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阁楼里永远有这盏灯

愿阁楼里永远有这盏灯——读沈昌文《阁楼人语》

沈昌文先生的《阁楼人语》出版后，虽未引起纸价上涨，却也成为一时话题。但我在粗粗一翻后就搁在一旁，因为自以为当年看《读书》时，其他文章或许会漏掉，沈先生这篇《编后记》是绝对要看的，有时还看过不止一遍，而王蒙先生的序和沈先生的自序也早已认真拜读过了。直到为了写这篇文章，才重新读了一遍，发现自己的想法并不对。本书所收沈先生的《编后记》，第一篇发表于1984年第一期，最后一篇是在1996年第一期，历时12年，而我关注《读书》是在1987年后，所以有不少精彩的文字还是第一次见到。而在事过境迁后读当时的言论，其中大部分已由时间判定了是非优劣，更显出作者的真知灼见，自然更有意义。

记得第一次见到沈先生，是在先师谭其骧先生一位亲戚家。先师那位亲戚是评论外国电影的专家，沈先生与她谈的也是这方面的话题。后来得知沈先生是三联书店的老总，以为他的专业也是外国电影或外国文学。再次遇见时沈先生赠给先师一册杨宪益的《译余废墨》，我也叨光获赐一册。沈先生与我谈及此书中涉及的一些问题，我才发现他对中国历史的一些看法也很内行。不久，沈先生就带信给我，要我给先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写一篇书评，在《读书》发表。先师得知后，鼓励我写，他以为这套地图集虽然已有不少评论和介绍，但关键的几点还没有讲清讲透，希望我利用这一机会明确提出来。当时我对《读书》了解不多，虽然尽量将文章写得可读易懂，但还是心存疑虑，不知道沈先生是否会采用这样一篇基本属历史地理专业范围的文章。结果沈先生很快将此文发在《读书》的首篇，在知识界产生颇大的反响，以后多次被引用。这使我很佩服沈先生的眼光，因为即使是深通历史地理的人，也未了解知识界的需要，并且敢组这样的稿。等到我对《读书》每期必读时，还看到更多在我的知识范围之外的文章，但却同样有兴趣读，并且读得下去。

待与沈先生稔熟后，每次去北京，或是他来上海，几乎都有机会参加他安排的饭局，不仅能享受美食，更能瞻仰前辈风采，结识良师益友。为了这些聚会，沈先生照例忙于张罗，从清晨开始打电话，提前到餐馆确定菜单，但一到开席，他一般只是洗耳恭听，偶尔谈些趣闻逸事，或“内部消息”（至多只是出版界或文化圈内），也是有问方答。沈先生交游之广罕见其匹，这类饭局称得上是少长咸集，群贤毕至，并且兼收并蓄，不问门第出身，也不问左中右，高人、异人、奇人、凡人都有。当然饭不能白吃，沈先生手下的女将再来很客气地催稿时，就不好意思推却或拖拉了。

沈先生自称办杂志是“出于无能”，当然不无自谦的成分，却道出了一位杰出主编的真谛。对于这样一份以知识界和文化精英为主要读者的刊物，所刊内容涉及天文地理，古今中外无所不包，纵然真正组织起一个庞大的编委会，大概也难以自称“全能”。但沈先生与他的几位同事能将《读书》办得很“全能”，自然得益于他们善于利用知识界的各种力量。

沈先生的第二个信条是“无为”。我的理解，所谓“无为”实际只是有所不为，即作为主编，所作所为不能超过“编”的底线，而将发言权完全交给作者和读者。在1984年第一期的《编后记》中，沈先生就明确提出“知识分子——我们的对象”：“《读书》的读者对象是中等程度及以上的知识分子，我们首先要考虑这些读者的需要。”（引文未专门注明者均出于沈书。以下同。）这样的话，在改革开放以前谁敢公开说？就是在现在，有哪几家杂志真正办到了？有些杂志虽然打着为知识分子的旗号，实际不过是几位知识分子的同人杂志，编者就是主要作者，自然不能反映知识分子的全貌，也无法为大多数知识分子所接受。

与此并用的，就是沈先生的第三个信条“无我”。我并不主张任何杂志主编都应如此，但像《读书》这样一种杂志，主编的“我”即使不能做到“无”，也应该尽量少，而把发言权留给作者。不仅如此，编者的取舍标准不应该是自己，而是广大读者。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多种声音，多种需要，沈先生主编的《读书》也有多种声音。就像沈先生所说，“思想、观念的交锋，往往亘续几年、几十年，而且此伏彼起，一时难定胜负，尤难决定谁是盟主”。尽管它们之间有很大的差异，甚至完全对立，但在“无我”的沈先生的调理下却能在一种平和的气氛中争论，就像在《读书》举办的“读者服务日”或沙龙中边饮茶、喝咖啡，边聊天一样。“在本刊言，‘费厄泼赖’一条仍为首务。”要是沈先生非要将他的“我”强加在《读书》或读者头上，那么这本杂志早已不存在了。

这位“三无”主编在该“有”的时候却是无微不至的。如为了将《读书》办得“好看”，让有限的篇幅包含更多生动活泼和内容，或者说有更高的信息量，沈先生曾经作过很具体的规定。如在《读书》五周年后的1984年第六期，他以《小文章》为题写了一篇《编后记》，提出：“品书录和寸言：这无非是想用简短、精要的文字，对新书作一初步品评。着重写某一文献，不求全。品书录勿超过一千五百字，寸言一般为三几百字。……读书小札：读新书或旧籍后生发的感想，并非书评。希望写得生动、精悍，篇幅勿超过二千字。”到1987年第十期，沈先生的《编后记》又以《短些，再短些》为题，认为“回顾《读书》八年多的历程，文章也是越来越长。上期我们谈到读《读书》的‘姿势’，有人读后相告：贵刊一九七九、一九八○、一九八一年尚可‘卧读’，此后实在困难了。”

针对某些霸道的、形式主义的宣传方式，沈先生冷静地责问“何必大声”？明确指出“把编辑当成宣传亦有弊端”：“你自己说不问政治，人家一分析，你明明白白确确凿凿，代表了某家某派利益。人家的分析有时会比自己原先思忖的还要明晰、透彻，会令你头皮发紧，全身痉挛，乃至血压上升，心肌梗塞。”有过“文化大革命”经历的人，不知还记得当年这种“大声”否？但这种现象不是以新形式重新出现，“在实际工作中，常常遇到的一个语言形式上的要求是：必须大声。凡所宣传的，尤其是被称为‘主旋律’者，要用大声嚷、唱、咕、叫……然后寰宇皆闻，然后心满意足。”

虽然沈先生的文字写得不温不火，明白如话，但字里行间还是可以看出他为《读书》的生存和发展使出的浑身解数。不过限于《编后记》的篇幅和当时的形势，他每每点到即止，不了解实情的人是难以理解的。所幸沈先生在《自序》中稍为多透露了一些，如其中胡乔木给《读书》投稿一段就可备掌故。

当年沈先生以“阁楼人”自况，但这小小的阁楼中的灯光那么亮，又照得那么远，或许是他所始料不及的。正因为如此，我和很多读者、作者一样，还在怀念这间阁楼中的灯，愿它永远点燃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