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一派还有商鞅

毛泽东视商鞅为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1968年10月31日，在扩大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说：

在范老的书上，对于法家是给了地位的。就是申不害、韩非这一派，还有商鞅、李斯、荀卿传下来的。（（陈晋：《毛泽东之魂（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92—293页）

“范老的书”指范文澜先生的史著《中国通史简编》，是范老早在延安时期就动笔的著名史学著作。书中对法家作专门介绍评论，给予了地位。毛泽东论述法家学派，把商鞅纳入其中，可见对其十分看重。

商鞅不仅是法家，而且是早期法家。他不仅在秦国实行变法，使秦国富国强兵，而且著有《商君书》，系统地提出一整套法家政策和思想理论。他是法家学派的实践家，也是法家学派的理论家

商鞅入秦之时，名公孙鞅，或卫鞅。秦孝公既下了信用公孙鞅的决心，就用他为左庶长（“左庶长”掌握军政大权，和列国的卿差不多），开始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公孙鞅于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后两次组织秦国变法，前后持续18年，成绩斐然，秦国富国强兵，由原来弱小不堪的边鄙侯国，一跃而成为可以与关东列强争雄的大国。公孙鞅本人也由左庶长升任大良造，封地于商，因此名商鞅、商君。

公孙鞅两次变法的主要内容，可以综合梳理如下：

废除分封制，建立分县制。商鞅提出的新法在政治上是建立分县制。秦国在孝公以前，也曾设县，但未形成规模，更未形成制度。商鞅新法规定：合并原来的乡、邑、聚（村落），统一规划为县（有的论著说商鞅推行郡县制，此议不确。商鞅变法时，秦国地域狭小，只是设县，没有设郡。所以商鞅运作的是分县制，而不是郡县制。秦国设郡，是秦惠王以后的事。但是，商鞅为郡县制的建立铺平了道路也是事实）。《史记·六国年表》说秦国设立三十县，《史记·商君列传》说设立三十一县，《史记·秦本记》说设立四十一县。也许是不同的时间段，设立的县数不同。县设县令、县丞和县尉：县令是一县之长，县丞掌管文书、库房、狱讼等民政，县尉负责巡捕和军事。他们由国君直接任免。《商君书·垦令》篇说：“百县之治一形，则从；迂者不饰，代者不敢更其制，过而废者不能匿其举。”意思是说：县制都是一个样子，必须人人遵守；奸邪的官员不敢玩新花样，接替的官员不敢变更制度，说县制过错而企图废止的人无法隐匿被举报。这样就形成了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以前封君松散联合体的政治格局不复存在。

废除井田制，“开阡陌封疆”“民得买卖”。春秋时，周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秦作为封国，处于西周的直接统治区，即所谓“王畿”，对土地实行“井田制”。卫鞅变法，在经济上是废除“井田制”。《史记·商君列传》载：卫鞅“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战国策·秦策三》说：商君“决裂阡陌，教民耕战”。《汉书·食货志》记：商君“改帝王之制，除井制，民得买卖”。“开阡陌封疆”就是把从前“井田制”纵横的大小疆界消除掉，鼓励开辟荒地，承认私有，土地可以买卖。即所谓“坏井田，开阡陌”（《汉书·食货志》）按照土地多寡征收赋税。这样一来，就以法律的形式废除了旧的土地制度，肯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合法性。

废除世卿世禄制，重新确定爵位和等级。西周的礼制，包括分封、等级和世袭三个方面。新法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史记·商君列传》）公侯宗室没有军功，不得列入宗室的属籍，不得享受宗室的等级和世袭特权。《商君书·赏刑》说：“利禄官爵搏（专）出于兵，无有并施也。”必须依据对国家功劳的大小，确定爵位、田宅、奴婢及车服器用等的占有，不许僭越逾制。有功的就显荣，没有功劳的虽然富有也不能尊荣。《商君书·赏刑》还说：“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一些旧贵族因此对新法这款很不满意，其中太子明知故犯，公孙鞅认为，新法之所以贯彻有困难，主要就是这些自恃位高势大以为别人不敢动的大贵族们不遵守。于是，公孙鞅决定依法处理太子。但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施刑，于是“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从此后，再也没谁敢不遵守新法了。公孙鞅从理论到实践破除了“刑不上大夫”的旧制，严重打击了旧贵族的势力，使其难于横行无忌。民间所谓“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的谣谚，就是对公孙鞅变法以后等级特权受到打击的概括。

编定户籍，实行“连坐”。所谓“连坐法”就是把居民按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的办法，编定户籍。如有犯法而不报告，十家连坐，处以腰斩；报告者与杀敌一样受奖，赐爵一级。隐藏罪犯，按投敌者处罚。商鞅认为轻罪重刑，可以迫使民众不敢犯罪。这叫“以刑去刑”（《商君书·画策》《韩非子·内储说上》）编定户籍，国家直接掌握全国的户口数，也便于相互监督，征收军赋。实行分县制和户籍制，使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

推行农战政策，奖励军功，发展农业。《史记·商君列传》载：“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新法规定，凡为国家立有军功的，按功劳大小授予爵位和田宅。私斗者按情节轻重，处以不同的刑罚。这样就增强了军事力量。商鞅采取各种办法诱导兵民重视农耕。如可以粮谷捐官爵。如《商君书·靳令》说：“民有余粮，使民以粟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商君书·去强》则说：“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还如提高粮谷价格。《商君书·外内》说：“欲农富其国者，境内之食必贵。”新法还规定，努力搞好生产，粮食和布帛生产得多，可以免除劳役和赋税；不务正业，游手好闲而贫穷了的，把全家变作官奴隶。

商鞅是处在上升时期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杰出政治家，他办事“公平无私，罚不讳强，赏不私亲近”，是很了不起的。秦国变法能够取得当时各国变法中所没有的成就，不能说与他的这种品格没有关系。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实行变法，前后达一二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据《史记·商君列传》讲，秦国的民众非常高兴，人民丰衣足食，个个“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出现了“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城乡大治的局面。变法使秦国发展了封建经济，增强了军事力量，巩固了封建统治的秩序，提高了综合国力，奠定了富国强兵的深厚基础，从一个边鄙小国，变成了“战国七雄”中最强盛的国家。秦国能够最后消灭六国割据势力，统一整个中国，是和公孙鞅的改革分不开的。

据《战国策·秦策一》讲，秦孝公在病重时，打算把君位让给商鞅，但商鞅不肯接受。孝公死后，太子即位。一些不甘心失败的旧贵族乘机报复，诬告他想谋反。商鞅打算逃往他国，结果在途中被抓了回去，被车裂而死。商鞅虽然被旧贵族杀害了，但商鞅的变法成果，却是在秦国生根发芽了，变法中提出的许多措施即使秦亡以后也未终止，成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相沿成习的制度和法律，对两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发展和巩固有积极意义。

《商君书》很精彩。从整体上说，它既是秦国早期变法的产物，又是变法实践的理论指导和舆论宣传。《商君书》反映了商鞅的基本思想，其法治理论可以概括为下列各点：

争力气。商鞅主张当今之世争之以力。他说：“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慎法》）以力，就是“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画策》）“民愚，则知可以王；世知，则力可以王。……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智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开塞》）争之以力很多情况下就是争以武力。战国时代是武力征伐的时代，“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开塞》），所以必须注重实力，建立一支能开疆扩土的强大军队，“兴兵而伐”，以达到“得天下”的目的。“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画策》）其实这是商鞅对时代特征的认知。

变礼法。《商君书》中认为社会趋势是发展变动的，政治措施应当适应时代的变化而变革。“世事变而行道异”，“不法古，不修（循）今”（《更法》《壹言》《画策》）。商鞅认为抱残守缺、法故循礼不知变通是错误的。商君曰：“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更法》“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开塞》）此商君之变法论，亦即其立法之原则也。其变法之所以成功者在此，其法治之要义亦在此。

立法度。商君曰：“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君臣》）何以治吏，何以使民？曰：“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修权》）“任法而国治矣。”（《慎法》）治国三要素，把立法度放在第一的位置。书中反复阐述了要实行法治的思想。“法令者……为治之本也”（《定分》），它可以保证国家的强大和权威，所以要明定法令，“刑无等级”，轻罪重判，使人人知法，不敢违犯。商鞅还根据李悝的《法经》，制定了秦国的法律。秦律的制定，是用法律的形式把他所实行的各种改革成果固定下来。不仅在当时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对以后中国封建法律的影响很大。

用赏刑。商君法治之大要，厚赏重罚而已。商君曰：“凡赏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约也。”（《修权》）商君又曰：“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惟明主爱权重信，而不以私害法。……故赏厚而信，刑重而必，不失疏远，不违亲近。”（《修权》）“所谓壹赏者，利禄官爵抟出于兵，无有异施也。……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圣人不宥过，不赦刑，故奸无起。”（《赏刑》）此乃商君执法之原则，亦即其所谓“信”也。要用重刑厚赏，促使人民勇敢作战。“赏则必多，威（指刑罚）则必严”，“赏使之忘死，威使之苦生，……何不陷之有哉！”（《外内》）“民力尽则爵随之，功立而赏随之，……则兵无敌矣。”（《错法》）通过刑赏要造成人民“乐战”的社会风气，父送子、兄送弟、妻送郎，踊跃参战，以至“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如果逃跑、败退，则严惩不贷，同伍连坐，家人连坐（《画策》）。至于“失法离令”者，则有连坐之重刑（参《赏刑》《画策》《境内》）。

重农战。商君主张重战和重农相结合。认为“农战”两项，是治国的纲领，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和君主的安危。农业生产不仅为战争提供物质基础，而且人民只有务农，才会安土重迁，从而为保卫国土而战。农战结合，才能国富兵强。商鞅曰，“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农战》）甚至认为，农战就是实现霸王之业的全部措施：“能行二者于境内，则霸王之道毕矣。”（《慎法》）“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入使民尽力，则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则胜敌。胜敌而草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算地》）商鞅重农战，也不光为上层统治者着想，也主张“市利”“边利”归于兵民：“为国者，边利尽归于兵，市利尽归于农。边利归于兵者强，市利归于农者富。”（《外内》）如此，则国富兵强可致也。商鞅厚赏重罚也在于鼓励农战，其言云：“欲农富其国者，境内之食必贵，而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故民之力尽在于地利矣。”（《外内》）“兴兵而伐，则武爵武任，必胜；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去强》）“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兵官之吏。”（《境内》）此商君之重农重战以求富国强兵之策略。

禁诗书。秦国禁毁诗书，一般都以为是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的。其实，早在秦孝公时商鞅就实行过。《韩非子》载：“商君教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和氏》）商鞅禁毁《诗》《书》在于反对儒家学派的思想，认为儒术有害于农战。商君说：“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虽有《诗》《书》，乡一束，家一员，犹无益于治也。”（《农战》）这是说儒家的书《诗经》和《书经》都有害于重农重战两个政策，不利于法治。《商君书》又说：“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十二者成群，此谓君之治不胜其臣，官之治不胜其民，此谓六虱胜其政也。十二者成朴必削。是故兴国不用十二者，故其国多力，而天下莫能犯也。”（《靳令》）。虱，小害虫。“六虱”，每虱包括两种，故商鞅称“十二者”。《去强》篇又有反对“礼、乐、诗、书、善、修、孝、弟、廉、辩”十项的言论。这是说，包括《诗》《书》在内的“六虱”，也就是儒书和儒术都是破坏农战政策，损伤国家富强，扰乱上下秩序，蚀毁社会治安的害虫，因而必须除掉。

强专制。《商君书》一条重要理论是加重君权，强化专制。故商君以“权”为治国三要素之一，且以为“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权制独断于君则威。”（《修权》）当然，商君亦非以天下为君主之私有，他说：“故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论贤举能而传焉，非疏父子亲戚人也，明于治乱之道也。故三王以义亲，五霸以法正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治天下。是故擅其名而有其功，天下乐其政，而莫之能伤也。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修权》）但是，在治国实践中，整个封建时代都是家天下，君主没谁做到“天下为公”，君主都是独制权柄。

商君之学术，强法治，重赏刑，讲农战，以富国强兵为目的。这就是其为变法服务的“刑名之学”和“强国之术”。商君乃有政治雄才和学术造诣的法家先驱。

商鞅行有宏业，言有深虑，毛泽东视商鞅为法家代表人物，言不虚也！

商鞅变法及商鞅的法家思想，虽然有历史的进步性，有积极的一面，但是也明显有其另一面。法家的严刑峻法，特别是商鞅开创的“焚诗书禁游说”这种高压政策，不仅极端压制了人民的政治思想，对我国古代的文化典籍也是一种摧残。这一点集中反映出封建统治阶级一登上历史舞台，就有其愚昧而残暴的特性。

司马迁既肯定商鞅的进步性，同时也分量很重地批判他的刻薄少恩：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史记·商君列传》）

解读商鞅，明确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