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题赠邢澍诗作及《与邢大令书》考述

第七节　钱大昕题赠邢澍诗作及《与邢大令书》考述

目前所见最早记述钱大昕和邢澍交游的文字是张廷济《顺安诗草》卷1《庚申上元后一日鉴止亭后轩对雪题邢师松林读书图》，廷济在“草堂还把水经笺”下注云:“师家桓水之阳，著《桓水考》，订正旧说。筑桓水草堂，嘉定钱竹汀詹事以八分署额。”庚申上元后一日，即嘉庆五年(1800年)正月十六日。也就是说两人的交游最迟也在嘉庆四年。

一、钱大昕题赠诗的写作背景

《潜研堂诗续集》(以下简称《续集》)卷10收录了钱大昕酬赠邢澍的九首诗作。依《续集》编排次序为:《晤邢长兴佺山即留宿官斋》、《题佺山松林读书图二首》、《谢太傅墓在长兴之三鸦冈见于〈太平寰宇记〉或疑墓当在建康佺山明府引〈南史·陈始兴王叔陵传〉证徙葬本末作辨一篇既确不可易矣阮芸台秦小岘诸君皆有诗予亦继作》(以下简称《谢太傅墓》)、《顾渚山行五首》。《续集》由钱大昭和瞿木夫按照写作时间先后编订而成。这几首诗均系在《辛酉新年作二首》和《顾渚山行五首》之间。《顾渚山行五首》，又收录在邢《志》中，并有诗《序》记述顾渚山行的时间在“辛酉三月二十六日”，即嘉庆六年，这也是9首诗的最晚创作时间。此外，邢《志》收录了竹汀先生集外诗《壬戌夏再至长兴宿鉴止亭赠佺山明府》2首。

《晤邢长兴佺山即留宿官斋》是一首七律，《县志》之《公署卷》均题作《辛酉暮春访佺山明府官斋留宿鉴止亭》，与《顾渚山行五首》当作于同一时间，即嘉庆六年三月。该诗记述了暮春时节，大昕、大昭从苏州过太湖到长兴时，看到长兴县境遍野桑麻、丰收在望的情景，热情称赞了邢澍不仅“六时不废读书声”，而且勤政爱民，不误农时，“文章政事真兼美”的仙吏生活，并对邢澍的品格给予了高度评价。

《题佺山松林读图书》是两首七言绝句。第一首，记述邢澍勤于著述，有“滚滚源泉万斛才”，公事闲暇之余，常寄函钱竹汀先生，谈论学问的事迹。第二首，称赞邢澍不仅文章可以和桐城派代表作家归有光相媲美，而且施政也像归有光当年治长兴时一样，能够体恤民情。

孙星衍有《邢佺山大令澍松林读书图》一首、张廷济有《庚申上元后一日鉴止亭后轩对雪题邢师松林读书图》、凌廷堪《校礼堂诗集》卷12嘉庆六年(1801年)有《题邢佺山同年读书松竹林图》、洪亮吉《更生斋诗》卷6有《邢大令澍松林读书图》。其中以孙星衍题诗最早，该诗下一题《转粟北河舟中即事口占十首》有“嫩绿风吹上柳枝”句，并在“鼠姑时节已持蟹”下注云“北河春夏蟹螯已肥”;再下一题为《己巳年七月五日》。

从这两诗写作时间推断，孙星衍的题诗应在嘉庆己巳四年(1799年)春夏，也说明《松林读书图》可能绘作于该年。孙星衍曾和邢澍合撰《寰宇访碑录》12卷，刊于嘉庆七年(1802年)。张廷济的题诗在嘉庆五年。凌廷堪题诗，从下一题“辛酉春”所作诗推断，当作于嘉庆六年春。洪亮吉题诗前六题为《癸亥元日影堂祀先感赋》，前一题为《二十五日雨中同三上人至红梅阁探梅小憩》，下一题为《二月十七日早至凌江阁》。从诗的系年推断，洪的题诗应作于嘉庆八年(1803年)二月。大概松林读书图绘成后，邢澍曾向友人征诗，时间在嘉庆四年至嘉庆八年之间。

《谢太傅墓》七言绝句，共5首。此诗除见于《续集》卷10外，又见录邢《志》之《陵墓卷》。参见附录一。嘉庆三年春，邢澍携友人至长兴三鸦冈，勘访谢安墓。邢澍据《南史》卷65《陈始兴王叔陵传》、颜真卿《石柱记》、张文规《吴兴杂录》、胡宿《文恭集》，以及长兴谢公塘、谢公乡等地名，撰成《长兴谢文靖公墓考》。竹汀先生诗分为三层:“一局”至“清谈谤”，叙述谢安大破前秦王苻坚，保卫国家的伟业和逍遥自在的生活事迹。“白鸡”至结尾，叙述谢夷吾迁葬谢安墓于三鸦冈，颜真卿引《吴兴杂录》考证墓的变迁过程，追忆宋仁宗时期湖州知州胡宿《乞为太傅谢安置守冢及禁樵采表》的事迹，赞扬邢澍考订谢安墓、广西巡抚谢启昆(字蕴山)重修谢太傅庙的盛举。

阮元题诗《谢太傅墓》，也收在邢《志》之《陵墓卷》中，《研经室集》未收录。秦瀛题诗是两首七律，两部《县志·陵墓》均题名《嘉庆三年长兴邢明府考证谢太傅墓并为葺复诗以志事》，《小岘山人诗集》卷12只收了其中第二首，题名《谢太傅祠》，下隔一题为《岁暮言怀二首》，上一题《简周松蔼先生二首》有“岁晚停驻海上城”句，前数题为《十二月十九日祀苏文忠》一诗，“岁暮”、“岁晚”是指同一年年末腊月下旬。那么究竟是何年腊月?我们发现《简周松蔼先生二首》上一题《送陈仲鱼会试》有“今年秋榜发佳士”句。陈仲鱼，字鳣，浙江海宁人，嘉庆三年秋榜举人。据此“岁暮”、“岁晚”应是嘉庆三年(1898年)腊月下旬送陈鳣去京会试时，秦瀛《谢太傅祠》当作于此时。

张廷济《邢佺山房师(澍)新葺谢文靖公祠墓》三首，见《顺安诗草》卷1、两部《县志》之《陵墓卷》。张在第三首“东阁初登日，今经又二年。因乘诗酒兴，为话山水缘”下自注云:“戊午冬，廷济诣长兴官署，师出示《谢文靖公墓考》。”张廷济与陈仲鱼是嘉庆戊午三年同榜举人，邢澍任同考官，荐张廷济为第一名，“东阁初登日”即指乡试一事。张廷济诗注，说明邢澍考订一文作于嘉庆三年;“东阁初登日，今经又二年”，点明张廷济诗作于嘉庆五年(1800年)。

凌廷堪，字次仲，安徽歙县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进士，与邢澍情同一室，尝言一生得阮元、邢澍资助最多。凌廷堪《校礼堂诗集》卷12辛酉年诗有《长兴三鸦冈谢太傅墓岁久渐湮邢佺山同年捐俸葺之并为考见示征诗漫赋一律》，该诗上隔一题为《晚桂》，下即壬戌年诗。从前后两首诗的时间判断，凌廷堪的题诗应作于嘉庆六年冬。又据凌氏“为考见示征诗”的记述，邢澍考订谢安墓一文撰成后曾向友人征诗，阮元、秦瀛等人的题诗也应作于嘉庆五、六年。陈鳣《长兴邢明府重修谢太傅墓》，见两部《县志》之《陵墓卷》，《河庄诗钞》未录。吴兰庭《长兴邢明府重修谢太傅祠墓》也见两部《县志》之《陵墓卷》，《胥石诗存》未录。

《题顾渚春游图(并序)》是五首七言绝句，又见两部《县志》之《山》，《续集》没有诗序。前文已有论述，此处不赘。

《壬戌夏再至长兴宿鉴止亭赠佺山明府》系七言歌行，共16句，作于嘉庆七年夏，收录在两部《县志》之《公署卷》，《潜研堂诗续集》未录。参见附录一。“再至长兴”，证明是继去年春天之后第二次来。邢澍《重修长兴县志序》云:“壬戌之岁，始延请嘉定宫詹钱辛楣先生至署，稽旧之失，汰旧之繁，增旧之阙，订旧之讹。”《序》说得很清楚，首次延请竹汀先生总修县志是在嘉庆七年(1802年)夏。《瞿木夫先生自订年谱》也说嘉庆七年壬戌“九月复随外舅往长兴，与邢明府商订修《县志》，嘱余佐辑，道出南浔”。又《十驾斋养新录》卷14《潏水集》条记载:“嘉庆壬戌重阳后三日，访佺山大令于雉城官署，乞宿东斋。”嘉庆七年九月十二日，大昕和大昭在瞿木夫陪同下再次到长兴，大昕数日后去吴兴南浔镇，大昭、木夫协助邢澍纂辑《县志》。在竹汀先生眼中，邢澍既是“水精帘外无留牍”的良吏，更是“才兼八半方成富，业可千秋不自尊”的学者，邢澍不仅是治学严谨的学者，更是“翰墨香中数举杯”的风流诗人。“关右遗文”在这里特指邢澍的《关右经籍考》，该书由章学诚发凡起例，洪亮吉作序，是一部关于秦陇著述的目录学著作，可参看前文《邢澍著述考录》。

竹汀先生重阳节后至长兴一事，钱东壁、钱东塾《钱竹汀先生行述》(以下简称《行述》)记述说:“前年(壬戌)秋冬间，长兴县令邢公澍议辑《县志》，嘱府君及叔父为总修。叔父因馆长城，偕公邢公商榷志书条例。府君于课士之暇，泛舟笤溪，留邢公署斋数日，与叔父联床笑语，至夜分不寐。叔父取眉山故事，绘《对床风雨图》。府君以老年兄弟，姜被重温，为天伦乐事。图成得句，题于卷端。”《行述》的这段文字主要叙述了两件事:其一，嘉庆七年秋冬间，邢澍延请竹汀、可庐兄弟总修《县志》。其二，可庐作《对床风雨图》，竹汀题诗卷端。《行述》所云前年秋冬间指嘉庆七年九月中下旬，与《瞿木夫年谱》、《十驾斋养新录》所记应是同一件事。有意思的是，钱庆曾《竹汀居士年谱续编》记述事迹的文字几乎和《行述》完全一致，但却把时间系在了辛酉六年。东壁、东塾是竹汀先生的儿子，庆曾是竹汀先生曾孙。

检讨有关文献，钱庆曾的记述是不准确的。其一，据邢澍《县志序》，首次延请竹汀先生编修《县志》是在嘉庆七年夏，嘉庆六年暮春邀请竹汀来长兴主要是游览顾渚山，谈论《县志》仅余事而已，正式编订是在次年。其二，诗的首句就说“扁舟偶到雉山城”，如果是为《县志》编纂有备而来，也就不会说是“偶到”了，而且《晤邢长兴佺山即留宿官斋》也没有提到编纂一事。其三，《续集》将竹汀先生《题可庐对床风雨图》系在《癸亥新春二首》之后，癸亥即嘉庆八年。可庐在嘉庆七年九月中旬到长兴，一直到年末才离开长兴，《对床风雨图》当作于嘉庆八年春节前后，竹汀题诗当在新年正月，《续集》系年确不可易，不可能如《行述》所言是在嘉庆六年。另外《行述》主要考虑到叙事的连贯性和完整性，也把两件事都系在嘉庆七年秋冬时期，并非考虑时间的先后问题，所以记事也就比较粗糙，不够审慎。

二、钱大昕《与邢大令书》

《与邢大令书》，四部丛刊本《潜研堂文集》及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均未见录。1938年天水冯国瑞先生编辑邢澍诗文集《守雅堂稿辑存》时，附录在卷1《跋晋书束皙传》文尾，遗憾的是冯先生没有注明辑自何处，多少留有缺憾。《与邢大令书》见后附录部分。

由于相关文献的缺失，我们无从考订手札的具体写作背景，但根据邢澍《跋晋书束皙传》和手札“前读大制题跋，于束皙论曲水流觞事”分析，邢澍《跋》文写好后呈寄钱大昕，大昕方有此函。按理说邢澍也应附有一份信函，今天已经无从知晓了。邢澍《跋》中说“余欲撰《晋书辨惑》，将取其虚妄者一一祛之，而姑以此为先声焉”，于是大昕信中说“兹读大制，知有《晋书辨惑》之举，窃幸先得我心”，“大昕尝病《晋史》芜杂挂漏，甚于它史……疻痏百出，于鄙著《考异》中多所驳正”，并就《束皙传》、《戴洋传》、《地理志》的谬误列举一二，其内容与《廿二史考异》所录文字基本相同。《考异》于嘉庆二年(1797年)全部刊出，钱大昕先生此函手札应作于嘉庆二年之后。

钱大昕所说“《汉书》‘疏广’字本不作‘疎’”，这是正确的。据《汉书》:疏广，汉宣帝时东海兰陵人，受《春秋》于孟喜，征为博士太中大夫，后任太子太傅。告老还乡，公卿大夫故人送于东都门，“或叹息为之泣下”。《晋书》作“疎广”是错误的。《晋书》云:束皙乃“汉太子太傅疎广之后也。王莽末，广曾孙孟达避难，自东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疏之足，遂改姓焉。”钱大昕认为束晳先祖疎广应作疏广，《晋书》作疎广是错误的。

关于大昕先生信函中论述《地理志》中南、北地名的问题，这里再做点补充。南北青州的设立，《宋书》卷36《州郡志二》记载:青州“治临淄，江左侨立，治广陵。安帝义熙五年，平广固，北青州刺史治东阳城，而侨立南青州如故。”晋安帝义熙四年(409年)四月，刘裕从建康(今南京市)出发北伐，次年二月攻下广固(今山东青州西北)，设立北青州，治东阳(今山东省益都县)，侨立南青州，治广陵(今扬州市)。钱大昕信中所言“义熙恢复故土”即指此事。关于南北徐州的设立时间，《宋书》卷35《州郡志一》云:“安帝义熙七年，始分淮北为北徐”，“武帝永初二年，加徐州曰南徐”，“文帝元嘉八年，更以江北为南兖州，江南为南徐州”。说明北徐州治今江苏徐州市，是在晋安帝义熙七年(412年)设立的，而南徐州治今江苏镇江市，则初设于武帝永初二年(421年)。南兖州治今扬州市，初设于宋文帝元嘉八年(431年)，并重新划定以江南为南徐州。《宋书》的记述进一步证实钱大昕的论断为不刊之论。

大昕先生信中所言“《古文苑》九卷之本”，是指南宋淳熙韩元吉所编九卷本，绍兴间章樵为之注释。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23《集部》别集类:《古文苑》有21卷宋刻本，9卷影钞宋本。我们不清楚钱辛楣先生所说“闻已付梓”的9卷本为何人所刊。又信中所说“荛圃本亦无异同”，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卷10《集部》云:“《古文苑》残本四卷，宋本。”黄又云:“宋本《古文苑》有注本，向于小读书堆见之，亦不全本。……此四卷奇零之本，比诸空山落叶，行将付烧茶铛矣。不知何人拾来庋之五研楼，楼头人去，杂诸破纸堆中……余因检书，排比卷数，仅存四十七番。”黄丕烈只谈到宋残本《古文苑》的得书经过，并没有提到自己整理的情况。邢澍《跋古文苑》说:“闻吴门黄氏有原印婺州本，惜乎未之见也。”佺山先生也只是听说而已，并没有见到黄丕烈的《古文苑》刻本，大昕先生所说荛圃本不得其详，尚待同仁进一步钩稽考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