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甬坚《历史地理学探索》序

侯甬坚《历史地理学探索》序

甬坚兄将自己研究历史地理学的论文结集出版，正好我去西安开会，他将编成的论文集《历史地理学探索》（以下简称《探索》）交给我，要我作序。我自以为既没有资格，又没有能力，迟迟不敢应命。但甬坚的态度既诚恳又坚定，谈及他从事历史地理研究以来的甘苦，回忆我们20余年的交往，使我难以推却。5月4日来美国柏克莱大学开会，旅途中就带着这本论文集，到今天居然基本看完了。以前也看过甬坚的一些论文，但他近年的论文大多没有看过。为了完成甬坚交我的这个难题，倒给了我一个认真了解他的学术观点和研究结论的机会。经过这番研读，还真有些话要说。

《探索》的第一组《理论探索》有八篇文章，涉及历史地理学科理论和一些分支如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区域历史地理、古都选址、方志等方面。我知道，甬坚一向重视理论研究，用力甚勤。将这组文章放在首位，既反映他的学术旨趣，也说明理论研究在他心目中的地位。1992年，我在复旦大学召开了一次小型学术讨论会，探讨地理环境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影响，邀甬坚参加。在此期间我们作过相当深入的交谈，谈到理论研究的前景，甬坚坦言他十分钟爱，也颇感困惑，理论研究不易见效，往往花了很大的时间和精力，不过在某一方面稍有进展，但不是不为人重视，就是被人滥加批评。我也有同感，记得当时曾说过：研究一个具体问题，要批评你不容易，至少要有这方面的基础，或者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但理论问题不同，似乎谁都能说上几句，所以根本不做这方面研究的人也会进行批评，但进一步研究却不会有人做。当时我曾劝甬坚，不妨将理论方面的工作放在以后做，先集中于某一具体方面以取得成绩。不过，这一组文章中仍有几篇完成于1992年之后，说明甬坚的努力并未中止，理论探索仍在进行。但在他总的研究量中已不占主要地位，而且更侧重于若干具体方面，似乎他更注重于厚积薄发，显然与他学术生涯的一次重要转折——1994—1996年赴日本名古屋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访学有关。

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说：“访日研究的主要收获，是深感治学从细部着眼之益处，‘穷尽资料，细绎覃思’之做法踏实可靠，对不同语言文字资料的收集、鉴别、整理、研讨，尤其是为满足各种研究需要精心编排的图表和索引，着实令人赞叹和为之所动。”两年访日的成果反映在《探索》的第二、三两组，其方法与风格的确与前一组不同。这些文章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历史地理学术史，一是西汉政区地理与《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相关问题，恰巧也是我有兴趣并且花过一些功夫的。但相比之下，我感到甬坚的研究要做得更加精细。比如，我在撰写有关中国历史地理学形成与发展过程的文章与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的传记时，只提及“历史地理”一词传自日本，只注意到1935年《禹贡》杂志的英译改为HISTORICALGEOGRAPHY，却没有进而研究其背景。而甬坚的研究相当深入，不仅详细考察了此名词由日本传入中国的经过，还论证了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转换的过程。

又如，对《汉书•地理志》，我自以为是比较熟悉的，因为读研究生时先师专门给我们讲过，并认真读过先师的《〈汉书•地理志〉选释》，《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更是案头常备的工具书，不知翻了多少遍。对《汉书•地理志》中郡国排列的次序，对那种似是而非、介于有序与无序之间的状况我也曾作过一番思考和试验，却无功而止。甬坚对《汉志》体例的研究和整理就很有新意，在前人的基础上起了“向前推移”的作用。由于如今历史地理学界不少人对传统的沿革地理不够重视，而在前人已作了大量研究的条件下要再进一步实在不容易，所以往往视为畏途。另一方面，即使取得成果，也不大可能形成长篇大论，更不会引起什么轰动效应。甬坚却能潜心钻研，不计得失。不过我以为，他的选择是明智的，因为对他来说，这种努力更是对自己的一种基本训练，厚积薄发，为此后的开拓准备更充分的条件。

甬坚以不惑之年师从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所长安芷生院士，攻读第四纪地质学专业，于2002年获理学博士学位。这样大跨度的转移自然需要他付出不小的代价，但也将他的研究提升到了新的境界。历史地理的学科属性决定了它的地理学本质，又离不开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但在历史地理学界，真正能将地理学与历史学完满地结合起来的人并不多，甬坚的努力更属难能可贵。正因为如此，我对他的最后一组《环境变迁史研究》的文章尤有兴趣。

根据甬坚自己的说明，这组文章是他在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期间发表的。从注明的发表时间看，基本都在2000年后，是在他攻读博士学位和获得理学博士学位之后。一个明显的进步，就是他的视野更宽阔了，更注意将历史文献的复原与科学原理结合起来，因而他的概括或综述全面而平实，他的推导或结论合理而可信。这些文章基本都涉及西北地区环境的变迁，从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开创这一领域的研究以来，已经发表了大量论著，有些结论已得普遍承认，甚至已成为高层领导的决策依据。但在自然科学界一直存在着完全相反的结论，但往往不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所了解或承认。更可惜的是，很少有人真正兼通自然、人文、社会科学，从而具备全面正确的判断能力。从我有限的研究出发，我认为至少应该从科学原理的角度、多种因素综合的角度重新审视以往的结论。这不仅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向前突破的需要，也事关国运民生。如果西北本来就不存在秀美山川，又如何能再造？耗费巨大人力物力会有什么结果？近年来一些局部试验已经证明，退耕后根本还不了林，也还不了草，最好的效果倒是还荒，听其自然。所幸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之风渐兴，不同意见也有发表的可能。我与甬坚作过比较深入的讨论，在很多方面有共同的看法。所以，尽管我深知我们目前的进展离目标尚远，而且历史记载的缺失或许永远无法克服，但我还是寄希望于甬坚，期待着他不断取得的新成果。

2004年5月于美国旅次，6月12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