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听话”

两种偏颇

中国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两种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在门内或门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其二，是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而至于打扑，使他畏葸退缩，仿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然而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放他到外面来，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

《鲁迅全集》第4卷，第433页

这是鲁迅在二十多年前（1933年）说的，到现在看来，还是这样新鲜、有力。

时至今日，由于这个时代所给予人们的新的道德的影响，相当多的家庭也已不再墨守这两种偏颇的“法”，开始找到“教孩子”的正当门径了。然而，我们仍然不能为此心安。因为这“两种法”的偏颇传统，决不会那么一下子就轻易地消失。而只要这种传统还没有消失，它就在我们的社会中，成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其所以成为很严重的问题，因为这两种“法”是从根本上与我们的社会制度相抵触的。对孩子和青年的关心和培养，是我们整个社会的职责。放弃了这种关心和培养，就是极大的失职，就是毁掉了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将来；而如果用错误的方法来进行教育，也同样不能尽到职责，而要发生很坏的效果。

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

“两种法”的害处虽然都大，然而今天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却在于后者，即“教孩子”和青年的所谓“听话”这一点上。

为什么？当然不是因为“教孩子”和青年“任其跋扈”、不加教育之“法”已经为大家所抛弃了，不，这还是值得注意的问题；而是因为教育青年“听话”之法，是在“加强对青年的教育”的名义之下进行的，而它的害处又往往不被一般人所认识，因而这种“偏颇”之法，在目前有着更大的普遍性。自然，今天的所谓听“话”跟鲁迅所说的内容已不尽相同。“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而至于打扑”的，即使还没有绝迹，已经很少了。但是，如果从实质去了解，“教孩子”和青年不管什么“话”都要“听”，让孩子和青年失去了创造性和科学态度的看法和做法，在家庭中，在学校中，在社会上，在青年团和少先队内，却是相当地流行的。一些不求甚解的热心家以为既然不能“教孩子”和青年“任其跋扈”，那么就应该“严加管教”，他们把孩子和青年限制在一个非常死板的框子里。谁的行动如果超出他们的框子以外，就是“不老实”，“不听话”。对于来自长辈、上级的意见，如果青年提出一些疑问甚至提出批评和意见，那就是“不虚心”，“不听话”，甚而是“组织纪律性不强”……其效果呢？自然也是不妙的。这样一来，“跋扈”虽然不敢，却只剩下了“美其名曰”的“听话”，使生龙活虎般的青年和未来的青年（孩子），“待到放他到外面来，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了。

这不是什么“危言耸听”的道理，稍稍注意这个问题的人，是不难发现若干真凭实据的。请想想，下列类乎算术公式的“公式”是不是有，是不是在某些地方流行，是不是还没有得到有力的批评或驳斥？

好团员＝团籍+“听话”；

好学生＝学籍+“听话”；

好青年＝青年+“听话”；

好孩子＝孩子+“听话”。

总之，“好者”，“听话”也。“听话”成为唯一准绳。

我想，没有人否认这种种公式的存在的，而且批评和驳斥它的言论还似乎不多，这就不能不是一个迫切的问题了。

“听话”一解

说到“听话”，就不能不预先防止某些可能发生的误解。

头一个方面，用不着怀疑，我们的许多“热心家”，要孩子和青年们“听话”，实在是出于好心，并无使之成为“仿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的意思的，他们倒是真正要关心和帮助这些孩子和青年成为有用的人的。

次一个方面，这里我们决不是一般地反对“听话”。孩子和青年难道不要“听话”吗？要“听”呵！一切正确的“话”都是要“听”的。但这里所说的“听话”的意思是，凡是正确的“话”，就应当按照它去实际地做。那么，如果广义地讲，就连错误的乃至反动的“话”，必要时也是要“听”的，不过是“听”了之后，并不按照去做，而是反过来驳斥它、反对它而已。很显然，在这个意义上的“听话”，不但不应当受到反对，还应当特别提倡。现在，在这个意义上的“听话”，并不是我们的孩子和青年已经做得很够了，不，这是一个永久性的教育问题，很难说有什么够了的时候。

那么，问题究竟在哪里呢？为什么把“教孩子”和青年“听话”当成一种偏颇的“法”呢？

“教孩子”和青年的“美其名曰”的“听话”之“法”的偏颇，是因为：

第一，它不问这“话”是什么样的“话”，是正确的“话”，还是错误的“话”。显然，正确的“话”自然应该“听”，而错误的“话”就不应该“听”（这里的“听”是按照它去做的意思）。

第二，它不是提倡让孩子和青年去做独立的思考的评判，而是叫他们盲目地去“听”。显然，即使是正确的“话”，也应当自觉地用科学的态度去“听”，而不能提倡盲目性。

第三，它不是发扬孩子和青年的创造性，而是叫他们墨守成规。事实上，无论多好的“话”，也不能说尽一切真理，真理的长河是发展和丰富着的，一切都有待于新的创造，特别是青年的创造。只叫青年“听话”，墨守成规，规规矩矩，而不引导他们去大胆地想，大胆地行动，这就可能杜绝了这种创造。

这一些，就是我们对于“听话”之“法”的偏颇处的一般理解。

由“听话”所引起的

我们指出了“听话”之“法”的偏颇，就不能不说一说我们的一些正面看法。当然，在这里，不可能就对青年的整个教育问题做全面的探讨，只能就这个问题所引起的问题提上几句。

代替教孩子和青年“听话”的，我以为，是两种根本的为人态度：一是服从真理的精神；二是创造精神。

服从真理的精神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对真理，是坚决地拥护，坚决为它奋斗；另一方面，对一切违反真理的言论和行为，就坚决反对，坚决同它斗争。而这里，两者又是统一的，那就是为真理而战斗。

创造精神也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对一切先进的优秀的东西，一切先人留下的优良传统，一定要学习，要承继；另一方面，又不止于承继和学习，而要努力创造新的东西。这就是说，要创造性地学习，创造性地工作。

不言而喻，这两种为人的态度，都要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的，而不是靠盲目性就能自动地形成的。对于一切事物，都要通过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去评判，对于一切能够接触到的问题，都要有经过自己思考过的看法和意见。

看法和意见，事实上是任何人也不可能没有，也不应该没有的。我们决不能像官僚主义者那样怕别人的看法和意见，有如怕洪水猛兽。当然，看法和意见有正确与错误之分，但对青年说来，只应提倡他们多想、多研究、多提出他们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同时又用服从真理的精神对待他们，而不能提倡他们吞蚀或收起他们的看法和意见。青年人的错误看法和意见，是不可免的，如果让他们吞蚀或收起错误的看法和意见，那就连正确的看法和意见也就一股脑化为乌有了。而正确的看法和意见，乃是正确的行动的先声，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没有的。没有它们，也就没有了服从真理的精神和创造精神。

很明白，如果是这样，也就真正能够做到正确的“听话”了，然而这岂是前面说的“听话”之“法”所能包括的吗？不能啊！这一点，也就是本文的中心意思。

1953年

严秀（1919年生），

四川宜宾人。本名曾彦修。1938年去延安，先后入陕北公学、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后留校从事马列主义教学工作，长期在中央机关从事理论宣传工作。建国后，历任《南方日报》社长、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等职。著作有《严秀杂文选》、《审干杂谈》。主编有《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卷》、《当代杂文选粹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