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初二，侵晨起身，看到昨晚友人发来的短讯，知道金性尧先生以九十一岁高龄辞世。
与先生的相识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印象中是读了《古今》，很喜欢其中署名“文载道”的文史随笔。但近几十年的出版物中似乎再见不到这个名字，因猜测这位作者很可能早已不在了。不记得是哪一位长者告诉说：“文载道还健在啊，就是金性尧。”于是便认识了，且通讯往来近二十年。九六年以前，先生是《读书》的作者，虽然发表的文章并不很多。我离开《读书》之后，与绝大多数的作者都渐渐断了联系，先生则是很少几位始终保持来往的师长之一。有新著问世，总会寄我一册，——最后一册赠书得自去岁仲秋，是由先生的女公子携来，便是《三国谈心录》的大陆版，扉页上一如既往有着先生的亲笔题赠。问起近况，说是“还好”。不敢再问是否还能读书，而心里知道，不能读书，对先生来说，生之乐趣也就没有了。
先生一生写下的文字，大约数量最多的便是文史随笔，或曰文史小品也可。一贯的风格是平实而质厚，不事雕琢，而有蕴藉。正如早年的笔名“文载道”，先生的文史随笔始终萦绕着对世情的关注，虽是尽由读史而来，隐而不显。其实读史每每会从中读出“今”来，但要融知与识于一炉而以蕴藉出之，却不能不靠积累，积累而复久酿，方有其厚。《饮河录》付梓，先生命我作序，再三“抗命”而不果，因草得短跋，其中写道：“先生之文，不以文采胜，亦非以材料见长，最教人喜欢的是平和与通达。见解新奇，固亦文章之好，但总以偶然得之为妙；平和通达却是文章的气象，要须磨砺功夫，乃成境界，其实是极难的。”这的确是我的真实感受。而先生“三百首”系列的特具赏鉴之眼，感悟之外，也还应该说是得自深厚的文史修养。记得是在九十年代末，我的一则短文“荔枝故事”刊于《解放日报》，其时是当作文史小品来写的，先生说读后很有些失望。我因此想到先生心中于文史随笔该是悬了一个很高的标准，而我竟为自己定得低了。
很荣幸也很惭愧，先生总把我视作文章知己。在一封信中他曾特别谈及我们的“共同特点”，曰：“自学出身，无名师益友。聪明，有才气。这是王任叔在我二十三岁时给的评语。我们的文章，也可说毫无意义，但有才气这一点是很显明的。……厌凡庸，厌头巾，厌婆子嚼舌。有审美力，感情质，无理论基础。喜博览，爱书如命，手不释卷。喜收藏，近于贪婪，几日不到书店，茫茫然如有所失。但我因怕出门，买书受到限制。古的今的都喜读，但偏重于古。对学问穷根追底，一篇一二千字小文必遍阅资料，准备时间多于写作时间。”这里应该把我排除掉，那么这是“夫子自道”了。读书，爱书，写书，这是作者的乐趣，也是留给读者的乐趣，它不随着生命的逝去而消散，反而教人因此从生命的无端来去中看到某种永恒。
我一向怕写悼念文字，尤其在尚不能跳出悲哀而从容思索的时候，实在是惟有此际才最感到文字的无能与无力。展开数十通来书，看到上一个犬豚交替之除夕先生写下的一首诗，末联有走出苦痛经历的超然，也可以说是晚年情境的自况，因谨录此作结：“鬟云鬓雾若新梳，漏泄春光柳渐舒（用杜公漏泄春光有柳条句）。顾我一身唯有影，驱寒万计不如书。犬豚中夜方相接，天地明朝又授初。已过艰危余事了，尽情灯火走轻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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