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新华字典》的风波

有感于《新华字典》的风波

丁亥年底前，社会发生一起新闻事件，有人为《新华字典》“找茬”、“纠错”，他花巨资买了好几百本相关书籍、词典，赌气地涉入语言、词典学领域，用了好几年时间写了对词典质疑、辨正的书稿，想出本书。其间，书稿著者尝尽各种甜酸苦辣滋味，甚至打起官司，一时弄得满城风雨。

我看到这样的新闻，媒体似乎忙得不亦乐乎，正方反方好像都有，有赞同有反对，有吆喝有抗争，延续好一阵，最后法院判定这场文字官司。

我虽做文字工作，但对辞书出版是外行，有时不免也要看书查词典，也会对书籍或词典有“疑”有“虑”，于是“问”师“问”友。在以往采访辞书界时，深知词典编撰工作者的甘苦，所以我不想评判书稿著者以及读者质疑的功过得失，我所想的便是编著者和读者之间的互动以及媒体报道渲染的“度”的问题。

对这位执著、顶真、花巨资、费心力的著者，我曾产生过一点敬意，尽管我未必认同他的学术修养、学识见解。我更不知道当今媒体人是否兼有较深的语言学功力（词典编辑需有相当深造诣），也许有也许无，可能做新闻在意事件而不在于对学问本身，所以报道常常不在点子、穴位上，给懂行的人一声无奈的苦笑、不懂行的一阵可笑的热闹。大凡媒体总喜欢做这样的事，“炒作”是越“吵”越好，这可能也是这位著者始料莫及，也非初衷。我可以断定地说，著者愈是意气用事，但就辞书、学术本身却毫无意义。新闻界的“炒作”，同样也是不会起什么好的效果。

不过，冷静地再想，书稿著者为《新华字典》“找茬”、“纠错”，需要有自己的功底，做学问不能意气用事，而需心存大志并脚踏实地，以读书作为做学问的本钱，如果掺杂某种经济利益或者“非扳倒不可”的私念，这类学问肯定做不好。

话得说回来，《新华字典》对于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是功大莫焉，所以几十年来一直畅销不衰，其刊印数之多、发行量之大，堪称世界字典之最。记得“文革”中，中国文化、出版界一片荒芜、凋敝，乃至国与国交往出现“小国送大书，大国送小书”现象，当年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只能以《新华字典》作为国礼来馈赠来访的外宾，这是多么令人痛楚、揪心！如今情况自然好多了，学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比过去大大进步，但也不要天真地以为学问界是净土一片。

对《新华字典》能提出意见、商榷乃至质疑，本身就是一个社会进步。我以为，学术商榷、质疑、争鸣的前提是为了学术的推进、提高。《新华字典》编纂者从来就没说自己是十全十美，《新华字典》本身也在不断完善、修订之中，《新华字典》至今再版、修订业已第10版，这是明证！在这样的意义上，这位书稿著者若能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对《新华字典》编辑部不啻是福音。但毕竟这部字典家喻户晓、影响力大，修订和完善需要慎重、谨慎，需要按语言、词典学规律做事，而不能以个人的理解、规则行事，否则将引起学术、语言界新的混乱，也会被一些自诩“规范”者、欲打“商战”者所利用；当然我们的某些记者只是“炒新闻”，不在此列。

无论对字典还是对书籍，没有一点不同声音、不同反响，这类字典、书籍真不如无，因为一个国家、民族对自己的语言、字典产生争论、争鸣，是天大的好事！而编纂《新华字典》的前辈学者，胸怀博大，他们喜欢从平民和百姓语言中汲取养分、听取不同意见。接待中的“怠慢”，或许有个“话不投机半句多”，或者存有“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问题。我认为，大家都需要换位思考问题，这方面，有位辽宁读者曾有相同境遇，他多次上北京到出版社提意见，结果却不一样，得到商务印书馆高层领导的接待。这位读者大有感慨，对《新华字典》的老编辑给予好评，认为他们虚怀若谷、知识渊博。关键是他的意见有底蕴，为善见。

说来也有趣，我为何关注、跟踪这件“风波”事件而引发一些兴趣，正与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采访《汉语大词典》出版工作的经历有关。我并不是学语言的，也没有搞词典出版，但采访中对“词典人”的甘苦则有更多的了解。在那年代，我采访了许多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如吕叔湘、周祖谟包括现在还健在的周有光等诸先生，他们的学识修养、气度气质以及文化胸襟，至今对我仍有很大影响。那次在北京大学名教授周祖谟家，周先生和蔼可亲、笑盈盈向我说起编《新华字典》的故事：其实在解放之前，周教授他们就想编一本适合中小学生用的小型字典，那时有大教授编小字典的风气，而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真正的大学问家总是在平易中，不会拿着“皇皇巨著”去吓唬人；而同在中文系任教授的魏建功功不可没，除周祖谟外，他还约来金克木、吴晓铃、张建木总共五人商讨编小字典一事，他们是聚会式的沙龙漫谈，谈及收字、注音、释义以及编纂体例、编排方法等，遂每周在魏教授家聚会商谈一次，开始还不叫《新华字典》，因为还没有解放嘛，那时定《伍记小字典》，正是五位语言学家、且又是每周五碰头，“伍记”犹如“和记”、“王记”这般的商号、店名，没有什么特别含义，可惜讨论条例出来后一度停顿了，结果大家忙其他而遂就不了了之。新中国成立后，魏建功先生受命主持编写一部字典，由此成立了“新华辞书社”，这样“伍记条例”逐步编成了《新华字典》，后来又多次修订，《新华字典》成为名声遐迩的“国典”。

周先生的故事让我永远忘不了，更使我懂得，一部好字典常常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可从这个故事中悟到点什么。当然，书稿著者要质疑、商榷，那是完全可以的，也是应该的，但需要双方的沟通，平等对待，首要是学术态度得端正，且需在行。我不知道编词典方究竟如何想，若书稿著者此“放”、此“鸣”，用“炮轰”、“扳倒”之类书名来危言耸听，那肯定会走向事情反面。恕我直言，《新华字典》用了几代人心血、半个多世纪而立足根基、广为传播，即使个人花再多代价，恐怕也未必能将《新华字典》“炮轰”、“扳倒”掉！这方面，值得所有朋友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