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叶君健先生有一段短浅的缘分。
时在一九四一年，我做了叶先生的学生。一九四一年秋季开学，我入重庆中央大学，为一年级新生。重庆时遭日本飞机轰炸，所谓秋季开学，已经不是在正常情况下的九月份，而是雾季将到的十月了。暑假开始的日期在“七七”以后，结束在“九一八”以后，中国真和日本侵略结了不解之缘。及至一九四二年初，我就离开了中央大学。我做叶先生的学生，只有三个多月的短时间。
中央大学校本部在沙坪坝，一年级在离沙坪坝十余里的小镇柏溪。一年级的课程，几乎都是必修，没有选修的余地。一年级英语有好些班，那是以入学后按重新考试的英语成绩分组的。英语系主任范存忠先生也教“大一英语”，叶先生教了“大一英语”两班。他那时大约是英语系的讲师，兼在沙坪坝的重庆大学教英语。叶先生自然奔波于沙坪坝和柏溪之间。我不知道他在中央大学英语系是否还教其他课程。那时大学的英语系，叫法各异，有的称外语系，有的叫外文系，表示在语言和文学之间，各有不同的侧重。大一英语多只重语言，叶先生则不同。
叶先生身修长，常着长衫，风度翩翩，可谓飘然若仙。他的讲课，深受学生欢迎，我在重庆大学读书的朋友，所感亦如我们班上的同学。他讲话带湖北口音，轻言细语，不紧不慢。读英语则纯正漂亮。讲课中，尤重作家介绍和作品的文学分析，足见知识丰富，文学素养高。这是我当时这个迷恋英国文学而误入了农艺系的学生心折的。
三个多月中，叶先生讲了些什么篇章，今日自不复能忆。一篇高斯华绥的《进化》（Evolution），则令我终身不忘，感叹无穷。《进化》写伦敦Piccadilly广场一个年迈的马车夫，终日缓驾马车在广场兜揽生意，面对日渐多起来、风驰而过的汽车，无人愿乘这个老牛破车，马车夫和他的马车已濒临绝境，最后不胜感慨地对乘客（作者高斯华绥）叹息说，以后不会有马车了。叶先生朗读这篇文章，铿锵抑扬，感情外露；讲解之际，有声有色，多有发挥。他缓慢而低沉地诵读马蹄踏地的“的踏”之音，不绝于我耳。我这个年轻人，不禁如高斯华绥之身临其境，而与叶先生同感叹。这也似乎寄托了我对当时社会的不满，慨然而起了一种朦胧的进化观。几个月之后，我进入成都燕京大学读书，还常常想到这篇散文《进化》，想到叶先生，于是，我把这篇文章译为中文，发表在我和几个中学同学办的文学杂志《文心》月刊第一期上。所谓译作，其实是根据叶先生的讲解。
翻译这篇文章时我已经知道了叶先生笔名马耳，而我在此时和后来读了马耳不少作品。三十年后，周煦良先生赠我以周先生翻译的高斯华绥的长篇小说，我向周先生谈起《进化》，周先生告我曰：“这是高斯华绥一篇名文。”
承教三月，我和叶君健先生的缘分止于此。为此短记，以哀叶先生之丧。《文学报》向多报道叶先生，乃贻之。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原载一九九九年二月十一日《文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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