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英主善用人

三国时代是人才辈出的时代。当时的代表人物曹操、刘备、孙权，各据一方，都企图通过建立区域性的安定局面，为结束封建军阀混战和地方豪强势力割据、实现统一、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条件。作为一国的英主，他们都具有远大的政治眼光，采取了比较开明的用人政策，以实现其夺取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主动权，战胜敌对势力，巩固和发展自己的目的。

清代学者、诗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三国之主，各能用人，故得众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势。”曹操生当东汉末年群雄角逐之际，没有尺寸的凭借，而能草创宏基，鞭挞宇内，实为非常之人。起兵当时，群雄乘势并起，董卓、吕布、袁绍、刘表，重兵在握，各据一方。但他根本没有把这些人放在眼里。他所推重的只有两个人：一是刘备，二是孙权。他曾说：“夫刘备，人杰也。”而“生子当如孙仲谋”，更是他的一句名言。为此，清代诗人叶舒璐在《论古》诗中赞美他：

鼎足中原势未分，英雄魄力自超群。

阿瞒（指曹操）眼底空余子，只重孙郎与使君。

宋·洪迈《容斋随笔》中指出：曹操“知人善任使，实后世之所难及。荀彧、荀攸、郭嘉皆腹心谋臣，共济大事，无待赞说；其余智效一官，权分一郡，无小无大，卓然皆称其职”。这个论断是准确的。曹操不仅有识才之眼，更有比较高明的用才之略。他坚持广开才路，唯才是举，随才任使，因而一时人才涌集，出现了战将如云、谋臣如雨的人才鼎盛局面；同时，他又十分讲究策略，比如，刘备当时兵败势穷，没有立足之地，前来投奔他。程昱进言：“刘备有雄才，应该锄掉。”曹操却说：“今收揽英雄时，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也。”就是说，不是不该杀，是现在不是时候。所以，赵翼说：曹操的用人，是“以权术相驭”。

孙权用人，赵翼说是“以意气相投”。当刘备伐吴之时，有人向孙权告密，说“诸葛瑾已经遣人往蜀”，暗地进行联络。尽管诸葛瑾是诸葛亮的胞兄，但孙权完全信任不疑，说：我和诸葛瑾有“生死不易之操”，他的不会背叛我，正像我不会背叛他一样。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能继承并发展了父兄的事业，通过实行有效的用人政策，倚重一班老臣，识拔、重用各种贤才；同时，招纳与团结江南地区一些有代表性的名门望族，以江东六郡之地，破曹操百万大军，取得了同魏、蜀抗衡的三足鼎立地位。南宋词人辛弃疾称赞他：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也正是由于有这样的英主，身旁聚集了一批贤臣能将。《容斋随笔》中记载：

孙吴奄有江左，亢衡中州，固本于（孙）策、（孙）权之雄略，然一时豪杰，如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四人者，真所谓社稷心膂，与国为存亡之臣也。

自古将帅，未尝不矜能自贤，疾胜己者，此诸贤则不然。孙权初掌事，肃欲北还，瑜止之，而荐之于（孙）权曰：“肃才宜佐时，当广求其比，以成功业。”后瑜临终，与权笺曰：“鲁肃忠烈，临事不苟，若以代瑜，死不朽矣。”肃遂代瑜典兵。

吕蒙为寻阳令，肃见之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遂拜蒙母，结友而别。蒙遂亦代肃。蒙在陆口，称疾还，权问“谁可代者”，蒙曰：“陆逊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观其规虑，终可大任，无复是过也。”逊遂代蒙。

四人相继西边三十四年，为威名将，曹操、刘备、关羽，皆为所挫。虽更相汲引，而孙权悉心听之。吴之所以为吴，非偶然也。

“更相汲引，而孙权悉心听之”。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果不是英主，绝对做不到这一点，一般的就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猜忌为“结党营私”，拉帮结伙。中外古今，这样的事例是史不绝书的。

三国之中，蜀国立国最晚，力量最小。刘备既没有北魏曹操那样比较雄厚的社会基础，也没有东吴孙权那样父兄的余绪。在寄人篱下，无寸土可凭的困境中，立稳了脚跟，开创了局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以性情相契”（赵翼语），求贤若渴，真诚地吸纳人才。在关键时刻，他抓住变被动为主动、由失败到盛兴的重要契机，接受了徐庶的举荐，三顾茅庐请诸葛。诸葛亮感其至诚，为他剖析了天下大势，制定了占据荆、益二州作为根据地，然后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进一步建立三分天下的霸业的战略方针，为后日形成三国鼎足之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人周昙的《蜀先主》一诗，是对上述史实的恰当的概括：

豫州兵败信途穷，徐庶推能荐卧龙。

不是卑词三访谒，谁令玄德主巴邛！

从汉灵帝中平年间曹操起兵开始，至晋太康元年吴末帝孙皓归降为止，近百年时间里，得贤者兴、失贤者亡的历史规律，表现得十分明显。就此，晚唐诗人李九龄写了一首题为《读三国志》的七言绝句：

有国由来在得贤，莫言兴废是循环。

武侯星落周瑜死，平蜀降吴似等闲。

诗人在这里强调了人的因素，特别是贤才在兴邦治国中的重要作用，批驳了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的“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的带有历史唯心主义色彩的论点，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当然，同时也应指出，人的因素也不仅仅表现为少数英杰贤俊的历史作用，更重要的是人心的向背、群众的意愿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少数杰出人才只有顺应了历史潮流的发展，才能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应有作用。

（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