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斯隆的要求”说起

从“斯隆的要求”说起

曾任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的斯隆，被西方管理学界誉为“现代化组织的天才”。1944年，斯隆聘请杜拉克担任通用的管理政策顾问。二人见面时，斯隆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不知道我要你研究些什么，要你写些什么，也不知道该得出什么样的结果。这些都该是你的任务。我惟一的要求，只是希望你把你认为正确的东西写下来。你不必顾虑我们的反应，也不必怕我们不同意。尤其重要的是，你不必为了使你的建议容易为我们接受而想到调和折中。在我的公司里，人人都会调和折中，不必劳你的驾。你当然也可以搞调和折中，但你必须先告诉我们，‘正确’的是什么，我们才能做出正确的调和折中。”

对决策者而言，没有比能够听到真话更重要的了。否则，信息不准，决策必然失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乃此之谓也。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曾经说到一个例子：明朝崇祯皇帝即位的时候，山海关外战事紧张。崇祯皇帝整天在那儿愁军费不足。有两个小官知道皇帝在想什么，急皇帝所急，赶快写奏章，说全国驿站很多，养了很多驿卒，他们说这是浪费，哪儿需要这些驿站呀，应当裁员，这会省出一笔钱供山海关用兵所需。崇祯皇帝一看正合我意，于是崇祯二年，全国裁减驿站。不少驿卒被裁了。驿卒们都是身强力壮的，会骑马的。李自成就是被裁减下来的驿卒。李自成被裁以后，就带领着一帮被裁的驿卒投到陕北农民起义军那儿去了，一下子农民起义军声势大震。十年以后，就打下了北京，崇祯皇帝上吊了。

崇祯皇帝的决策失误，自源于“两个小官”的信息错误。而“两个小官”之所以报错误信息，则源于迎合崇祯皇帝之所急所想。这也启示我们，为领导干部者固然要善于辨析信息的真伪，但更要畅通言路，创设让人敢说真话的宽松环境。否则，一味喜欢听恭维话、迎合话，就难以听到真话，而听不到真话，了解不到事实的真相，遑论决策，遑论决策的科学性。

为领导干部者，自须有这样的气度，这样的雅量：无论哪种意见、批评、建议，只要是真心诚意的，只要是真话，就要允许人家提。事实上，人家提出不同意见、批评、建议，也是对事业、对组织、对领导负责，所谓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是也。而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的过程，就是领导干部反复比较、仔细辨析、认真筛选、充分论证的过程。

允许人家提意见，关键是不能抓辫子、打棍子、扣帽子。这方面，我们自有过不小的教训。1955年，全国兴起了消灭麻雀的运动，因为麻雀被列为必除的“四害”。在这种形势下，许多科学家顶住压力，坦陈麻雀不是害虫，不应消灭。中科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副所长朱洗以历史为例，说明消灭麻雀的危害。尽管反对意见毫无作用，但1959年春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树木发生严重虫害，在这种情况下，生物学家更强烈要求为麻雀“平反”。这个强烈反对意见此时得到中科院领导的支持，并写了报告，经胡乔木转报毛泽东。尔后，成立了“麻雀研究工作协调小组”，在大量科学依据和分析面前，麻雀的劫难终于结束了。但在几年后开始的“文革”中，这些科学家被扣上利用麻雀做文章、反对“大跃进”、反对最高指示等罪名，受到残酷迫害。朱洗先生虽已经在1962年病逝，竟受到红卫兵砸碑掘坟、曝其尸骨的“严惩”。可以设想，假若“抓辫子、打棍子、扣帽子”在先，上述科学家谁还敢讲真话？只是，无人讲真话，今天可能人们再也看不到麻雀了，而灾害的频频发生，以至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也是可想而知的。

好在历史最终是由人民写的，受到迫害的科学家早已平反昭雪，2000年10月，著名生物学家朱洗先生的家乡浙江省临海市更是为朱洗先生竖立了一座铜像，纪念他的百岁诞辰。我终以为，这是对朱洗先生在生物学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的肯定，又何尝不是对其坚持真理、敢讲真话，对事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人格魅力的颂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