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没有任何社会背景的单纯的恶势力或流氓团伙固然可恶可恨，但却并不十分令人可怕。因为有政府，有打击违法犯罪的人民警察，有战胜邪恶的强大的正义力量。有了这样的依靠和保护，人民自然会增强自身抗击邪恶的信心和能力。但如果一个恶势力，有一个政府（领导）助纣为虐；一个流氓团伙，与打击违法犯罪的专职人员相互勾结而警匪一家，沆瀣一气，那才是可怕的事情呢！
海南王英汉流氓集团“携带枪支及刀、斧等凶器横行澄迈县城乡，寻衅滋事，强拿硬要，巧取豪夺，残害百姓，枪杀无辜”，时间竟长达6年之久。这伙十恶不赦的流氓恶棍何以胆敢在光天化日之下为非作歹、肆意造孽？凭什么他们竟公然蔑视社会道德、践踏社会秩序？答案十分简单：有县镇“少数党员干部的庇护”。仅仅因为“少数党员干部”变节为邪恶的走狗，一地之社会便充斥着罪恶与阴霾。还是在海南。琼山市永兴镇以洪德严为首的持枪流氓犯罪团伙，“以解放前在当地为非作歹的国民党‘32军’自居，杀人、抢劫、爆炸、敲诈勒索，横行乡里达6年之久”。又一个作恶6年！面对这伙恶棍的目无国家、社会和法律，琼山市委的一道“死命令”才终于使这个犯罪集团被打掉（1995年12月11日《报刊文摘》）。洪德严之流又为何敢于公开地“疯狂摧残永兴镇的父老乡亲”呢？因为镇政府不但怕他们，甚至某些领导干部还利用这个“32军”昭著的臭名和恶极的“威望”来解决公务纠纷。这难道不是典型的官匪一家吗？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官本位”、“家天下”封建传统的国家，一级政府，一个统管地方的领导，往往拥有一方水土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它可以凌驾于道德、法律制度和民主之上。因此，倘一级政府的官员助纣为虐，或与一个邪恶势力互相勾结互相利用，那里的土地上还有什么正义可言。诚如永兴镇群众所言：“镇政府都怕‘32军’，我们老百姓还说什么！”
不仅老百姓无话可说，有一定社会地位和一定的权力的人也无能为力。广东雷州市政协委员刘秋海去年3月12日在广西北海市救助了一名因车祸受伤的女青年，反被受伤者及其亲属恶诬为“肇事逃逸”并遭殴打和勒索。这事原不奇怪，因为那伤者的哥哥陈锡明本人就是一个“劣迹斑斑的恶势力分子”。可奇怪的是，北海市交警徇私枉法出具非法的责任书和认定；北海市公安局、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却任由那错误被错误地“认定”；北海市银海区法院受理恶人陈锡明的告状时，竟听任被告弄虚作假，蔑视法律，咆哮公堂，甚至以“诉讼保全”为由将查封刘秋海的车交原告“自行保管”。陈锡明，一个恶势力分子，“何德何能，竟引来如此多‘好汉’置法律于不顾而为其‘竞折腰’？！”（1995年12月8日《南方周末》）因事实尚未真相大白，这问题目前依然是个谜。但有一点是再清楚不过了：“法”，一旦与邪恶勾结在一起，其对于社会的危害是难以估量的。王英汉也罢，洪德严也罢，终于是在更大的权力的干预下被连窝端掉了，包括那庇护了他们的权力。而刘秋海事件虽一再经大众传播媒介向社会披露，广东、广西有关方面的权力也多方干预，却仍然不能使正义之剑呈现它应有的光芒。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的有关领导预测，此案在北海得以公正解决的难度很大，他甚至把法律最终战胜邪恶的希望寄托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很有可能的。曾经有过多少个原本很小很不重要的案件，只因为权力、“法律”与邪恶的相互勾结，最终不就是经由“最高”方面出面解决的吗？——幸亏我们还有强大的“最高”。
199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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