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或许的确是社会的进步和客观环境的变化，引起了人们思想的变化和观念的更新吧。如给女儿说亲，在旧社会，男方要是得罪了人，而被得罪的人，又要以破坏他的姻缘作为报复，那就只需一句话：“这家人啊，都十月(农历)了，还没穿上棉裤!”
如此，这桩婚姻是非告吹不可的，因为十月了，还不穿棉裤，足以证明其“穷”!
可现在呢?宁愿被冻得原地双脚跳，也是不会去穿棉裤，因为穿棉裤不潇洒，好像还有点戆头戆脑。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夸奖人，特别是夸奖青年，往往要加上“人很老实，挺能干，出力像头牛”。可现在这样说，无异于往人家的脸上抹黑了。为什么?就看这人的形象：穿着棉裤，像牛似的出苦力，又没有公关能力，还不是个地地道道的“土老帽”!这种人能干啥?还能有多大的出息!
类似的情况，还似乎渗透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我国是礼仪之邦，历来推崇忍让，讲究克己待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风格，我们也曾为此而陶醉。这又似乎是一剂万应良药，可以使一切蛮横之人被感化，自己也能得到崇高的精神享受一般。这种精神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了高潮，“我为人人”成为最为时髦的口号。然而，时至今日，人们发现这口号，根本无法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代合拍，也不可能从这类口号中，得到什么实惠的。于是，作为纠正的手段，就只有一切向“钱”看了。
但事实上是，部分人不管如何向钱看，钱怎么能看得来呢?他们也许会发现：靠老老实实地劳动，是不可能快速富起来的。作为对原思路的纠正，如“文革”时期的“独立大队”式的这公司、那实体，在全国乃至在人才荟萃的大学校园里蓬勃兴起。而一部分极想很快就富起来，而又没有条件富起来的人，作为一种心理平衡的手段，偷、抢、杀人越货，也就应运而生了。这是我们坚决反对，也是不可取的。
100多年前，法国的拿破仑三世就喜欢大宴宾客。在宴客时，所有客人一律银杯银碗，唯独他本人使用的是铝餐具。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当时铝的价格特别昂贵，这正是他高贵身份的标志，也是一种自我炫耀的方式。而现在呢，他肯定会颠倒过来。这就是拿氏的价值观吧!
我们的某些人，也很炫耀自己身价的癖好，从“富贵不还乡如衣绣夜行”的项羽，到公款吃喝的诸公，除满足其动物式的口体享受外，更为他们看重的恐怕就是炫耀一下身价而已。在这种意义上，我觉得他们不如农村里的一些老太太来得精明，她们说：“水饺不看样，来回捏三趟。”意思是说不求好看，只求不破皮、不漏水，可以享受饺子的原汁原味。她们倒真的是挺讲实惠的。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走着，一如永不歇息的轮子，今天的名著也许是名著，或也许有一天就不是名著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奢侈，他们明天回忆起来也许就是贫寒了，就像没完没了地诉说我们的童年和少年一样。真是的，就随他们去吧。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贫寒，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富有，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观念，只要他们到了我们这个年龄，除对一去不再复返的岁数叹息以外，不再对生活与生活的方式还存有一去不再复返的感叹，也就行了。
看来，要更新观念，还是首先把支配的观念更新一下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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