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着山沟大转移

钻着山沟大转移

王云峰同志是位和蔼可亲的大姐，年过七十，退休之前在中国科学院化学物理研究所工作。她是位身量不高，面目清秀，手脚利索，态度和蔼可亲的长者。在她温馨的居所里，我们说起了延安，说起了保小。此时此刻，王云峰同志一脸的温和天真，仿佛又回到她认为并不遥远的年岁。

王云峰同志说：

我是陕北清涧人，生于1939 年。我的父亲是位普通农家子弟，家里很贫穷。听说瓦窑堡（现为志丹县） 的富家子弟刘志丹带领穷人闹翻身，搞革命，就投奔了刘志丹，跟着他在陕北闹革命了。父亲跟我说起当年他们刚开始闹革命的时候，枪少人多，缺少武装，为了和老百姓有所区别，但凡参加了革命队伍的人，每个人腰里都别上一把扎裹着红绸布的小笤帚，样子很像盒子枪，看起来很威风。后来，这支革命队伍创立了陕北革命根据地，我父亲也跟随刘志丹来到了延安。在延安，我父亲认识了我的母亲刘香亭。我的母亲刘香亭是位1936 年奔赴陕北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她出身富家，人长得很是清秀漂亮。在她的影响下，我的舅舅也参加了革命，当了文书。这时，中央红军已经来到了延安，延安的革命气氛非常浓烈。

我出生之后就进了延安保育院，我的母亲也曾经在延安保育院工作过。

1946 年，国民党的王牌军胡宗南率部大举进攻延安，企图消灭我们的革命根据地。为了更好地战胜敌人，中央决定延安保育院和延安保小进行战略转移，准备撤离到山西。这时候妈妈刚刚生下弟弟不久，还在月子里，爸爸却早已上前线去了。命令下达以后，妈妈毫不犹豫地抱上弟弟，带上我，就跟着大家一起踏上艰苦的征程，快速撤离了延安。

一路上，我们跟随着大人走坡过河钻山沟。天上，有敌人的飞机疯狂地扫射追击，地上，有敌人的枪林弹雨在不停地射击追杀。老师们带领我们在山沟里巧妙地跟敌人周旋，不断地东躲西藏，竭力避开敌人的追击或封杀。因为妈妈曾经是延安保育院的工作人员，就立即投身到带领延安子弟的安全撤退工作中去了。为了不影响大家的路程，她毅然把弟弟丢在了那队装辎重和行李的毛驴筐中，任凭那毛驴驮着弟弟走山进沟，哪顾得上孩子是生是死。那时候，我年纪小，根本就不懂事，看到毛驴们听到枪声，吓得东倒西歪跌跌撞撞到处乱窜，感到很是新奇，根本不知道弟弟正是这样和毛驴经历生死，妈妈看到心里又该有多么难受。我只知道现在我跟妈妈在一起，虽然颠沛流离心里却很踏实，挺高兴。而妈妈这时却做了最坏的打算，她严肃地对我说：“云峰，你一定要记住，如果被人抓住，就说父母都是山里掏炭烧炭的，你是到山里来找他们的，千万不能说是从延安来的。”接着，母亲同其他的女老师一样，把并不长的头发挽起来做成个发髻，穿上老百姓的衣服，掩护着大家逃往山西。

在路上，我看见一些缺胳膊少腿的伤病员，据说是胡宗南部队溃败下来的。大人们说，看来我们的仗打得不错。撤离路上缺吃少喝，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被妈妈丢在筐里毛驴驮着的弟弟竟然奇迹般的活了下来，但是妈妈早已没有了奶水，她只好沿途向老百姓求助奶水或米汤。弟弟在老百姓的奶水米汤帮助下逐渐恢复了健康，而且跟着大家一起重新回到了延安。

坐落在杨家岭的延安第二保小，因为久无人烟，乱草疯长，显得破败不堪，非常萧条。老师们就带领着大家建校舍，搞卫生，重新步入正常的学习生活。妈妈回到延安就住进了中央医院，她因为长期营养不良，患上了严重的肝腹水。当时的中央医院各方面供应都相当困难，连青霉素都没有。母亲病入膏肓，在院医治无效，于1948 年去世。弟弟上了延安保育院，我上了延安保育小学，我们的生活都由公家管理。

我们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战争年代，许多革命前辈为了新中国，不得已沿途丢下了自己的子女，有的在1949 年后被找到了，有的却早已死去，有的再也没有了音讯。还有的家长为了寻找孩子，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实在令人痛惜。

我们是喝延河水长大的一代人，延安的小米养育了革命，养育了红军，也养育了革命军人的后代，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延安的。

新中国成立后，我和弟弟跟随父亲进了西安。我父亲在西安找了个老伴，她是杨虎城将军的部下，没儿没女，对我和弟弟如同己出，非常的好。我们一家住在小雁塔附近的干部大院，这个院子有不少人是来自延安的老干部。

在这里，我认识了我后来的爱人黄银泉。他的父亲之后被任命为甘肃武都地委书记，我的父亲也奉命来到甘肃兰州，担任某单位的领导干部。我那时在兰州中专读书，黄银泉也是个一心一意想上大学的高中生。他好学向上，性格开朗，却非常喜欢和我这个性格比较内向的女子来往，还给我写了情书。最终，我俩确立了恋爱关系。不久，兰州大学成立了现代物理系，缺少实验室辅助人员，于是决定从兰州所属的各中学抽调10 名品学兼优的高中生来担任这项工作，黄银泉也在其中。

我从学校毕业，也被分配到兰州大学物理系磁学教研组做实验工作。我和黄银泉1959 年结婚，夫妻感情和谐，生有一子一女。但是没想到我们婚姻的缘分不过五六年，黄银泉就因胃癌去世。我想，他的胃癌问题，应该是在20 世纪六十年代三年生活困难时期发生的。那时候，我家也和千千万万的中国家庭一样吃不饱肚子。一段时间，我也因为饥饿头发脱落，营养不良，月经都没有了。生活困难时期，男同志往往更加顾及自己的老婆孩子，默默苦着自己。黄银泉也是这样，总是说他胃痛，饭吃不多，硬是顶着，靠着，凑合着，希望能从自己的牙缝里给自己的老婆孩子多省下一点粮食来。可是，他却不知道自己就这样日积月累地患上了不治之症，年纪轻轻就撒手人寰，永远地离我们而去。

我的父亲年纪渐渐大了，作为革命老一辈，他常常告诉我说：“我们是党的人，是共产党给了我们幸福生活，千万不要忘记。你一定要加入共产党，跟着党好好干。”我懂得父亲的心思，一直老老实实的工作，默默地要求进步，还主动要求到贫困的康县参加社会教育，自觉改造自己的世界观。1976 年，我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现在，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幸福，我们遇上了好时代。胡锦涛总书记说：“要干干净净地做人”，温家宝总理说：“心里要始终装着人民。”我想，像我这样一个生在1949 年前，喝延河水和小米粥长大的人，虽然一生都过得很平常，也没有做出多大的贡献，但是却绝对不能、也绝对不会做出任何违背党和人民的事情，应当做个普普通通又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永远不要忘记人民。就像我们童年在延安唱的《吃饭歌》一样：“这些粮食是人民供给的，我们应当加倍努力，服从纪律，用心地努力学习，救国救民，吾辈天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