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舞蹈创作的内涵表达与语言建构

姜郑嘉梓

2016年6月23日，由宁夏文联和宁夏舞蹈家协会组织召开的中国·宁夏“第四届回族舞蹈展演”创作座谈会在银川举行。中国舞蹈家协会名誉主席白淑湘，中国舞蹈家协会分党组书记罗斌，中央民族歌舞团团长丁伟，北京舞蹈学院编导系主任兼现代舞研究室主任张守和，著名舞蹈演员、国家一级编导余大鸣，广东歌舞剧院原院长、国家一级编导文祯亚，北京舞蹈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舞蹈考级中心支部书记兼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满运喜，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学会专家委员会委员马文静，宁夏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庞玉瑛等，组成专家团队，同本届回族舞蹈创作展演参演作品的编导及领队共同探讨关于回族舞蹈文化、回族舞蹈创作及回族舞蹈发展的问题。本文以座谈会专家及作品推送委员的交流内容为基础，从命名变更的意义及舞蹈创作的表达、回族舞蹈创作的语言本体、在创作过程中编导主体的作用和能力，以及展望回族舞蹈创作发展的未来愿景四个方面入手，就此次回族舞蹈展演及创作座谈会的交流精髓予以阐释。

一、从“大赛”到“展演”的转变

随着国家文艺政策的直接导向和影响，各界文艺工作者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的号召，正是对文艺的存在和发展有了更加明确的定位和要求，因此才会在发展变化中进行符合现实需求的改革。此次“舞蹈大赛”也正是在这样的文艺政策改革引导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将第四届全国回族舞蹈大赛更名为“第四届全国回族舞蹈展演”，虽然是名称上从“比赛”到“展演”的变化，却体现出从政策导向层、学术研究层、创作教学实践层，多方面的对于中国舞蹈艺术创作发展的新的认知和定位，对于舞台创作舞蹈未来的发展，应当是一个全新的价值体系和根本性的转变和影响。

（一）更名定位在奖项设置及专家评审职能的改变。在确立了“展演”这一平台后，本次展演推送的各个新创作的回族舞蹈作品，将被授予“马兰花”奖、“沙枣花”奖、优秀作品奖的荣誉称号，以表示对作品艺术水准的认定及未来发展的肯定和支持。历届舞蹈赛事中的评委职能，在展演中，也做了相应的改革，成为“推委”，即“舞蹈作品的推送委员”，因此，作为推委主席的罗斌研究员及来自教学、编创、理论研究等各个层面的专家共同组成了第四届全国回族舞蹈展演的推委组，对最终进入展演环节的32个作品进行了全面点评。

（二）更名定位的作用及重要意义。将“比赛”更名为“展演”，虽然是名称上的变化，但从本质上，却是具有巨大意义的，这意味着舞蹈界的发展从观念到方式将全面形成一种变革。罗斌书记坦言：“转变是非常有必要的，并且是适应形势，符合艺术发展规律的，虽然刚开始肯定会有一些困难，但是必须进行这样的转变。”罗斌书记在座谈会上首先肯定了此次展演的成功举办，肯定了展演的社会影响力：“此次展演参展节目较之以往，数量上持续增长，我们都知道回族舞蹈的创作难度很大，因为本身语言体系的匮乏，通常是在积累素材的同时进行创作，而有时可参照的动作有限，又可能呈现‘模式化倾向’，我们顺应国家文艺政策的导向，将‘比赛’更名为‘展演’，就是希望淡化竞技，强化表现。艺术的存在与发展不以竞技为目标的、界定的变化，尊重艺术的发展规律，也要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尊重艺术，尊重民族文化，重视艺术品质，强调艺术创作规律的重要意义！”罗斌书记开门见山的交流，深刻地指出艺术的本质和艺术的真正价值，在当下这个迅速发展的时代，“快节奏”文化带来了太多发展弊端，既然要发展回族舞蹈，必须沉静下来认真审视“回族舞蹈的文化属性”。

（三）更名定位对于舞蹈艺术本质的再认识。“艺术家是要用作品说话的，而并非奖项”，因此此次展演的更名是符合艺术属性的创作活动，是以艺术标准至上的。在审美取向上，强调正能量精神的创作。明确“回族舞蹈文化”的概念，提升“回族舞蹈文化”的地位，着重关注回族舞蹈文化属性的挖掘，这些都可以从动作、语言、形象等方面来探究回族属性的表达。所以各位推送委员及专家一再强调参加展演的作品，必须“文对题”。对于每一个舞蹈创作者而言，无论是经验丰富的编导，还是初次尝试的新手，都应深深思考艺术创作的真正目的，而作为编导本身的终极追求是什么？作品如何体现“独立品格”，要求创作实践必须经过锻炼而得到提升，即“在多样性中生成对某一具体样式的深度认识”的能力。所以说，虽然展演更名，从表面看，淡化了技艺竞技的角逐，看似弱化了评判；但是事实上，却是对艺术创作提出了更高要求，这需要每一位真正愿意进行创作的编导，沉静下来，用更多时间去努力思考的。

二、民族舞蹈艺术创作中的语言属性和风格定位

（一）民族舞蹈艺术创作语言属性的重要性。本次展演属于民族舞蹈展演，在创作的风格属性以及创作的内容上有一定的标准和要求。无论是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无论是表现型，还是再现型……参加本次展演的舞蹈舞台作品创作，必须是回族舞蹈。对于民族民间舞蹈而言，最为重要的核心关键即是语言属性的风格性、符号性。秉持民族舞蹈语言属性是对民族文化的尊重与传承，秉持民族舞蹈语言属性是对民族艺术发展应坚持的基本的原则。因为，民族舞蹈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色的艺术形式和文化形态深深地透露着民族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民族心态以及生命状态，而对于舞蹈本体而言，这种强烈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又突出体现在具有直接深刻表达的符号性身体语言上，因此，对于民族舞蹈的创作，无论表现的是什么题材，表现着什么情感，表达了怎样的思想以及精神、审美追求，核心关键就是风格性、符号化语言的建立和创作。

（二）民族舞蹈艺术创作的风格性语言定位。长久以来，由于“回族”这一民族在某些方面的独特性，很多专家学者在研究过程中，都比较倾向于“回族没有音乐、舞蹈”或者说“回族音乐、舞蹈元素匮乏，并不提倡音乐、舞蹈”等观点，但是事实上也许并非如此极端。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宁夏地区的舞蹈文艺工作者们，已经通过不懈的努力，创造出一系列具有回族风格韵味的体态动律，并初步形成专业的、有步骤、有体系的回族舞蹈训练教材，虽然是创造，但却是从生活中而来的身体体悟，经过舞蹈工作者们的努力希望能得到实际生活的更多验证和接纳。所以说，目前回族舞蹈的创作，并非完全没有参照，编创应当先有所学习，以已经形成的回族舞蹈风格身体语言为基准，有凭有据地进行合理创作，有节有度地进行适当创新，就是为了保证回族舞蹈的风格性语言，并保障一种文化在传播、传承过程中的纯正性。

（三）关于民族舞蹈语言的属性及定位问题的专家解读。就这一问题，在此次展演编创座谈会上，作品的推送委员一致认同，并强调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必须给予严谨而认真的重视。丁伟老师坦言：“要深入生活，没有生活就不知道回族怎么跳舞，静静地品尝民族文化，能够做出一个真正安静的舞蹈的确很难，考验的是编导对这个文化的深度理解。此次展演的多数作品，很华丽，但是却感觉太浮躁，少数民族文化需要传承和发展，但是应当记住首先‘传承’，尤其是作为混居状态的回族，民族自身的东西要确定，民族的个性、特点、属性。我们应当尊重本民族的审美观，尊重这个民族内心的纯净！”就这一问题，文桢亚老师认为：“地域间民族的差异性，是这个民族能够保持自我风格、个性，更是民族间具有相互吸引力的关键，那么如何正确和清楚地认识‘个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不难理解，作为以身体语言为核心表达载体的舞蹈艺术，在表情达意的过程中，必须有效借助于具有民族个性和民族独特表达的身体语言，这些动作语言直接来源于这个民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劳动方式、行为习惯、精神追求以及审美喜好等，因此，也就是独属于这个民族的。满运喜老师就这个问题强调说：“回族舞蹈的动律、音律、节奏、质感是什么？我们所创作和研究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具有‘不可替代性’，任何舞台上运用的手段都是辅助的，核心关键还是舞蹈本体语言的表达，是舞蹈本体语言的‘不可替代性’。”

三、舞蹈创作中编导的观念意识及综合能力

第四届全国回族舞蹈展演编创座谈会的立足点，从宏观的舞蹈艺术创作点位、目标，民族舞蹈艺术创作的标准，谈到微观具体的创作手法问题，具有深厚舞蹈创作实践经验的编导，给予了很多中肯且实际的点评和建议。众所周知，一个舞蹈作品的编创过程，主要经过选材、立意、结构、编舞四个阶段，而前三个部分作为编创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决定了一个作品高度和价值的关键，“我们经过大量的艺术实践和学术研究，对上述观念做出本质修订，即把精神创作阶段中的选材、立意和结构提升到70%，而舞蹈语言的编创能力相对降低到30%。这是一个重大的观念上的改变”。（肖苏华：《当代编舞理论与技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38页）但是具体到结构手段、编舞方式的层面，则是能够决定这个作品的高度和价值能够有效呈现的问题，进一步讲，舞蹈艺术创作对作为创作主体的人——编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作为编创主体的编导阅历及人文素养的沉淀。就这一问题，张守和老师在肯定这次回族舞蹈展演为回族舞蹈创作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的前提下坦言：“展演作品在创演上都显得急躁，艺术创作的重要阶段是创作的文献积累，选材构思的初始阶段，技术的进入其实是很快的，但是创作首先需要一个年月时间的沉淀和积累。因为创作是个人的表达，是编导生活阅历的展示，所以对编导提出更高的要求，一定要静下心来，寻找自我的生活，有了创作的冲动，再慢慢排。”所以说，作为创作主体的编导，其生活阅历的丰富程度，对生活、人性，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广度深度，编导自身人文情怀和人文素养的沉淀程度，都决定着一个舞蹈作品的创作基础是否深厚，其立意是否高远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甚至社会价值。

（二）作为编创主体的编导运用舞蹈逻辑进行叙事、进行结构的能力。文桢亚老师在交流中指出：“一位年轻的编导，有想表达的东西，最终能够实现，一定需要学习技法，在练习的过程中需要大量地运用技法，而最终的目的并不是熟练运用技法，最终极的境界在于无技法！”从学习技法到大量运用技法到无技法，这看似前后矛盾的发展顺序，实则包含了深刻的哲学逻辑和观点。文桢亚老师还提到：“我们通常用五个标准来衡量作品：①形象；②抽象；③逻辑；④美学；⑤理性。而这每一个标准中又从不同的层面透露出编导的思维方式。”因此，编导能力的第二个层面就从准确形象的捕捉，到艺术抽象的提炼，到逻辑思维的结构，再到美学标准的规范，最后到理性表达的思考……这一整体环节均是编导技法在实际运用中的体现。

（三）作为编创主体的编导把握舞蹈艺术创作的综合能力。张守和老师首先提出：“编导在创作中，需要对灯光、舞美、音乐、服装等方面进行综合的考量”，在具体的舞蹈艺术作品创作中，编导已经不仅仅是舞蹈的编创者，更是灯光师、舞美设计师、相当程度的作曲以及服装设计，任何一个元素都决定着作品的细节，而作品的各个细节几乎可以决定作品的水准。就这一问题，余大鸣老师坦言：“编导需要用独特的语言为作品的形象服务，形象要鲜明生动，就要求舞蹈动作的准确性，这直接来源于舞蹈动机的提炼和发展。而当我们用身体语言去表现时，所有的调度、画面、造型串联在一起，完成一个完整的作品创作。”另外，就展演作品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余大鸣老师也给予了中肯的评价:“舞蹈作品，应当有音乐形象的准确性”，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有些舞蹈作品几乎是舞蹈、音乐两张皮，音乐元素随便拿来用，不知道编导的初衷是什么，总之给观众、听众的感觉是，只要是“诵经”就可以随便剪接进作品音乐，就能凸显回族风格或者说穆斯林风格了，其实这个问题是需要严谨对待的，对于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传播，贵在尊重的基础上，而如果不了解“文化的禁忌”，以一种随便或是滥用的方式，对其本体而言是不尊重的行为。余大鸣老师还就服装的问题提出意见：“一些作品的服装太晚会化了，服装没有起到突出表现舞蹈所塑造的形象，都是粉饰的，多元素可以融合，但是本体不能被同化，一定要守住‘这一个’。”什么是“这一个”？就是唯一，是由文化修养、音乐修养沉淀影响下，对历史、文化、民族甚至政治关系理解后的，舞蹈语言的形象符号，不仅仅体现在动作上，更体现在音乐、服装等一切舞台表现中。

同时，作为前三届回族舞蹈大赛的参赛编导以及评委，和本届舞蹈展演推送委员的马文静老师，以其回族的本体身份，言简意赅地提出了自己对此次展演的中肯点评和希望：“虽然历史上回族有过禁歌禁舞的史实，但是我们可以创作我们自己的舞蹈，创作自己的舞蹈语言。目前所创作的回族舞蹈语汇基本够用，回族舞蹈作品的关键还是结构问题、个性问题，以及形式大于内容的问题。”看似简单的三个“问题”，即很有针对性地对编导的选材、立意、结构以及创作个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新时期回族舞蹈创作与发展的可持续性

第四届全国回族舞蹈展演，早已落下帷幕，“马兰花”“沙枣花”以及“优秀作品”，按照严格的要求和一定的评判标准予以归类，正如推送委员会的委员们一直认同的那样，展演的目的是为了给更多关注舞蹈创作、致力于舞蹈创作的编导提供实践平台，而更大程度上，是希望给青年编导提供机会，鼓励青年编导敢想、敢创，“不经过100个的‘烂’作品，哪来那第101个精品？”这也是座谈会上，推送委员给予青年编导最具包容的支持和鼓励。

其实，此次展演活动，让各位推送委员感到高兴的是，参加展演的作品多数是青年编导的作品，并且甚至有些编导均是第一次尝试编创、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舞蹈创作展演活动，尽管他们的表达尚显浅薄，他们的技法尚显幼稚，甚至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来整合和结构舞蹈的能力有限，但是青年编导们还是努力地迈出了回族舞蹈创作的第一步，借助于全国回族舞蹈展演这一平台，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平台的搭建既是“放低了参与舞蹈创作的门槛儿”，但却又是“提高了编导舞蹈创作能力的要求”，是主办方以及更多关注回族舞蹈发展的人，对回族舞蹈可持续发展这一美好愿景的具体实现，犹如一种“培青计划”，在秉持回族文化，回族风格性身体语言以及提炼出的符号化体语表达的标准上，突出创作的个性和强烈的观念表达，带动一批或者更多的青年编导参与其中，学习、传承和创新、发展回族舞蹈，“用艺术作品守护、传承好民族文化之根！用独特的民族舞蹈语言，准确的表情达意，这也是‘寻根’的一种方式。”

在舞台之外，更多的需要进一步促进每一个投身于回族舞蹈教学、创作、研究者的思考。满运喜老师说：“做活动最大的意义，在于放眼未来发展，其实‘艺术的终极’是一种理想化，我们一直在思考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以艺术创作为先导带动相关领域的系统发展，也是做活动的目的之一，发展是最重要的。学会汲取成功经验，其实舞蹈创作所展示的就是现代人的生存状态，说的再简单一些，艺术创作表现的就是‘七情六欲，悲欢离合’”。这一点深深地让我们感受到，正是这样的“七情六欲”所带来的人间“悲欢离合”，才让承载着生命、生活、人生的舞蹈艺术，焕发出勃勃生机和无尽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