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洪发其人

兰洪发其人

兰洪发在机床厂颇有名气。他是卫生所的医生。不过，他的名气不在医术上。为什么呢？我难以说明白。好在我知道他的不少轶事，不妨介绍几件供大家自己评论。

一

一九七六年七月间，厂党委组织了“工业学大庆”检查团，分组检查各处、室、所上半年学大庆规划落实情况，第三组负责检查行政处和卫生所。

在卫生所党支部办公室，十多名所里的医护人员和检查组正在热烈地座谈。突然，兰洪发推门而进，“我要求参加座谈会，有些想法要谈谈。”他打断与会者的发言，向检查组组长丁师傅声明道。

“好呀，欢迎兰医生参加。我们本来就是随意抽了些同志来谈谈。”丁师傅说。

丁师傅刚讲完，兰洪发就讲开了：“当前全国都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向党内‘资产阶级’开火。我认为检查‘工业学大庆’情况必须突出这个纲！昨天所党支部的汇报讲的全是提高医疗水平，改进医疗作风之类的情况，一字不提当前的运动，这是典型的‘唯生产力论’。我认为这里面大有文章。”

听了这段开场白，丁师傅稍作沉思，侧身与组员沟通之后说：“按厂党委的要求，运动和业务的情况都要检查。兰医生，有什么问题，你随便说吧！”

兰洪发清了一下嗓子，然后说：“我想揭一揭支部书记王玉山，他在组织路线上不仅否定‘文化大革命’，排斥造反派，而且还否定‘四清’运动的成果。原行政副所长康敏，‘四清’时因工作作风问题被下放到车间当了工人，去年搞整顿时，王玉山借整顿又把她抽回来当了管理干部，今年初借‘工业学大庆’还把她‘纳新’为预备党员。”

见没有人打断自己，兰洪发喝口水又说：“对我的入党问题呢，王玉山一压再压。最近我找他，他说：‘对造反派高抬贵手，不是说造反派都可以入党，造反不能代表共产党员的五条标准。’完全和党中央的精神唱反调。这不是‘右倾翻案风’在我们所里的具体表现又是什么？”

听到兰洪发给王支书上纲上线，参加座谈的人有的摇头，有的则毫无表情，一副不屑于听的样子。兰洪发不理会别人的表情，接着以知情人的口气说：“王玉山还利用职权报销高价补药。一副药二十多元，报了七副之多！”

“真有其事？！”一位外科医生冲口而出，然后走到丁师傅身旁轻轻说道：“兰洪发一直与王书记往来甚密切，他揭发的东西可能有些缘由。前些时候我们在所里纷纷扬扬地听到过这事，检查组就查一查究竟吧！”

第二天，检查组到财务处调查。负责药费报销的赵会计找出王玉山报销的七张中药方和发票，发票合计一百三十多元。看来兰洪发揭发的问题属实了。然而，仔细一看药方，不对了，七张药方没有一张是补药，而且，其中四张药方的医生签字是潇洒的“兰洪发”三个字。人们不禁陷入了深思。

到底咋回事？检查组请示厂党委后决定直接找王玉山问个明白，既对同志负责，又对群众有个交代。王玉山讲：“去年我犯了气管炎，厂卫生所和职工医院的药吃了三个月都不见好。后来打听到东关有位市里的名中医治气管炎很有办法，我去抓了几副中药吃，很快见效我又正常上班了。药挺贵的，一副二十来元。因为不是我们厂挂钩医院的处方，我没有报销。心想病好了就行了。”

“后来怎么又报销了？”检查组性急的小王问。

“啊，是这样的，”王玉山说：“那段时间兰医生老来我家谈他的组织问题，见我吃药花了两个多月的工资，便对我说：‘医生签字就可以报销。’当下他就给我签了字，另外几张是张医生同意报销的。”

告别王玉山后，丁师傅一边走，一边想：“王支书没有违反工厂的规定呀！兰洪发既了解厂里的规定，又了解实情，可他怎么……”

二

十月里，一声惊雷，“四人帮”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胜利的消息通过各种渠道传到基层的时间，比中央红头文件差不多快十天。兰洪发呢，由于政治嗅觉灵，他比这快了十天还要早一天就得到了消息。因为一个从北京出差回厂的采购员拉肚子，一下车就找兰洪发看病……

采购员透露的消息让兰洪发当即惊出一身冷汗。他悄悄伸脚把桌子下的一卷大标语推到墙角。病人一走，他没顾上处理墙角的标语，便立即投入“抓革命”，就着随时准备好的纸笔重新挥就了一幅大标语：打倒王、张、江、姚“四人帮”！墨迹未干，就贴到了工厂大门口。这惊人的新闻，立即吸引来厂内外大批群众。议论、欢呼声响成一片，立马有人奔走相告。到下班时，工厂大门前的大字报栏上已挂满了声讨“四人帮”的大标语。兰洪发一直没回卫生所，兴奋地观察着自己大标语造成的影响，对自己的政治敏感十分满意，兴奋地回应着每一个打招呼的人。

下班时，清洁工赵师傅打扫诊疗室，他发现了兰洪发推到墙角的大标语。有用无用呢？他吃不准，打开看看再说。于是，一幅不合时宜的大标语出现在他眼前：“反击右倾翻案风”，捍卫“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赵师傅默默地抱走了大标语。

不久，关于兰洪发两幅大标语的故事就在厂里传开了。不过，他似乎忘记了墙角边那一幅大标语，仍然那么洒脱，沉迷在政治上先着一鞭的快感之中。

兰洪发观察、思考着新的政治形势。不到一个月，报纸上揭批“四人帮”的文章将造反两个字加上了引号，成了“造反”。兰洪发凭自己的政治悟性，立即开夜车写出一篇大字报，题目叫做《“造反派”是“四人帮”的社会基础》。

党小组长方医生看了兰洪发洋洋千言的大字报后，感到味不正，有些打击一大片，转移了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大方向，于是找到兰洪发说：“老兰啊，咱俩是老同学，看了你的大字报有些想法给你说说。我看不能笼统地讲造反派是‘四人帮’的社会基础，应作具体分析，不少运动之初的造反派后来却与林彪‘四人帮’进行斗争；而且，投靠‘四人帮’的人中，我看有的当初还是被造反的人呐！你自己不是由于支持学生静坐造工作团的反而一直自称是造反派吗？”

兰洪发的入党申请书上，老同学方医生是介绍人之一。他不能让方医生误解自己，于是连忙说：“不是那么回事！我当初对学生们的行动是反对的。我到静坐现场去劝告他们不要犯一九五七年右派斗争的错误，还与他们进行了辩论。嘿，老同学，我早料到有一天要清算造反派。”停了停他意犹未尽地又说：“老方，什么具体分析不具体分析，这几年我总结了一条：政治上要灵敏，在政治上‘左’比右好，叫做‘左’有益！”

方医生茫然无语。他想起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以后，在处室学习大会上兰洪发绘声绘色地介绍自己在省委门前如何支持学生静坐的情景，回忆起兰洪发在入党申请书上关于自己“革命造反”经历的详细叙述……他暗自叹息：“老兰得了政治健忘症了！”不禁摇摇头，不再言语。

三

一九七九年二月，厂党委在职工大会上传达了省委的一份平反文件，同时宣读了省委为任明平反的通知书。兰洪发听文件传达时还聚精会神，听通知后却耷拉下了头。这是咋回事？还得从任明说起。

任明在“文化大革命”之初是本市一所名牌大学《红卫兵》报的创始人，全市大专院校红卫兵中知名的笔杆子，一九六七年底毕业分配到机床厂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现在是厂技术中心的技术干部。

一九六七年初，上海以王洪文为首的“造反派”夺权之风席卷全国，各地群众组织为夺权分两派打内战，在江青“文攻武卫”口号鼓动下，文斗升级为武斗并越斗越烈，不少军队和地方老干部由于反对“支持一派压制一派”而惨遭迫害。

任明在这期间，与省市群众组织的上层人物和军队及地方的上层领导干部接触多，交往多，参与的事也多，是不少活动、事件的知情人。八月初，他在《红卫兵》报上发表声明，提出五大问题，指责省支左委员会主任是全省派性、武斗和迫害老干部的总根源。这个声明成了八月五日在支左委员会门前静坐的导火索和静坐声明的蓝本。

年底，任明离开学校到机床厂工作以后，坚持自己反对省支左委员会主任的立场。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他整理材料寄给党中央专案组，揭发这位主任是林彪的同伙。同时，他又将材料写成大字报张贴到省委。这时候，“主任”已被提拔到上级部门工作。初生牛犊不怕虎，任明丝毫没意识到自己面临着多大的危险。

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帮”以后，在揭批“四人帮”时，任明成了审查对象，事情发端于兰洪发。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初的一天上午，兰洪发在工厂大门口贴出了一张揭批“四人帮”的大字报：《请看变色龙真相》。大字报说任明是“我们身边的变色龙，先是造反动路线反的造反派，后又是与革命路线对着干的保皇派，是‘闹’字当头的不安定分子。”给任明列举了“攻击支左委员会”破坏“批林批孔”等多条罪状。

一些不明情况的人，为了表明积极投身揭批“四人帮”的态度，根据兰洪发大字报上几条似是而非的罪状，相继贴出大字报和大标语批任明。厂里的运动热闹了一阵子。兰洪发也活跃了一阵子。

一九七七年开春后，揭批运动进入清查阶段，厂党委把任明和厂里的几个群众组织头头列入“三种人”弄到南郊果园进行封闭审查。不久，厂党委得到省“清查办”逐级传下来的通知：任明与一件错案有关，予以保护，等待省委结论。任明不知内情，被封闭审查了几个月以后，又莫名其妙回到技术中心。他认为自己不能背起政治包袱工作，于是不断找厂党委，走访省、市、公司各级党委，要求组织上对自己的政治问题作出明确的结论。

终于在清查“四人帮”接近尾声时，省委发了平反文件，在政治上为任明作出了明确的结论。任明这才明白，自己的政治结论是和清查“四人帮”取得彻底胜利联系在一起的。

喜欢在政治运动开始时先着一鞭的兰洪发，听了任明的平反通知书后的第一反应是耷拉下了头。

事后，兰洪发通过关系了解到：在清查“四人帮”斗争中，查明原省支左委员会主任长期追随林彪、“四人帮”的事实，已被逮捕关进监狱。他交代运动后期准备逮捕一批人，一直坚持反对他的任明便在其中。

一天，兰洪发对老同学方医生发感慨：“政治问题不像经济问题和作风问题，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方医生沉思片刻，说：“我看关键不在于什么问题，而在于我们的心。心正，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心不正，是变成非，非变成是。”兰洪发无语。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