟人，以人喻城，那么“脸色／有点苍白”就很贴切了。前已说过，庞德的《在一个地铁车站》也只有两行：“黑暗中幽灵一个一个地涌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白色花瓣。”此诗重在营造意象，也有隐喻。盖住标题，不知所云，与标题相合，遂成佳作。《山城春色》与之可谓异曲而同工。

《贺兰雪》用的是现代派的另一种表现方法，主要是暗示。“冷对人间”暗示“雪”；“白上了天堂”暗示山顶积雪，“天堂”则隐喻峰巅之高。

传统和现代并举，酿造出《三地书》优美的诗的情境。《三地书》里可圈可点之作俯拾皆是，笔者的感言只解析了其中不多的几首，例证总归只能是少数，而我的解读所述的几点，在张铎的这本诗集里却是普泛的，只是笔者说的不全，也未必准确罢了。

诗人在本书的《跋》里说，诗集还收了部分散文诗。翻读时发现，作者在编集时，似乎将散文诗也分行排列了。我很赞同诗人的说法，散文诗和诗“本质是相同的”，因此也就不单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