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林寺匆匆一过，折至登封县午餐之后，人分两路，一路去中岳庙与嵩阳书院，一路去看发掘中的阳城遗址和观星台。二者不可得兼，只能取其一。我选择了前者。我的理论是：“我来游览，览胜自重于探古；古城遗址的探寻，还是留给考古学家去做吧。”既游之后，我以为我的选择是明智的。
中岳庙的气势，比少林寺雄伟不知多少，占地面积有三十七万平方米，尽管游人亦复不少，而被吞吐于此庞然巨构中，绝无拥塞之感。豫中数日游，今天方感天地广阔，心情为之一畅。五岳盛名，儿时读地理书即已景仰，愧行路少甚，未曾探过一岳。今以老年，得登居天地之中的中岳嵩山，见峰峦之秀伟，感人文之茂华，不亦快哉！
现存的中岳庙，说是乾隆所重修，其设计与布局仿北京故宫，这就难怪乎气势之雄伟，规模之宏大，与结构之谨严了。加以山峦起伏，更增雄壮之感。中国传统的自然观是天人合一。天人相通，天人感应，以天道治理人世，以人道譬诸天道。天不变道亦不变，帝王受命于天，作之君，作之师，服从帝王即是服从上天。表现在居室上，帝王居就是天神居。把故宫的建筑搬到中岳庙来，自是顺理成章之事。入故宫，天下王臣规行矩步，只有自感渺小，而爱新觉罗氏则硕大无朋，真的是君临天下了。中岳庙如同故宫，居停主人由爱新觉罗氏换成了中岳之神天中王，二者如一。天人相通，也表现于此。天神也好，受命于天的帝王也好，都没有想到，天道与人道俱变，换了天，换了地，也换了人间，所谓万世不变的天人相通的自然观，只留待思想史家和哲学家去研究了。爱新觉罗氏被赶出紫禁城，天中王留住中岳庙，两处皆成游览胜地，天中王迁居自是大可不必之事。不但天中王不必迁居，还留着几个道士供奉香火，这也无损于社会主义现实。
于此，我想到了对道教的研究。道教是我们的土特产，对我们国家各方面的历史影响，可供研究之处甚多。这些年来，我们未曾注意于此。对外来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有专业研究人员，唯独对于道教的研究，或研究人员极少，或竟付阙如。这不能不说是件可憾之事。前几年，一位著名的法国研究道教学者Kristofer Schipper（中文名施博尔，字舟人）教授来华，我在上海接待他。一周之中，日夕过从，他对道教研究入迷，言谈举止，无处不道。谈起中国文化社会生活各方面，他都举出道教的影响。看戏，他能指出某些音符是道教音乐。去上海博物馆参观，这个博物馆是以收藏陈列青铜器、陶瓷和绘画驰名的，他只看绘画馆，又只注意与道教有关的绘画，提出要看元朝道士黄公望的画，馆中人为他从仓库里找了出来，他高兴得发狂。而每看到其他画上有着道士衣人物或题句中有道家语者，他都非常自得地指给我看。请他游玉佛寺，他说佛教地方不去，急急要去城隍庙。当时城隍庙尚未修复，他站在毁坏了的大殿中叹息不已，说是修复之后他一定送一个匾。在苏州游玄妙观，他站在那里简直不肯走了。其时玄妙观大殿系新华书店仓库，他是旁若无人，一直走了进去。在北京，夏鼐先生已经对他说了，玄妙观即将修复，他才没有发表更多的意见。
入迷程度如此，而来源于苦学。他是在台湾学道教的。他感到在研究院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便去拜了一个道士作师傅，苦学数年，得以有成。一部道藏，他细心研究过。
施舟人教授无处不道的说法，自然有所夸张，但却不能否定道教的影响。这就须得去研究。就拿中岳庙里说吧，这里有一座“中岳嵩高灵庙之碑”，系北魏文成帝太安二年所立，是嵩山最古老的碑刻，碑文是嵩山著名道士寇谦之写的。对于寇谦之，陈寅恪先生就作了很好的研究，留下极有价值的论文，指出当时字号为“之”都与道教有关。可惜的是，多年以来，我们的确忽略了对道教的研究。研究道教史的专家不多，历史学家、思想史文化史研究家也很少研究历史上道教对文化思想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倒是有些化学家，因为研究道士炼丹的关系，而和道教研究有些瓜葛，致使这方面的研究没有全成空白。施舟人先生提醒我们应该注意研究道教是有道理的。
中岳庙巍巍立于嵩山，供人游览自然是好事，对道教及其有关事物的研究，更应急速建立。这项学问，看来我们已经落后于有些国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蔡元培在法国，他写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名曰《学风杂志发刊词》。文章列举属于中国人本应研究而为外人占先的各个门类，发表了沉痛的看法：“且使吾人姑退一步，不遽责以如彼欧人能扩其学术之程度，则吾人益将无地以自容。例如中国之地质，吾人未之测绘也，而德人李希和为之。中国之宗教，吾人未之博考，而荷兰人格罗为之。中国之古物，吾人未能为有系统之研究也，而法人沙望、英人劳斐为之。中国之美术史，吾人未之试为也，而英人布绥尔爱铿、法人白罗克、德人孟德堡为之。中国古代之饰文，吾人未之疏证也，而德人贺斯曼及瑞士人谟脱为之。中国之地理，吾人未能准科学之律贯以记录之也，而法人若可侣为之。西藏之地理风俗及古物，吾人未之详考也，而瑞典人海丁竭二十余年之力，考察而记录之。辛亥之革命，吾人尚未有原原本本之记述也，法人法什乃为之。其他数世界地理，世界文明史，世界文学史，世界哲学史，莫不有中国一部分焉，庖人不治庖，尸祝越俎而代之，使吾人而尚自命为世界之分子者，宁得不自愧乎？”（新潮社编辑《蔡孑民先生言行录》页三六二至三六三）蔡元培这种自愧之情，正是具有高度责任心的民族感情的表现。当然，他并没有了解到，庖人不治庖，并非全由缺乏志气与能力，实与当时的社会条件有关，而在有些部门中为人越俎，乃是外国利用了侵略中国条件所造成。今天，离蔡元培写这篇文章，七十年过去了，许多部门研究工作情况业已大变，但绝不能自满，我们应该做蔡元培那样的有心人。道教研究自是比较特殊的例子，但应触类旁及。
一九八三年
今日重校此篇十一年前所写之文，读所引蔡元培先生一段话，感慨丛生，几欲一哭。如果蔡元培活到今日，看见对文化的不重视，学术研究几乎不能维持，不知他会写出什么样的话来。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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