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 曼
诗人和诗评家王玉树，是我主编的《华夏诗报》的老朋友。长期以来，他对诗报的热情支持，令人难忘。有时是诗报对某个有争议的问题，发出批评，或是发起论战，他也积极参加。我总是感到作为一个诗评家，他的视角敏锐。记得1998年2月间，《华夏诗报》对“要命的先锋”展开专题讨论，他马上寄来了《“先锋”并非先锋》的评论，参加论战。他一下子就抓住了争论的核心问题，说“当西方兴起现代派诗歌之际，英国著名的诗论家莫锐曾坦言诗歌上的‘自我表现不一定是好的艺术’，可见它还不是一种最完美的艺术形式。至于现代象征派所崇尚的‘隐秘美’之类的纯诗观念（包括后现代主义诗歌在内），在欧美只是流行了一段时间，并没有占据西方诗坛盟主地位。不妨说这一诗歌流行乃是上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类出现精神危机的历史产物”。他还同时引证了东西方诗人的言论，指出时下的“先锋”，不过是拾人牙慧而已，硬性搞“横的移植”，显然是行不通的。我不惮其烦，引证诗人王玉树这一大堆的话，是要阐明：一是他目光敏锐，才能抓住“先锋”的要害，进行有力的批驳；二是说他对海内外文学涉猎之广，左右开弓，借人家之矛，攻敌之短，因而使这一次论战，进一步深入，连北京《文艺报》也马上作了报道。
不错，他对这一问题的透析，是得力于他视角敏锐，但这一“敏锐”，应该说，又得力于他“涉猎之广”，因而使他的视角广阔，即使是大雾迷蒙，能见度极低，他仍然能穿过迷雾，捕捉猎物。上述他批判“先锋派”引证西方名家言论，只是一例，当笔者翻阅他这本新著《世华文学星空灿烂》的目录时，更清晰地看到，从中国大陆许多的作家诗人到港台澳、东南亚众多的作家诗人，都在他的笔下显影，或在他的拥抱之下。他还写了《深读文本的文学批评方法》，可以看出他很留心西方现代文化的新思潮。这说明，他除了重点研究“七月派”诗人艾青、胡风和鲁藜之外，他的目光一直向港台及海外华文文学世界驰骋。因此，一谈到海外华文文学的问题，他常常是胸有成竹，明辨是非，敏感果断，秉笔有神。在这点上，诗评家王玉树的追求，是值得赞许的。
我认为，海外华文文学是我们一个正在开发的重大课题。几年前，《新加坡文艺》请我题词，我曾写下这么几句话：“华文，凝铸着中华母体的血液、母体灿烂的生命。这是几千年文化积淀的结晶。它以强大的竞争力，向全世界渗透，叩击着全球。凡是有中华儿女跋涉足迹的地方，就有它倔强的根在生长、在延伸。母体文艺，特别是华文诗歌则是其中最动人、最具魅力的部分，它最能冲击海内外儿女的心灵。”这种“叩击全球”的“根”，简言之，是中国的大陆。对海外的华侨、侨商来说，大陆就是母体，就是根，就是割不断的“中国情结”和“中国意识”。这种“根的意识”，是经历几千年缔造的血缘、血脉，又以华语、华文作为载体，因而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传统。特别是源远流长、广博深厚、丰富多彩、光芒灿烂的文化传统。
我们《华夏诗报》在与海外华文文学界的交往中，或在每届的“国际诗人笔会”中，就曾特别强调了这一伟大的传统和华文新诗、也是华文文学的整合等问题。而且把它纳入笔会的“国际诗歌论坛”，组织多次的讨论。就当下而言，亚洲仍然是海外华文文学最大的板块，台湾则是华文文学的重镇。香港和澳门回归后，作为特区纳入了中国的版图，但文学活动仍然保持它面向海外的特点。属于东南亚的新华、马华、泰华、菲华、越华等地的文学活动，不只人数众多，而且创作相当旺盛。可以说，华语系文学在世界文坛中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诗人和诗评家王玉树把华文文学作为自己研究的主要课题，是极有意义的。我想，由于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如果能够从某一个专题深入研究，也许成果会更大一些。
玉树青葱，临风屹立。他驻足于中国大陆，面向港台和海外，不断为自己提出新的课题。可以指望，不久将收获更大的成果。
2005年3月2日于广州无金楼
（此文原为《世华文学星空灿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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