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志毅的四本散文集（原创）

龙志毅的四本散文集 《龙志毅散文选》、《云烟踪痕》、《失去的风景线》、《特殊年月》，共收入各类散文近150篇，涵盖面宽，内容丰富，笔锋纵横，挥洒自如。

散文谈古论今、侃天说地，将叙事、抒情、写景、议论融为一体，不仅显示出作者的学术功底，更显示出作者的坦荡胸怀和真挚情感。

纵观这四本散文集，其特点是每篇散文都有一个中心，形散神不散。虽然涵盖面很宽，但都贯串着一根 “红线”。这根红线就是一个 “情”，即友情、亲情、乡情、怀古之幽情。分析一下作者在散文中所表现出来的这四种 “情”，不仅能更好地了解龙志毅的文学素养，而且能了解他的为人。

龙志毅在他的作品中说过一段有关友情的话：“中学的友谊是人生最宝贵也是最纯真的友谊。它的含量是单一的，只有 ‘情投意合’四个字，不包括个人的利害得失和等价交换，故而这种友谊是永恒的，它与生命共存亡。”他还在作品中引用过 《李陵答苏武书》的一句话：“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他对这一句话的理解是：“知心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一辈子的事。”可见他对真挚的友谊之珍惜，这是他散文中的一大亮点。作者数十年从政从文，结交很广，有同学、同乡、同事及各种各样的朋友。特别是他担任过省委副书记和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等手握权柄的要职，可以想象那时他的家里也是 “门庭若市”的。这句话形容来往的人很多，像赶场一样。既然是赶场，就难免有怀着 “交易”的目的而来者，为 “交易”而来的自然谈不上挚友，以利害得失为基础，无真挚的友情可言。因为作者很清楚这不是真正的友情。这种人在散文中基本没有触及。相反作者所深情怀念的，大多是 “疏于交，而密于心”，形似 “君子之交淡如水”，实则深怀的情谊似水长的人间真情。

《非梦非烟少年事》是写1990年作者回昆明参加母校天祥中学50周年大庆的事。昔日风华正茂的少男少女，如今一个个都成了 “尘满面，鬓如霜”的半老人，于是作者发出了 “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的感叹。特别是过去的一些密友，几十年未曾见面，相同的起点，不同的经历，便引出了 “非梦非烟少年事，如雕如琢在心房。重逢嘘嘘惊人老，对语切切叹沧桑”的诗句。在 “对语切切叹沧桑”的老友中，特别提到了戴天权。他们相识相知于高中时期，作者笔下的戴天权是 “豁达开朗，通明透亮，开口便妙语连珠”而又在同辈中知识广博的青年。《西行漫记》等书，龙志毅便是从他口中得知后，想方设法找来阅读的。金汁河堤、小坝村头留下了他们难忘的友情。进入云南大学后虽不同系，却依然有来有往。但自从龙志毅被调出工作并到了贵州之后，两人的联系便中断了近三十年。后来戴天权被打成右派，坎坎坷坷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期间他们都互相不知道对方的情况，在那特殊的岁月里既无法打听，也不便打听，但并非友情已断。一旦知道戴天权的确切消息，龙志毅便立即去了一封信。戴天权的回信来得既快且长。龙志毅对此作了描述：“展读之余直觉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字里行间浸透着四个字：“友情依旧”。自此之后龙志毅每次回昆明，已在昆明理工大学担任教授和管理系党总支书记的戴天权都要为他组织一次同学老友的聚会，畅叙昔日的友情。

2006年戴天权不幸病逝，龙志毅写了一篇怀念的散文，标题就叫 “岁月悠悠情依旧”，对这些事有过详细记述，而且还谈到了两人之间一些感人的交往。其中之一是龙志毅在高中二年级时，曾经在昆明 《正义报》副刊上发表过三篇文学作品，但既没保留刊出稿也没保存底稿，几十年过去只存在于记忆之中。老同学相聚谈及此事时，都为之惋惜，却也无法挽回了。后来戴天权却独自到云南省图书馆去翻阅新中国成立前的旧报，费了很大的工夫终于找到三篇作品，他将它们影印下来，并注明刊出日期、所用笔名，然后完整地寄给了作者。“为了保留个人在文学生活中的最初痕迹，更为了感谢小戴，我将它收入了 《云烟踪痕》，并在前言中作了说明。”

《三人行》记述作者出席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后，邀老友黄其兴和舒璋游颐和园，泛舟昆明湖上回首往事，畅叙旧谊。黄其兴是作者初中时期的同学，后来去法国留学，20世纪50年代初期回国，舒璋则是从高中到大学的挚友，和戴天权一样堪称情投意合，数十年的天涯海角抹不去知心的情谊。云南起义之初，龙志毅被调出学校到了贵州工作，舒璋则继续学习至毕业，分配到北京对外文化交流部门工作。舒璋去北京报到途经贵阳时老友相聚，握手告别后便像断了线的风筝。但线断情未断，到了 “文革”，当时的当权者审查龙志毅的历史要找证人，舒璋便是其中的一个。有人暗中向龙透露舒璋找到了，在我国驻埃及大使馆工作。龙志毅听了很兴奋，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彼此通信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之初，舒璋从我驻美大使馆回国，在昆明一个老同学处得知龙志毅的通信地址，便立即写了一封长信寄贵阳，那断了的线终于接上了。但舒璋很快又被派往我驻新西兰大使馆担任文化专员，一直到1989年回国离休，两个老朋友才终于在相别三十六年之后在北京相见。从此龙志毅每次到北京必与舒璋相聚，延续至今不变。

《我的忘年交陈二老者》，是作者缅怀童年时期与牧羊人陈二老者的一段忘年之交的情谊。通过描写作者童年时逃学跟陈二老者一道在家乡的青山翠竹之间放牧羊群、捕捉野鸡的趣事，表现了老羊倌的质朴善良以及他们之间结下的情谊。几年后他从昆明回家得知老者已去世，伫立门口遥望当年牧羊旧地，表现出 “河山依旧，人事全非”的怅惘和哀思。作者在结尾写下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语：“白岩沟的水依然银浪般地倾泻而下，青青的荆竹林中依然游荡着雪白的羊群和放牧者。淡漠的大自然并没有因为少了一个它的忠实伙伴，一个平凡而善良的长者而显出丝毫哀伤。”是大自然无情呢还是作者多情？那就只有让读者去解其中味了。

类似的作品还有 《黄浦江畔遇故人》、《别梦经年忆张克》、《忆朝柱》等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正如前面所述，歌颂和怀念“不带利害得失和等价交换”的纯真友情。

可能是作者的父亲去世得早，而他自己又十三岁便离开了家庭，对亲人记忆不深，因而在龙志毅散文集子中，专写亲情的只见 《姑妈》和 《淡淡的记忆》两篇。回忆母校天祥中学的 《校园幽径独徘徊》也可算一篇。一些文章中提到他的母亲和供他上学的二哥，虽然着笔不多，却也透发出一股深厚的亲情。《姑妈》是作者在高中时期发表在省级大报 《正义报》副刊上的作品。文中描写姑妈在封建大家庭中受尽折磨的悲惨遭遇。在经历了家破人亡的境况下，姑妈收养了这个家庭的唯一传人，并在近乎凶宅的老屋中苦撑二十年，将孩子抚养成人并为之举行婚礼。从而表现出姑妈忍辱负重的性格以及作者深深的同情和敬重。文中有这么三段牵情的叙述：一段是姑妈为这位家庭唯一传人——作者的表哥举行婚礼时，年仅九岁的作者随母亲 “不远千里”前去祝贺。“我们沿着金沙江走了两天到达。姑妈早已跑到离家几里远的地方等着了。她抢上前来将我抱在怀里，端详了一下说：长得这么大了。于是泪珠便一颗连一颗地从她那充满血丝的双眼中滚落出来。”婚礼过后他们又在姑妈家住了几天，作者有这么一段记述：“母亲和姑妈每天晚上在院子的台阶上乘凉。她们一面摇着扇子一面谈着话。我常常看见姑妈掏出手巾擦眼泪甚至抽泣出了声音，母亲有时也一样。”终于到了他们要离开的那天早上，作者又有一段令人动情的记述：“当我被叫醒的时候，一切都已准备妥当，我在睡眼蒙眬中向姑妈磕头后便坐上滑竿，已经走出很远时，忽然听到后面有人叫等一下。我回头一看，母亲正同姑妈并肩地慢慢地边走边谈。她们忽而停下像是要告别了，却又继续并肩走着，而且越走越慢……我静静地望着她们，忽然感到一阵鼻酸，我的眼泪流出来了……”如此的描写虽可称为 “白描”，却是在平淡中见真情，令读者也为之鼻酸。

展读龙志毅的散文，令人感到有一种浓郁的云南情结或曰乡情散发其间。龙志毅出生于云南昭通专区 （现为昭通市）的永善县。虽然少小离家，二十岁离开云南，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冲不淡对家乡的情怀。他的四本散文集中写云南的便有二十多篇。这些满怀浓郁乡情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将对家乡的情谊与家乡的历史和家乡的人物以及个人往事回忆融为一体，从抒情引发出感叹和议论，乃至对人生哲理的见解或探索。

《似曾相识燕归来》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期。端午时节作者坐在黑龙江镜泊湖宾馆的走廊上，看见燕子飞进飞出，便一下子联想到万里之遥数十年之前的往事：母亲在檐下包粽子，燕子绕梁而飞；“东边太阳西边雨，金色的阳光和银色的雨柱交相辉映”，雨中彩虹 “从大凉山高高的顶峰，直下万丈深壑的金沙江内”等等故乡特有的奇观。由绕梁的燕子又想起了当时的流行歌曲 《燕双飞》，激起了感情的涟漪。歌词 “其奈流光速……景物全非”又引发了 “人生苦短”的感慨。而笔锋一转，对 “及时行乐”的消极人生观予以否定。并列举了司马迁、王阳明等古人虽身处逆境而 “不辜负生活”，为中国的历史和哲学作出重大贡献的例子以激励自己。作者还以李白为例，说他虽然写过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钟鼓馔玉何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等诗句。“看似消极，实则是对怀才不遇的一种控诉。他一生留下了大量的优秀诗篇，就是对国家对社会的积极行为和重大贡献。”

《夜访昭通城》和 《昭通三日行》是很能体现作者乡情的作品。昭通市离作者的出生地仅一百多华里，是作者少时所见过的第一座 “大城市”，又在那里念过一年中学。它又是滇东北彝族兴旺发达的萃聚之地，和作者在感情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自从1947年身为高中学生的作者最后一次回乡之后，便没有再去过。20世纪80年代中期，作者来到和昭通邻近的贵州威宁县调研，那天从石门坎出来住在中水镇，这里离昭通不到20公里。作者再也按捺不住乡情的冲动，便有了夜访昭通之行。却又和同行者作出一条规定：“不报官不访友，悄然而去，悄然而回。”这不仅是夜访还是 “偷访”。之所以如此，大概是作者很清楚一旦报了官，访了友，不仅当天晚上回不来乃至第二天甚至第三天也很难脱身。然而机会难得探乡心切，而又不在自己的行程计划之内，便只好偷偷一看了。这偷偷一看正好说明作者对家乡的一片难了之情。然而一个晚上的偷访也还是大有收获的，作者对此作了详细的描写。他拜访了昔日商业中心的陡街和西街，昔日的辉煌已不复存在，出现在眼前的是昏暗的灯光和破旧的门市，这自然难免有一种沧桑之感涌上心头。但在新市区的匆匆一瞥中又看到了昭通市新的辉煌，可惜时间已晚，多数店铺均已关门。这其中还有一则有趣的插曲：作者行经陡街和西街交汇处，忽然想起了当年的老店 “月中桂”和它那有名的绿豆糕。老店的门面正好在城墙边上，如今城墙已拆，月中桂老店何处寻？举目四顾突然发现不远处有一家副食品商店，莫非就在那里？便一抬腿走了过去。迎接他的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作者是这样描写的：“她漂亮、和蔼、操一口特有的温柔的方言，首先便给人一种好感。”漂亮、和蔼、温柔的方言，在作者眼里一切都是美好的，这是主客观的结合，情景交融的结果吧。通过两人的对话，得知老店已不知去向、旧踪难觅了，作者不觉产生莫名的沧桑之感。接下来便想到 《贵族之家》的主人公在外流浪大半生后回家 “儿童相见不相识”的场面。几个钟头的偷访，所见是有限的。作者的夙愿终于在昭通三日行中有所补偿，对昭通的见闻感受，在 《昭通三日行》一文中作了详细描述。

昆明是作者从初中到大学的求学之地，又是人生中成长的关键时期，因而对昆明的感情也特别深。在作者的四部散文集中涉及昆明的不下十篇。其中的 《聂耳墓前》最有代表性。（注：此文收入贵州新文学大系丛书，并被美国华文报纸 《美华商报》转载）在这篇散文中，作者采用回忆往事与观看现实相结合的手法，将对聂耳的崇敬，对其墓地由最初的感慨至后来的欣慰以及自己少年的 “狂妄”和现实的感受融为一体，使作品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感染力。1988年，大年初二全家去游西山，一开头作者便说他的兴趣不在于那不知去过多次的西山，而是想去看看已经重新修建的聂耳墓，从而点出了主题。接下来便是当汽车奔驰在宽阔的林荫道上，两段相隔二十多年的往事回眸：第一次是中学时期全校旅行西山在华亭寺住了两天，大家去凭吊聂耳墓时，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荒草丛中的小土堆，显得孤寂、凄凉；就连那块仅有的石碑据说也是大音乐家生前好友张天虚等出资所立的。回学校后作者在日记上写了一段话： “看了大音乐家聂耳之墓，心中愤愤不平。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办得到，一定将这个地方辟为中国音乐的圣地……”有趣的是那些日记本子竟一直保存下来了，乃至到了1952年 “三反五反”之后的 “清理思想”中，正好为作者自己批判 “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找到了活生生的证据。第二次是1975年作者去北京出席军事工业的 “五·七”会议。回程时因河南涨大水火车不通。遂乘飞机至昆明转乘当天夜里的火车回贵阳。在昆明只停留几个小时，还是被云南的主人邀请去游了西山，那时是 “文革”的后期，聂耳墓还没有重新修建。那天因为时间很紧没有去聂耳墓，但作者惦念着它。当天夜里在回贵阳的火车上作者写了一首：“一别名山廿六年，足迹依稀云树间。无边遐想聂耳墓，纵情嬉戏孝牛泉。古寺漫谈多壮语，龙门远眺有烽烟。狂言虽堪成笑柄，诚心犹固更无前。”其中的 “无边遐想聂耳墓”和 “狂言虽堪成笑柄”便指的是这件事。对它的理解似乎应该是以个人之力辟音乐圣地是可笑的，但聂耳墓应重建的想法没有变。“俱往矣！”当作者从往事回到现实的时候，一座庄严、恢弘的聂耳墓已经展现眼前。作者不禁又是感慨系之，但这次的感慨不再是愤愤不平，而是无比的欣慰。在欢呼 “圣地”的幻想终成现实时，作者回忆到青年时期 “幼稚”的想法，写了一段耐人寻味的结束语：“年轻人总难免易于冲动，而冲动又难免转化为狂妄，即：不知天高地厚。我想这并不都是坏事？也未可知。”

作者喜爱历史和古典文学，对旧体诗词情有独钟。因此在他的一些散文中，往往散发出一种发古之幽思，或曰怀古之幽情。作者到浙江绍兴参观时首先便想到要去沈园凭吊陆游和唐婉的遗踪。在 《沈园非复旧池台》中，一开头便说，年轻时读陆游与唐婉的 《钗头凤》……深感陆游不仅是一位爱国的伟大诗人，而且是一位至死不渝的多情的伟大诗人。……总希望到沈园一游，“感受一下这一对不幸情侣的悲剧遭遇”。终于如愿以偿。进入沈园时，正碰上丝丝细雨迎面扑来，作者感受却是 “来到这陆游和唐婉的断肠之地，下点小雨不是更增添了一层悲剧色彩吗？”于是便欣然地撑起雨伞游沈园。他不仅在那牵魂惊魄的 “题词壁”前流连良久，还想到陆游七十五岁时写下的那两首怀念唐婉的诗：“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棉。此身行作稽山士，犹吊遗踪一泫然。”以及 “……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便寻根究底地要找伤心桥的所在，结果自然是徒劳。已经八百多年了，哪里还能保持原样？但作者终于有了新的发现，他在园中的书摊点上看到了陆游八十四岁时最后一首怀念唐婉的诗：“沈家园里花似锦，半是当年识放翁。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作者在文中谈到了他当时的感受：“读着这些用深情和泪水写下的诗句，我仿佛看到年迈的诗人踽踽于老柳树丛中，伤心桥上，禁不住潸然泪下。”在这类作品中，龙志毅并没有将自己的感受仅仅停留在情的抒发上，而往往是触景生情，因情而思，由思而发出各种议论和感慨，且不乏独立的见解。在《苏轼遗迹追寻记》、《青冢黄昏》、《芳草萋萋贵妃墓》中，作者夹叙夹议，对 “女人祸国”的千年思维定式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综观龙志毅的散文，看似平铺直叙，类似白描，实则平中见深，直中见曲，平淡中见真情。可以说是一种饱含情感而融入理性的抒发。因而感人肺腑，耐人寻味，发人深省。

发表于 《山花》200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