豁达大度谢文炳先生

去年某日，突然收到四川大学寄来谢师文炳讣告。虽然谢师已近望九高龄，但他身体一向极为健康，多年来一直坚持锻炼，每天早晨在校园跑步，洗冷水浴，只是在近年才改跑步为散步。我总以为以文炳先生的体质和他豁达大度的心胸，期颐之年，可以预卜。讣告寄来，使我吃惊。收到讣告之时，正是举行追悼会的日子，急忙向先生子女发一唁电，遥望南天，深深一拜。

在课堂上从谢先生学，大约不过数周。那是在一九四二年，先生应其早年清华留美预备学堂同学梅贻宝校长之邀，由武汉大学转入燕京大学外语系任教授，先生所教课程排在高年级，大一英语（所谓Freshman English）多由较年轻的教师任之；但由于一时教师分配不足，先生短期代授大一英语一班，数周之后，我班英语就改由一位英国女士来教了。但是，我读先生的文学作品则远在此之前，认识先生亦在此之前，私淑先生久矣。先生不教我班之后，我自然仍师事先生，先生其时住在校中一平房，我经常到先生家去。先生以为孺子可教，复因我知友刘芃如为先生高弟，我的一位堂姐早年从先生学毕业，先生也就亲切和易待我。先生在武汉大学任教之前，本多年执教四川大学，既从武汉大学所在的乐山回到了成都，四川大学说什么也要把先生请回去，先生仅在燕京一年，就回到了川大。尽管如此，我还是从先生游。先生所以教我者良多，而于做人品德，私心更以先生为楷模。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离川四十余年，音问少通，但未尝一日忘先生之德，间从旧友处知先生消息一二，先生亦不弃在远，时有所询。今日执笔写此回忆文字，往事涌集，心不能平静。

先生湖北人，生长农家，所以从小能游水，至老犹优为之。在北京入清华留美预留学堂，当在十余岁时。潘光旦、罗隆基、闻一多先生，均为同班。五四运动爆发，先生参与其间，极为活跃。参与五四运动的学生主力在北大，时文记载，似乎很少提到清华。去年，和谢先生在清华同班的我的老姐夫（一位著名科学家）对我说，清华学生多数都参加了五四运动，我的老姐夫当时就是一个小队长。游行到了天安门之后，军警独把清华学生赶进了天安门内，封闭不准出。后来方知，是因为要抓人了，军警上级有令，不准抓清华学生。为什么？当时政要和军阀子弟多有在清华读书者，如曹汝霖之子就是清华学生，军警当局怕抓清华学生而误及军政要人子弟，故有此举。等到在外面抓完了学生，才把清华队伍从天安门内放出来。此事前所未闻，录之以备考核。一九八五年我回成都时，往谒谢文炳先生。先生对我说得最多的，就是他正在写的关于反映五四运动的小说。以八十余岁高龄，为我叙当年事，兴奋之状可见，赤子之心显露无遗。先生说：“现在只有我能写关于五四运动的小说了。”接着说：“我一定要把它写成。”当时听了，我高兴之极，为先生庆，为先生贺。去年十一月返川，这次是去悼先生亡灵了。先生长女说：小说完成了大部分，其一部分曾分载于《四川文艺》。

先生在清华毕业后，即赴美留学，入斯坦福大学，治西洋文学。学成归国，当在二十年代末。此后将近六十年间，执教全国各大学，时或只专任教授，时或兼任外国文学系主任，培育英才无计，耄耋之年，犹指导博士研究生不绝。于外国文学、语言教育与研究之功，先生当居前列。

教学之余，先生亦操写作。早年多写小说，多数发表在《东方杂志》。散文写作，亦为所长。抗战初期，亦写文艺论文及杂文。国内文学界与先生相交者甚多，而相知最深者为诗人朱湘。前两年，文学界搜求朱湘事绩，整理朱湘诗作，曾见先生知友、希腊文学专家罗念生先生发表一文，述为此事与文炳先生书信往还之内容。

犹记一事。初入大学，我和几个原在中学的同学，不知天高地厚，一时兴起，凑钱办起一个文学刊物，定名《文心》月刊。我向先生求教，并请写稿。先生从办刊物的经验之道，娓娓予以指示，并热情支援稿件，当即出其旧作长篇小说《诗亡》付我，还交与短篇小说一，题名《小白脸派的哲学》。一时名家，而不介意几个无名小卒办的无名刊物，先生的风格可称高矣。“诗亡然后春秋作”，先生这部长篇，写的是留学生生活史。《小白脸派的哲学》接近于速写，实指其人。可惜这个刊物只办了三期即行夭折，连带《诗亡》也中断发表。后来知道，《诗亡》于成都解放之前，在当地报纸连载发表了全文。

先生与四川关系最深，远厚于其与故乡湖北。张澜先生创办成都大学之时，先生即受聘任教。也就是在成都大学任教期间，得识师母，后结婚。时师母就读于成都大学体育系。抗战军兴，先生再度入川，任教于四川大学。此后五十年，竟终老于斯土，一九五七年大难之不免，亦在斯土，四川于先生为祸兮福兮，非吾所能言也。

先生为人随和，无论对谁，绝无半点架子，与学生和后辈接，言谈之际，无不可与言。先生豁达大度，从不与人计是非短长。学者名流与之相交，附庸风雅的士大夫辈亦争相接，青年后辈更愿与先生相处，先生均执其本貌，倾诚与谈，无一丝矫揉造作。人皆称先生为大好人。吴廷璆先生对我说：“谢先生的青年朋友真多。”

我从先生游之时，先生上有父亲，下多子女。父亲已届高年，质朴如农民；子女或入中学，或在童稚。以先生一人教书所入，维持十口左右的生计，其艰难有非人所能想像者。而先生不事生计，一切听之自然，言谈笑语，未尝以生活之苦为忧。教学研究不辍，写作不停，日常坐坐茶馆，有时还喜打打小麻将，输赢亦非所计。家中一切全靠师母一人操劳，一人总管，以贤而慧的师母，真不惮其劳了。自然，这样的生计实在难以支持，先生重返川大之后，住城之东门外校内，乃不得不去西城外的光华大学兼课，东西远途，步行来去，在光华大学住一夜，其劳可知。先生仍不改其乐，高声谈笑，声传室外。先生本富藏书，书多英文原版名著，几年之间，忍痛变卖不少。其时学人之难可知矣。

据我所知，除去早年，先生思想最活跃者在两个时期。其一为抗战初起，成都文协（全称应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成立前后，先生本其爱国热情，奔走斯会，为创始人之一；以其文学才能，办刊物，写文章，参加会议，不遗余力。成都文协的会刊《笔阵》，即先生所命名。当时与先生共为成都文协领导之骨干者，有李劼人、何其芳、萧军、周文、卞之琳、罗念生诸先生。后来何、萧、周、卞诸君均赴陕北，李劼老则忙于所创嘉乐纸厂工作，有时不在成都，先生与罗念生先生（亦任教川大）随川大迁峨眉，后先生又转乐山执教武大，成都文协工作稍有沉寂。迄叶圣老（陶）定居成都，与李劼老及陈白尘、黄药眠、叶丁易、陈翔鹤诸位共同主持成都文协，工作再起活跃，先生亦热心参与，时从城外赶来参加会议。而当时民主运动勃兴，先生亦时签名于求民主之宣言中。

其二则在成都解放前后。这时我早已离川，后闻旧友言，先生于成都解放前夕加入中国共产党，除了教书，写文章，更做地下工作。成都解放，先生任四川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后任副校长。在此期间，其思想之活跃，工作之辛劳，故友时为我道之。

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之际，忽然在《人民日报》见一消息，谓先生为“大右派”，略忆其“罪行”似是“不听党的领导”。我大惊不能信。再觅《四川日报》，所载划先生为“右派”之消息，刊第一版头条，洋洋乎一篇大文章，不仅现在记不起是些什么内容，即在当时，也不明白究竟说了些什么。尽管我预料到以先生的豁达大度，对此会处之泰然，但总不免想到一桩往事，以为如果当年先生离川而去，或可侥幸免遭此难。那是一九四六年夏天，我将东下，谒先生辞行，先生表示亦有离川之意，只是以家累太重而有行路难之叹。当时先生即写一信，嘱到上海后往访李健吾先生。李先生为先生在暨南大学教书时旧同事。先生在信中表示，如有可能愿到上海，请李先生代为之谋。此事没有着落，其实即使能成，先生也未必能成行。我设想离川或能幸免“右派”之难，其实只是求安慰之幻想而已。

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后，果然处之泰然，照常生活教书。“文革”一起，再受灾难，据说成了四川大学“牛鬼蛇神队”的引人注目人物，每天以先生排头带领“队员”列队打扫校园。我也可以想像得到，先生内心也许还是很平静。至于体力劳动，对于先生，更不会以为苦了。一九七九年与一九八五年，我两次返川，先生对于他多年来的遭遇，只字未谈，我也未曾以此请问。不但如此，即使在“四人帮”覆灭以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人们争相为过去的不平待遇奔走，先生尽管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兴致高昂，而于自己的遭遇与生活待遇，仍然淡然对待，丝毫不热衷。即以住房而论，十年来，先生始终住在一般教工宿舍的楼房底层，未曾“乔迁”。于名利，淡如也；于个人生活待遇，从不措意；先生一生，正是这种学人本色。

于先生为稍前一辈的著名学者吴雨僧宓先生曾对我说：“川大外文系诸教授中，依我看，学问最高者为谢文炳。”时川大外文系教授中之负盛名者众，雨僧先生作此评价，可见如何看重文炳先生了。比起雨僧先生遭际，文炳先生有所不同。雨僧先生不为人所了解，他也不了解这个世界和人，在寂寞中踽踽独行，度过一生，而于“文革”被残酷折磨至腿折目失明。文炳先生思想随时代以前进，积极热情地投身于生活与斗争，为人随和，爱社会，爱青年，于己则恬淡寡欲，与世无争，而终不免于陷身世事争斗中，虽未被折磨至死，而亦寂寞以去，悲夫，学人也。

一九九〇年一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