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段时间，1961年，合肥市曲艺团说相声的高笑林到天津办事，他是相声名家高桂清的儿子，虽说岁数比我大不了多少，可辈分比我大，我们论爷们儿。
他到家里来看我，问我：“伯祥，你不是去吉林市说唱团了吗？”我把经过和他说了一遍，他问我：“你有什么打算呢？”我说我不愿意在这儿待，市曲艺团我又进不去，这好像是个铁闸一般难以逾越。可我本心里还是想进国营团体。高笑林说：“小子，上我那去吧，我那是国营的，我们不是零打钱，我们卖票进剧场演出。”
这样我就去合肥了。先后待了将近十年。
往往有些事情你想避也避不开，它就是那个年代的真实经历。比方说“文革”那个特殊时期吧，在当时的情况下，文化艺术界、医学界还有教育界有名气、有水平的全都靠边站了，当时的口号叫“打倒三名三高”，社会经历了一场浩劫。相声演员也毫不例外地受到冲击，那一个阶段都叫我们“臭老九”。
我在合肥曲艺团干了十年，这当中还去过济南，后来合肥曲艺团下放到长丰县。那时经常要下乡演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还要求我们和农民兄弟做到“三同”，叫“同吃、同住、同劳动”。要和社员一块儿到地里干活儿，不许怕脏怕累，要到老乡家里入伙吃饭，要交三毛钱，半斤粮票。
有一次我们去合肥五里墩大队参加劳动，带队的是个共青团员叫朱文先，他也是说相声的，是高笑林的徒弟。
到中午该吃饭了，在去老乡家的路上，我想问问他到人家去吃饭，饭钱和粮票是单个给还是敛齐了一块儿给人家，我又怕旁边老乡听见不合适，就跟朱文先说“春典”(行话)“调侃”，我说：“拱嘴万儿(姓朱的朋友)，一会儿入侯老青窑儿(到老乡家)，蓝头子(钱，北方叫杵头，南方叫蓝头)和啃幅子(粮票)是溜着挡(单个给)啊还是嗨着挡(大伙一块给)啊？”
他说：“纂了，一会疃给你。”就是明白了，一会告诉你，因为他也得再问问领导。
没想到这番话让我们书记听见了，就很严肃地问朱文先：“你和李伯祥说的是什么黑话？必须交代清楚。”
回团以后，还开会批评我们，说朱文先身为共青团员，李伯祥身为多年的相声演员，在贫下中农面前说黑话，这是对无产阶级的公然挑衅，这是给文艺工作者抹黑。
我们赶紧接受批评，作检讨，狠挖思想根源，承认说“春典”是旧社会给我们留下的余毒，这种余毒在我们身上根深蒂固了，我们这么说话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更对不起贫下中农。我们向贫下中农道歉，以后坚决改正错误，做一名合格的文艺工作者，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一场风波才算过去。
接着就赶上“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了，相声一律都不许说了，全国都要唱样板戏。
我会打大锣，团里就让我打锣。我倒霉就倒霉在相声演员爱“砸挂”上了。有一天团里唱《红灯记》，演到李玉和说：“妈，有您这碗酒垫底，我什么酒都能对付。”我那时工资低呀，还要往家里寄钱，我就随口说：“你看他生活比我还富裕，他喝酒一喝一大碗，我打酒一次才打二两。”
这一下可惹大祸了，造反派给我打了个发表反动言论，给我贴大字报，让我做深刻检查，最后定为敌我矛盾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右派”帽子随时可以给我戴上。
这还是我平常人缘不错，没得罪什么人，不然有那官报私仇的会往死里打我。
祸从口出，说相声的因为话多倒霉的可不少。天津的王佩元、赵伟洲也挨整了，济南说相声的赵文起“四清”运动时发句牢骚，好家伙，没给他斗死。好多说相声的倒霉都倒在嘴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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