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带头作最后的贡献

她带头作最后的贡献——一个献遗体的故事

1982年2月12日的下午，在上海第一医学院教研大楼一间解剖室的手术台上，静静地躺着一具遗体，她叫杨文艳。从她面容上看，没有丝毫被病痛折磨的迹象，就仿佛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作短暂而安静的休憩。然而，她确实已在头一天与世长辞，永远离开了我们。

在她的遗体周围，没有一副挽联，没有一个花圈。她的丈夫、子女，厂党委书记、厂长、工会主席和时任她科室领导的我，以及医学院相关领导、教研老师等十余人，为她举行一次简短的送别仪式，以寄托对逝者的哀思和崇敬。

杨文艳同志是上棉十五厂总务科保健站的一位老医务人员。因患结核性脓胸症，长期卧床不起十余年，与疾病作顽强斗争。辞世前，又嘱咐家属将2000元存款转送给上海市福利机构。更难能可贵的是，她自觉地要求无条件地奉献遗体，用于医疗科研事业，作最后的贡献。

早在1972年，她第一次住院时，同病房中的十几位与她患同样疾病的病友，都因治疗无效先后离开了人间。原因就是找不到病灶根源。有一天，在丈夫陪伴下，躺在病床上的她对丈夫说：“我有件事，想同你商量。”丈夫连忙回答：“我们夫妻20多年，你我之间从来没讲过一句重话，何必讲商量，有什么要求，我都办到。”

于是，杨文艳把心中长期思考的意愿，直接尽情地向丈夫倾吐。她说：“我生这种病十几年，治疗了十几年，痛苦了十几年。这次是没有希望出院回家了……”她沉思了一会，然后说：“虽然我只是一个厂医，我知道，医学解剖是最好的医学实践。这种病必须要为医生提供生理解剖条件，找出病源，对症下药，才能让一些病人留下来、活下去。这是我最后一个唯一的心愿……”丈夫已明白了妻子的愿望，不由眼圈泛红。杨文艳边说边用目光注视着丈夫。她坚定地说：“你要支持我，就像报纸上报道消息倡导中说的，我要献遗体！”

丈夫掏出手帕拭泪，故意不直接正面回答。杨文艳失望地摇头，说：“是不是上报纸的人是知名人士，我是个普通的人？医院不肯接受我！你得替我想办法！”

丈夫怕她过于激动，为了制止她再讲下去，便安慰她：“你不要胡思乱想。文艳，你会好的。你要回家去，我需要你，儿子需要你，女儿需要你呀……其他的要求我都能依你，就是献遗体，我不忍！不能。”

杨文艳听罢，闭上眼睛再不言语。泪水顺着眼角，滴在枕头上，阴湿了一大片。

过了些日子，杨文艳的病情开始恶化，骤然出现异常，呼吸急促。由于大脑缺氧，处于休克状态。经过值班医师抢救，很快苏醒过来。她向丈夫示意，要分别单独和女儿、儿子谈话。下班来探视母亲的女儿、上海客车厂工艺科年轻的中共党员晓文被唤到病榻前，倾听妈妈断断续续讲。开始，她把母亲转弯抹角的话当作一粒粒珍珠，用听觉串成一条情感的项链。听着母亲话锋的转向，令她再也抑制不住，放声痛哭起来，泣不成声地扑在妈妈的怀里抽噎着……

在上棉三十厂工作的儿子、共青团员晓礼也来到病床前。他把耳朵俯在妈妈嘴边，仔细听妈妈忍着病痛吐出轻微的、几乎是一个单词一个单词的话语。她说：“我要——献遗体——供——科——研——用。你——要——想——得——通——支——持——妈妈……”儿子听罢一惊，顿时语塞，无法回应母亲突如其来表达的遗愿。但他想起不久前妈妈对他和姐姐曾经说过：“我生病十几年，国家为我花的钱成千上万，我没对国家作多少贡献，实在过意不去。我虽然没有惊人的贡献，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做实实在在的人，还是可以的。”他敏捷地分析，母亲的这番表达并非随意心血来潮，是深思熟虑的肺腑之言，更不是要换取荣誉。

他再也抑制不住感情，勉强地点头哽噎说：“好妈妈，你的想法，就是我们的想法。我和爸爸、姐姐商量，一定照办。”杨文艳微微一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闭上了双目休息。

1月17日下午，杨文艳像一盏即将熄灭的灯，不时暴出明亮的火花。她要丈夫、女儿和儿子取来纸和笔，伴着手势断断续续交代：一，将她经手存在银行、当时来说为数不小的2000元人民币，悉数捐赠给社会福利事业；儿女婚事，要自力更生简办。二，死后，遗体献给国家医学研究使用。三，丧事从俭。不开追悼会，不收花圈和寿幛。

高尚但并不复杂的三条遗嘱，杨文艳竟口授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她要女儿把她扶起来签字。一位与病魔斗争了十几年的垂危病人，握笔重如千斤。她终于艰难地一笔一画、庄重地写下杨文艳三个字，并要求上交领导作证。

29日，厂部领导再次前往医院探望她。此时的杨文艳已奄奄一息，讲不出话来。厂领导对她说，你的信党委已经收到，你说的三条是崇高的，同志们很钦佩，大家支持你。全厂4000多名职工向你学习，这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杨文艳闭目静听后，笑了，笑得异常开朗，几乎忘记自身的病痛和死神的即将降临。停了好一会，她缓过气来，以极其微弱的声音，说了两个字：“谢谢！”

到了2月10日，她再也讲不出一句完整的话，稍有清醒时，依然喃喃地重复“三点……三点”。2月11日上午，杨文艳同志离开人间。病房医护人员和病友，无不为之动容。

一位普普通通的工厂保健站医务工作者，自愿献遗体用于科研，实属罕见，震撼厂内外。于是，我作为她的领导，当即写了一篇通讯稿，分别寄给《解放日报》、《文汇报》和《新民晚报》；《青年报》则与我合写了一篇专题报道；《大众卫生报》约我写了一篇杂谈《最后的贡献》发表。

行笔今日，事情发生恰逢30年整，当年杨文艳在家人支持下，经市卫生局批准献遗体的过程，又呈现眼前。他们一家冲破封建迷信和世俗偏见，抵制外界冷嘲热讽的“不可思议”，为社会树立了榜样。正如她子女当时对我说的：母亲献遗体，给我们换得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30年来社会见证着这笔财富的不断增值。受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大环境变迁的熏陶，前年，我的一个连襟的汉族父亲，90寿限安然寿终，老人家执意献遗体供医学研究造福人类，就是最佳的现实证明。

201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