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道理

——略谈个人崇拜

凡是把国家最高领导人(不论他的称号是皇帝、国王、元首、总统、主席、总理、首相、总书记或第一书记)神化的(不论说他是“天纵圣明”，是“救世主——大救星”或是“几千年才出现一次的天才”)，必定有奸人弄权，篡夺权力。这是古今中外绝无例外的普遍规律。只有极端糊涂的人，才会相信自己是天生的圣人，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不会犯错误，不会受人蒙蔽、愚弄，因此长期受奸人的愚弄，至死不悟。

世界上的各种事物都是不断发展的，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促进、制约、互为因果)的，其间的轻重，缓急，主次等又不断在转化。任何一个有才能有经验的人，都不可能对任何事物的各个方面都认识得很透彻，因此他提出的办法，总带有或多或少的局限性。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等问题又不能拿到实验室解剖，或作定性、定量分析，也不能放进培养剂里或试管里观察其变化，等试验成功了然后实施。而只能在实践中不断取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不断提高和加深认识，不断改正错误，克服困难，而取得进展。其次，一个人的智力和精力总是有限的，不可能精通各方面的事事物物；就是在他的专业范围内，也不可能都是最正确的，最符合客观情势的。有时外行人的意见，会比内行人的高明得多。古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这里从几千年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至理名言。所以聪明的领导人不是专信自己，而是善于倾听大家的意见，善于集中大家的意见。“开四门，达四聪”，这就是真正的英明领导。

列宁说过：要求政治领导人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聪明的领导人不是不犯错误，而是能及时发觉错误，及时改正，不让错误发展。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留下很多格言，说明这个道理。三千六百年以前，仲虺告诫成汤，不勉其无过，而勉其改过。二千六百年以前，诗人歌颂周宣王中兴君臣，不称赞他无阙，而赞美他能补阙(“衮职有阙，唯仲山甫补之。”说穿龙袍的——国王做错事，靠仲山甫改正它。直译是龙袍上有了破洞，靠仲山甫补好它)。最大的善是能改，“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没有过错，不是更好吗?但那是不可能的。周人宣布商纣的罪状，说他“予知自圣”，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是圣人，就是招致亡国杀身的大罪恶。国君如“言莫予违”(说的话，没有人违拗，人人都服从)，就会是亡国之道(“一言丧邦”)。《荀子》上有一段话：“诸侯得师者王(言行稍不当，就有人指责)，得友者霸(有人规过责善，常听到批评)，得疑者存(不盲从，再求再加考虑)，莫己若者亡(听不到批评，只听到‘正确’、‘英明’、‘伟大’的颂声)。”把有没有人批评国君的错误，批评的严厉或缓和，作为国家兴亡盛衰的直接的决定性因素，或许有些过甚其辞，但所说的道理是很对的，不能因其夸大而加以忽视。

人之常情，总是喜欢听表扬而不喜欢听批评的。否则表扬和批评就失去作用了。国家最高领导人掌握极大的权力，喜怒爱憎可以决定他人的荣辱祸福。因此，他每天听到阿谀奉承的话一定很多，听到批评他的错误、缺点的话一定很少，而直率、严肃的批评则终年难得听到一、二次，甚至几年也听不到一次。只要国家还没有消亡，这种情形是不可能改变的。一个领导人如果没有勇气真诚地接受批评，认真而果敢地改正错误，则阿谀奉承者必日益多，而敢于进逆耳忠言的更少，甚至绝迹，从而闭塞耳目，一任奸佞摆布，从悬崖直滚下去。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能容忍其臣下比之为桀纣，是历史上少见的英主。唐德宗猜疑忌刻，对进忠言的人，虽承认他说得有道理，却认为他想猎取忠直之名，故意张扬君过，动机不良，可恶可鄙；而对卢杞这个善于揣测窥探意向，工于迎合，工于为他文过饰非的大奸臣，则十分信任，甚至卢杞以百口担保其不反的朱泚举兵反叛，德宗逃出长安，流亡凤翔、奉天，对卢杞还是言听计从。明世宗在严嵩一伙愚弄下，相信自己是圣人，一切都办得很好，一心想做神仙，一听到杨继盛、沈　NFDB7　等说“严嵩蒙蔽圣上”，就勃然大怒，处以死刑。因为严嵩教会他的逻辑“做皇帝的是圣人，圣人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如要会受人蒙蔽，就不是圣人”。杨继盛等说“严嵩蒙蔽圣上”就等于说他不配做皇帝，当然非杀不可。

欺骗一个人总比较容易，欺骗多数人就极困难；长期欺骗一个人，虽困难而有可能，要长期欺骗多数人就绝无可能。这个道理是不言自明的。因此，蓄意篡夺权力的奸人，就千方百计地提倡个人崇拜，把最高领导人宣扬为几乎全知全能的超人，大树特树其绝对权威。一方面用无数面凸镜包围最高领导人，让他终日陶醉于欣赏自己的高大形象，逐渐脱离群众；一方面就利用最高领导人的信任，以封住群众(从人民到领导机构的成员)的嘴(因为“一句抵一万句”，非权威的人说上一摊船管什么用)。领袖成了偶像，群众成了崇拜偶像的愚民，天下大事就不难任凭他为所欲为了。

谁能事事时时都一贯正确，不犯错误呢?只能从宗教徒的迷信中找到上帝、佛或什么神仙。中世纪的宗教会议曾通过决议“教皇对圣经的解释，绝对正确，不得怀疑。因为教皇是神的化身。”提倡个人崇拜，也就是提倡迷信，也就是把革命导师、人民领袖降低到天主教教皇的地位!

五十年见闻中，有这么几个人物：一个据说是“从未犯过错误的”，叫饶漱石；一个据说“一贯正确”，叫林彪；一个是“天才的领袖”，叫陈绍禹(见1938年在汉口出版的《新华日报》)；一个发明创造了两句口号(在担任国民党中央训练部长时)：“信仰主义，要达到迷信程度；服从领袖，要达到盲从程度。”叫做周佛海。为什么要提这些臭货?因为二郎神杨戬手中的照妖镜，是无价之宝哩！

1973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疯狂宣扬个人迷信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严重恶果。当时作者被贬斥海隅，政治权利早已剥夺，但他怀着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深刻忧虑，置生死于度外，仍奋笔写下了本文及《论新八股》、《也谈儒家和法家》等杂文。

冯至（1905—1993），

河北涿县人。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开始发表新诗。后参加创建文学团体浅草社和沉钟社。北大毕业后，去德国留学。回国后执教于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曾任北大西语系主任、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他是中国新诗开创时期的重要诗人。诗集有《昨日之歌》、《十四行集》、《西郊集》、《十年诗抄》等，学术著作有《论歌德》、《杜甫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