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在一个贫雇农的家庭

1949年12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隆隆礼炮声把我催生了。这对于国家和一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件喜事：当时百业待举、百废待兴，人多好办事嘛！从此，我的命运也就与新中国的命运紧紧相连，息息相关。

那时，我家中大哥已六岁，二哥三岁，家庭的收入来源，主要为父亲在农村做雇工的收入，而我的出生给生活本已艰难的家庭，无疑又增加了负担。

那时，全家五口人居住在祖传下来的一间朝北屋内。朝北屋是一间平房，不但朝向不好，且往往外面下大雨，屋里落小雨，经常要拿出脸盆之类的东西来接雨水。父亲爬上屋顶去捉漏，这处好了，过不了几天，别的地方又漏了，苦不堪言。到了冬天，雪花从瓦片下钻进来，成了“不速之客”。二哥胆子大，他七八岁时，竟能单独爬上屋顶去捉漏，那以后捉漏的活就让他“承包”了。

家中还有一间破草间，是堆放烧饭用的稻草、稻草灰和农具的。那破草间没有一面完整的墙壁，屋顶上也没有一块完整的瓦，按当地人说法是一间“四穿凉棚”。全家靠父亲给人家做“五个月”（即在农忙时给有田人家插秧、割稻等农活）得来的微薄收入来维持生计。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父亲种了两亩田脚爿（即租种的农田，收获后除要向政府缴纳公粮外，还得向东家缴租粮）。在丰年，缴了公粮和租粮以后，全家人只能喝上薄粥，到了歉收年时，只能是糠菜半年粮。

为了补贴家用，母亲在家编织金丝凉帽。那金丝凉帽在东南亚国家流行，听说那料正是从东南亚国家进口的，加工成帽子后再出口到那些国家。母亲夜以继日地编织金丝凉帽，一顶帽子往往需要几天或更长时间，才能换来一元多钱的劳务费。母亲就叫我拿着这钱到邻村的小店，去买酱油、盐之类的日常生活必需品。

农忙季节，母亲更是忙得不亦乐乎。做好饭菜，烧好开水，送到田头外，还顶着烈日在晒场翻晒稻谷；家中还养着十几只鸡、一头猪，需要她喂养，而无暇顾及家中的孩子。于是，我们这些小孩像个组织起来的“互助组”，大的照顾小的，或者互相照顾，不像现在的孩子，除了有母亲或者奶奶、外婆当全职保姆外，还有雇请来的保姆照料。大妹读了三年书以后，就辍学了，回家担任了家庭的“互助组”组长，以后的家务活就由她承包了。那时的村子里几乎都是这样，女孩子往往读了一两年书以后，当父母的认为是“开眼”了，就让她们回家主持家务，为父母分忧。

到了年中，母鸡生蛋了，母亲把一个个红扑扑的鸡蛋放到蛋罐里积聚起来。平时，我们家里人是舍不得吃的，只有在我们生日时，母亲会在烧饭时蒸上一个鸡蛋，算是给我们小孩过生日；或者是家中实在没有菜时，为了给我们开荤，一个鸡蛋打在一个大碗里，放上一大碗水和酱油搅和，放到饭镬里蒸熟，成了一大碗的蛋汤。这对我们这些小孩来说已经是难得吃到的佳肴了。等到母亲把蛋汤搬上桌，几个调羹一起下去，很快就见底了。或是家中来了客人，母亲从蛋罐里拿出两个鸡蛋，到屋基地的菜地里，割一把韭菜，切成段，和鸡蛋“打成一片”后，在锅里翻炒，成了韭菜炒蛋的美味佳肴。做韭菜炒蛋时，不但家中香气四溢，在家外几十米处都香气扑鼻，诱得路人直流口水，尤其是我们小孩，闻到香味就往家里跑。在我的记忆中，能享受韭菜炒蛋这样待遇的，只有两个亲舅舅。在平时，母亲总是等到蛋罐里的鸡蛋储满就拿着鸡蛋到集市上去卖了换钱，再买一些油盐、咸鱼、龙头烤之类的“长下饭”（能放得久一些的菜）回来。

冬天家庭没了收入，为了改善生活，父亲就到城里的渔船上，进一些龙头烤、咸鱼等海货，到“三北”（今慈溪市、余姚市、镇海区相邻的地区）农村去叫卖，风里来，雨里去，风餐露宿，多少也能挣得一点脚头钿。这样在过年时，能给我们小孩添置一些新衣服和生活用品。至今使我记忆清晰的是，家里墙壁上挂着一杆父亲用过的木杆秤。

无奈，在大哥初识文化后，父亲便让他辍学帮助家里种田。当时我和二哥虽然尚小，但是，正像京剧《红灯记》中，“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个唱段：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生活在农村的我，则是割猪草，放牛，挑野菜，拾田螺……一年四季赤足奔跑在田垄上。